《左传》上记载，齐国的大臣崔杼杀了淫乱无道的齐庄公，齐国太史伯秉笔直书说：“崔杼弑其君”。崔杼大怒，杀掉了太史伯，然后命其二弟太史仲记载这件事。太史仲毫不犹豫，写下的仍然是这五个字“崔杼弑其君”，于是也被杀掉。三弟太史叔继承兄长遗志，再次写下“崔杼弑其君”，又被崔杼所杀。太史伯最小的弟弟太史季与三个哥哥一样视死如归，仍旧写“崔杼弑其君”，并对崔杼说：“据事直书，史氏之职也。失职而生，不如死！”崔杼被其正气所震慑，放弃了歪曲历史的想法。当太史季出门时，看到另一位史官南史氏手持竹简而来，便问他来此何干？南史氏说：“我担心你也被崔杼杀掉，无人记录史实。”说罢将手里的竹简给太史季看，上面也是如实记载著“崔杼弑其君”。
这样的故事，在现代许多人看来简直如天方夜谭一般，仅仅为了一句真话，这些史官竟然如此前赴后继，大义凛然。其实对于敬天敬神的中华民族来说，人们都相信这种“道义为之根”的凛然正气是天地、日月、山河乃至民族的命脉根本。故文天祥有正气歌曰：“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从在胡地玄冰中为守臣节而牧马十九年的苏武，到安史之乱中以身殉国的雎阳太守张巡；从精忠报国却在风波亭遇难的岳飞父子，到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从弹劾阉党而被捕下狱受尽酷刑的左光斗，到为变法图强而喋血菜市口的谭嗣同，这些人只要放弃他们心中的道义，荣华富贵唾手可得，但是他们却没有选择苟且偷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中华民族的精神就在这种薪火相传的道德正气涵养下得以延续了五千年。

中共政权的建立，使中华民族的精神经历了一场空前的灾难。五七年一场“引蛇出洞”的“阳谋”窒息了五十多万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的声音；浅尝辄止的古文教育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焚毁古代典籍和砸烂历史文物的浩劫，使人们长期接触不到也读不懂老祖宗那苦口婆心的谆谆劝善之言；日复一日的无神论宣传让人抛弃一切道德顾忌；横流的物欲诱惑人为了一己之私而“无法无天”。除此之外，中共任意篡改歪曲历史，美化暴政和暴君，用无处不在的暴力机器禁止人们有自己的信仰和思想。

于是我们渐渐遗忘了做人的道德底线，遗忘了“舍生取义”的民族精神；我们渐渐学会了自我麻痹和忍辱偷安，学会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学会了不吃眼前亏，也学会了浮夸、腐败、曲意逢迎和一切唯领导马首是瞻；认同了善恶标准可以被暴力随意扭曲，因此根本无善恶可言。释迦牟尼佛大弟子舍利弗曾感叹道“堕落容易超升难！”孟子说：“如果人们最想要的就是生命，那么只要保全性命，什么手段不会被采用呢？如果人们最厌恶死亡，那么只要能避开死亡，什么手段不会被采用呢？”五千年传承不灭的精神香火啊，到了我们的手中，已是风雨飘摇！

法轮功的出现无疑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仅仅简单的三个字“真善忍”，涵盖了民族精神中的精华。习惯了口不对心的政治表态的人们学会了说真话，习惯了“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人们学会了善待他人，习惯于“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人们学会了宽容忍耐。对于佛道神的正信，让人开明智慧，胸怀高远。这一切不仅仅表现在修炼者身体健康的改善上，更开启了我们心底都存在和渴望的善念良知，社会的风气乃至民族的精神也重新获得了净化和升华。人们如获至宝，奔走相告，修炼者的人数呈指数性增长。

1999年4月25日的“万人大上访”是法轮功修炼者风貌的一次大检阅。这些修炼者中的许多人都知道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但是他们还是胸怀坦荡地来了，来和政府澄清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他们是那么从容，那么耐心，既没有标语，也没有口号，没有喧哗，也不阻塞交通，平心静气地等待与中央信访办领导对话。

三个月后，那个对拥有上亿信众的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妒忌得发狂的小人终于公开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镇压。海外媒体曝光出来的镇压手段让一切良知尚存的人不忍卒读。数千人被折磨致死，数千人被关进精神病院，数十万人被关进劳改营，无数家庭妻离子散。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这场集古今中外造谣、洗脑、酷刑、株连、虐杀和精神摧残手段之大全的镇压，却未能阻止法轮功学员挺身而出讲清真相的脚步，他们所承担的肉体和精神痛苦、以及背后深刻的原因和巨大的责任岂是“舍生取义”这四个字所能了得？!

如今将近四年的时间已经过去，面对整部国家机器的全力镇压，法轮功学员作为一个坚持信仰“真善忍”的整体，仍然顶天立地，傲霜迎雪。更难得的是，他们没有诉诸暴力，甚至没有慷慨激烈、骂贼而死的行为，一直秉持著和平和理性，心平气和地讲述真相。这来自全社会千百万弟子前无古人的浩然正气，这难道不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全面回归和超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