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的話是權威的，尤其是在中國這個迷信專家的國度裏。因爲專家這樣說了，所以我們就興高采烈地宣告：我們已經是"準現代化"的國家了。十三年的時間，不過是彈指一揮間。然而，我心裏依然疑惑：我們真的離現代化這麼近嗎？

某些的統計數據向來是當不得真的，因爲那是專家們設計出來給某幾個領導人看的--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之交，由於最高決策者的失誤，造成鄉村中發生大規模的饑荒，活活餓死了幾千萬老百姓，而官方的各種報表和報導上，依然是一派形勢大好、鶯歌燕舞的景象。我不知道那時專家們使用的數據都是怎麼得來的。今天社科院的統計數據與之相比也有異曲同工之妙。比如成人識字率83%，在我看來簡直就是天方夜譚。就在我的故鄉、四川成都邊上的一個小縣城，農民當中文盲的數量都接近半數之多。這裏還是經濟富裕、文化發達的"天府之國"，更不用說廣大的貧困落後地區了。這些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來的假數據，居然被學者們當作確鑿的論據來使用，可見這些"居廟堂之高"的學者們是多麼的不了解中國的現狀。他們要麼就是太愚昧，要麼就是睜著眼睛說瞎話，用"學術"來向領導獻媚。我猜想，這些宣佈中國還有十三年就能夠實現現代化的學者們大概一輩子都呆在首都方圓十里之內。因此，我只想對這些專家說一句話；與其在書齋裏空想，不如到鄉村去走一走、看一看。

退一萬步說，即使以上的數據都是真實的，但僅僅靠幾組數據就能夠說明中國實現了現代化嗎？"現代化"是物質的，它更是精神的。現代化首先是人的現代化，是讓國家的公民都能夠過上民主的、自由的、幸福的、有尊嚴的、享有充分人權的生活。而在中國大陸擁有十億以上人口的農村，一個嬰兒一生下來就成爲戶籍制度的犧牲品。農民的身份定位讓他失去了遷徙的自由--這是最基本的人權之一。除了考大學和參軍並轉志願兵，他們只能一輩子呆在出生地，受盡屈辱和剝削。盧躍剛在《大國寡民》一書中所凸現的鄉村中可怕的景象，並不僅僅存在於一個村莊。像武芳那樣被地方惡霸毀容而無處伸冤的農民，遍佈在中國苦難的大地上。有幾個學者會注意他們的悲慘命運呢？

農民來到城市以後，無論在市民的眼裏還是在政府執法部門的眼裏，他們都是"次等公民"。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數千萬的"流動人口"爲了追求美好生活離開他們的戶籍所在地，來到城市打工掙錢，他們一般被統稱爲"外來人口"，以區別於本地居民。湖北大學人口學教授楊雲彥說："我認爲'外來人口'這個稱呼是不科學的，但大家都在用，我也得用，不過我都加上一個引號。"人們還發明了"打工仔"、"外來妹"這些稱呼。

一位新浪網友在文章中描寫了一名懷著對幸福生活的憧憬來到廣州、卻被莫名的力量嚇死的外來妹的悲慘命運--

某日，她跟所有辛勤的勞動者一樣，下班回來衝了涼，進入了甜蜜的夢鄉。

"砰、砰、砰……"好夢剛開始，朦朧中聽到一陣霸道的擂門或踢門發出的巨響，接著傳來吆喝："開門！開門！查房了。"

接著又是"砰砰砰"的聲音，此起彼伏，刺破陌生的夜空。

一陣驚悸。除了在初中課本中讀到過杜詩"有吏夜捉人"的描繪，她還是第一次經歷這樣的場面。

相信大多數人都沒有經歷過這樣的場面。所謂查房，主要是檢查房客是不是良民，有無暫住證，有無違法犯罪行爲。請問本地人，沒有證據，誰敢無緣無故半夜敲門查你的房嗎？你被查過房嗎？一般沒有。外來人口才是懷疑對象。

新刑法實施後，我國法律程序中的有罪推定原則，改成了無罪推定原則。這是一次尊重人權的根本性的改革。可是"外來人口"卻還在被"有罪推定"。他們總是懷疑對象，有義務自己證明自己的無辜。

初來時，也曾聽說過是要查房的，但她初來，還來不及辦暫住證，再說，爲找工作，帶來的錢早花光了，工資還沒到手，湊不齊辦暫住證的幾百塊錢。可是，沒辦證，是要被抓去罰款的。這還不是最可怕的。她擔心的是，他們是真查還是假查？姐妹們曾叮囑過要小心，不久前一個姐妹被冒充查房的強姦了。

"砰砰砰"，敲門聲一陣緊比一陣，顯然是不耐煩了。想逃，想躲起來，可是她又後怕起來，她聽說，前不久，一個沒辦暫住證的外來工翻牆逃跑，被查房的治安員開槍打死了。

在異地它鄉，半夜三更，倍感無助，她的肌肉一陣緊縮，她的心臟起了痙攣。她捂著心口，暈了過去，再也沒有醒來，她的臉上寫滿驚恐。

一朵鮮花就這樣枯萎了。

她跟所有女孩子一樣嚮往著美好生活，可她卻被半夜裏擂門的聲音嚇死了。

當然，她的遭遇，並不是所有外來工的遭遇，可她的遭遇不是偶然的，在半夜查房中死亡的，她不是第一個，她也將不是最後一個。

我想追問社科院的那幾位學者：對於這名被活活嚇死的女孩來說，現代化還有多遠呢？他們無法回答這樣的問題。他們所研究的"現代化"根本就與這類"外來人口"無關。

我在《中國青年報》上讀到張傳玖寫的一篇題爲《一個農民的兒子對戶籍制度的世紀心問》的文章，文章寫道："一件事發生在'五一'前。我所在的這個城市似乎對外來人有什麼仇恨，必欲除之而後快，非要清理不可。其時正在一建築工地打工的表兄自然屬被清理之列，也被清理回家了。後來他在電話裏跟我說，那幾天很忙很累，每天吃完晚飯就睡覺了。四月十一日晚十點左右，朦朧中被警察的一陣呵斥聲驚醒。他們很快明白是怎麼回事，慌忙掏出了身份證、暫住證、健康證等必辦的證件，但警察看也不看就扔在了地上(有的還被撕了)，無論怎麼解釋、怎麼哀求，都毫無例外地被送到遠郊的縣裏關了起來。後幾經交涉，讓每人家裏寄三百元不許問的什麼費才讓回家。當然還不能自由地回家，而是被'遣送原籍'：一站交一站，一路被看守著運回原籍。一路上，幾個打工仔勞頓得不成人形，快到家時他們抱頭痛哭：想不明白自己到底犯了什麼罪而遭此厄運！有人甚至發誓，再也不到這個城市來了！表兄因爲捨不得幾個月的工資，'五一'的風頭過後，又來到了這個城市。他問我是否認識公安局的什麼人--他擔心'十一'又被清理。"節日只是少數人的節日，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卻是噩夢。他們在勞動，卻沒有因爲勞動而獲得基本的尊嚴。這裏雖然沒有種族的分野，他們卻像生活在納粹集中營裏的猶太人，無依無靠，恐懼而孤獨。現代文明之於他們，似乎觸手可及，其實卻遠在天邊。對此，作者高聲呼籲說："如果說七十年代末開始實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改革開放後我國農村生產力的第一次大解放，那麼我們有理由相信，消除不公正的戶籍制度必將是意義更加深遠的我國農村生產力的第二次大解放！沒有理由再讓計劃經濟條件下那套僵死的戶籍制度成爲跨世紀的制度了，中國人早就應該真正平等起來--平等地分享本就屬於全體國民的發展機會和全民所創造的財富，自由地在自己的國土上流動和遷徙。如此，民族幸甚！國家幸甚！！"張傳玖的呼籲依然僅僅是"呼籲"而已。專家學者們是聽不見的，他們只對抽象的、複雜的數據有興趣，這是深不可測的"學術"，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需要用這樣的"學術"來證明。然而，對我來說，這些同胞的命運顯然比那些學者的數據更加真實。面對這些被侮辱的生命和靈魂，我得出了與學者們迥然不同的結論：中國離"現代化"的距離，還很遠很遠；中國人要過上真正"人"的生活，還有很長很長的路要走。

那些故意說假話的專家學者們，比政客還要讓我厭惡。

（原載《議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