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通话时我没有听清她的姓名，在通报导斌被捕消息将她的名字写错。在此，我向夏春蓉女士道歉。
导斌被捕的最初几天，每与夏春蓉通话。她重复得最多的话是：“我心里很难受”、“我堵得慌”、“我和孩子以后怎么办？”、“他们警告我，我不能在电话里说……”、“我担心，有些怕……”
一个妻子、一位母亲的压抑和无奈，一个女人那难言的撕心裂肺和对未来的恐慌，使话筒变得透明。我能看见她在流泪，泪水的倒流裹挟著盐粒的尖锐，刺进她鲜淋而柔软的灵魂；轻声哀叹中亮著看不见的刀锋，划开她无梦的夜晚。我想安慰她，但在恐惧突然从天而降的时刻，任何话语都过于轻飘。
虽说株连九族的毛泽东时代已经过去，但只要恐怖政治一天不终结，恐怖仍将无所不在；虽说一般不会株连到良心犯家人的肉体，但必定要株连到心灵。
我曾面对过3年里往返于北京－大连的探监路上的妻子，面对过那些在“6·4”中失去儿子的母亲，面对过孤身一人将女儿拉扯大的徐文立之妻的贺信彤，面对过为杨子立（被判刑8年）奔走呼号的路坤、为徐伟（被判刑10年）流过太多眼泪的王英，为何德普（被判刑8年）辩护的贾建英，数次听过到坚信自己的孙女刘荻（被捕已经1年多）无罪的老报人刘衡的焦虑声音……她们被恐怖政治株连的心灵，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叹息、挣扎甚至泣血。影星刘晓庆曾言做名女人的艰难，然而，做良心犯的老婆更难。
今天，当我又听著话筒那边的夏春蓉时，再一次为这些被株心的女人而颤栗，也为她们能够承担如此重负而感动而负疚：当独裁者把一位良心犯打入有形黑牢之后，也同时为他的亲人们建造了“无形的心牢”。心牢中的亲人们，特别是作为妻子、母亲的女人们所要承受的压力、恐惧的重量和残忍的窒息，一点也不亚于黑牢中的男人所承受的。那是长夜孤灯和日常琐事对身心的长期煎熬，是超负荷心赘和生活重负对人性本身的破坏性磨损，更是跟踪监控和警告威胁所带来的恐惧、惊慌、愤怒、无奈和抗争……
同时，狱中良心犯所必须忍受的最大折磨，莫过于不断地想像亲人们单独度日的艰辛，反复忏悔自己加给亲人们的痛苦。我在大连劳动教养院时，就总是想像妻子如何扛著沈重大旅行袋的蹒跚，想像比这身体的负重更为沈重的独守空房的凄凉，她柔弱的身体能否撑得住如此沈重的身心压力。为此，我写过多首向妻子忏悔的诗，其中一首叫做《和灰尘一起等我》。
恐怖政治的极端残忍之处，正是对准亲情、爱情和友情这些人性中最美好、也最柔软的部份下刀子，每一刺皆血光四溅、体无完肤。不仅是文字狱本身，还有种种其他的刁难，特别是那种无法见上一面的揪心，甚至就是长时间的人间蒸发，妻子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男人身在何处，是死是活。每念及此，我就会生出做赤条条光棍的闪念。
11月23日，导斌已经被捕3周多了，夏春蓉又打来电话。她向我交代：截至目前，她已经收到关心导斌的好心人汇来的将近1万元捐款，托我代她公布并感谢所有捐款者。开始时，我有些吃惊，心想：前几天，夏春蓉还心怀惊惧、经常欲言又止，今天怎么能在电话里这么口无遮拦？犹疑中，正不知如何回答。夏春蓉接著说：“我坚信导斌无罪，没什么好瞒的。你不是一直告诉我，一切公开，越公开就越能想得开，对孩子也有好处。公开也是最安全的。再说，我怎么可能对那么多好人无动于衷。他们帮导斌，就是帮我、帮孩子，帮我们全家共度难关。我从没摸过电脑，就拜托你了。”
听她这样说，我忽地温暖起来。我为这位初经大灾难的妻子，也为导斌和他的儿子，感到庆幸。与我们第一次通话时的感觉相比，她的变化之大，用“判若两人”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她真的变了，声音明亮了，表达顺畅了，开始有了最初的坦荡和从容，甚至她在讲述与警察打交道时，也不再有惊恐、怨恨和无奈，而是尽量用理性的态度来对待刁难，甚至以善意来理解中国警察的职业。她在电话中说：在给导斌送书籍和日用品的时候，那位看守所所长态度很温和，当看守所收下送来的物品时，她顿生几分好感，甚至会不由自主地产生感激之情。
相形之下，我这个历经沙场的敏感人物，“6·4”后的10几年来，一直处在中共专政机关的监控之下，反而在夏春蓉的坦然面前，显得有些慌张和阴暗，顿生对自己的蔑视。好像在初冬的肃杀中，需要安慰的是我，而不是初遇大灾难的女人。
放下电话，回忆起从导斌被捕到现在的整个过程，外界对导斌的关切与夏春蓉心态的转变几乎同步，正是海内外的声援浪潮，给了夏春蓉以安慰和信心。
有时，苦难使人无畏并成熟，尽管这其中蕴含著太多的残忍。然而，面对恐怖政治的坦荡，毕竟还保持著对抗灾难的信心和克服苦难的希望，哪怕这仅仅是保持一种平常心，每月一次的探监和料理好自己及家庭，而如果苦难使人懦弱并萎缩，岂不是除了对残忍的逆来顺受之外，再无其他值得珍惜的人性。一个良心犯的妻子，只要她公开地在道义上拒绝文字狱，就会保持住希望，乐观地面对未来。
夏春蓉的变化告诉我：坦然是医治阴暗和懦弱的良药。
（2003年11月29日于北京家中）
转自《民主论坛》〔原题：由惊慌到坦荡──我在电话中认识的夏春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