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为中国道家之源，其中“黄”指“黄帝”，“老”指“老子”。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的文明从源头开始就已经与人体修炼密不可分。汉武帝之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教在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历史中占据了统治地位。两晋和五代之时，佛教思想传入中国，隋唐以来，开宗明义，蔚为大观。纵观中国历史，对“儒释道”三教的信仰和追随早已深刻地贯穿于民众思想之中。
然而，极力鼓吹“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似乎更谙通“精神是统治一切的”这一道理，明白控制精神领域有多么重要。它一上台，就开始极力清洗中国的思想意识领域，就连孔子的“仁义礼智信”的最基本的做人道理和传统美德都予以批判和铲除，更不用说那些渊源流长的教人心向善的各种宗教信仰，同时把源自西方的、从“暴力革命”下产生的“共产主义”理念灌输进华夏这片土地。
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共产党使用的手段之“高明”(更确切地说应该是“阴险”和“恶毒”)是世上任何其它团体都无可比拟的。首先，它控制一切国家宣传工具以及暴力手段，打着“封建迷信”的口号封杀了一切。中国人民几经共产党发起的各种运动的磨难、长期灌输洗脑和无所不在的暴力恐吓，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一场浩劫，已经本能地把“宗教信仰”视为“愚昧、无知和落后”。“封建迷信”变成了打击人民信仰自由的一根非常有效的政治棍子。实际上，历史上许多赫赫有名的大科学家和许多政治家都是虔诚的宗教信徒。比如经典物理学的奠基人牛顿爵士、当代物理学的奠基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被许多台湾人奉为“国父”的孙中山等等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在科学最为发达的美国，也有大约一半的人信仰基督教。
历史演变到了本来就靠封杀异己上台的江泽民时代，对各种宗教的邪变、以及对教徒的精神洗脑及暴力迫害更上层楼，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为了打击和虐杀面对改革开放后带来的日益蓬勃发展起来的各种宗教，江泽民居然堂而皇之地把“宗教信仰”升级为“邪教”和“恐怖主义”，并在“稳定压倒一切” 的幌子下大打出手。
1．暴力摧残不同宗教信仰者
二零零二年二月十一日，“中国宗教迫害真相调查委员会”在纽约曼哈顿西三号，五十一街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六份半中共政府有关迫害宗教信仰的机密文件和绝密文件。文件签署日期是一九九九年至二零零一年之间。文件条款详细指示各级政府如何打压和消灭包括天主教、基督教、佛教及法轮功等宗教信仰，如采用裸体审讯、密捕利用、科技强警等前所未有的手段对信徒进行迫害。
该委员会主席李世雄先生表示，这些文件的重要性在于：首次披露中共对宗教的打压和迫害不仅仅是一些地方官员的行为，而是来自党的核心江泽民、中央政治局委员罗干等少数人的操纵，而且迫害的范围是全国性的。
然而，由于江氏政权掌握着一切宣传工具，极力封锁着每一个对它不利的消息，正如美国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研究员施皮格尔说，“几乎没有任何办法知道中国到底有多少宗教迫害。中国政府当然不会有任何数位。中国国内的组织，除非是迫不得己寻求国际团体的帮助，否则也不会公布他们掌握的数位，因为外界介入，往往对在押人的处境更不利。”
但是窥一斑而见全豹，我们还是能够从封锁线下透露出来的点滴消息中看出江氏对中国宗教信仰压制的残酷性和恐怖性。
(1) 对藏传佛教的迫害
早在1300年前，佛教就传入西藏，从而对西藏的文化、历史、风俗、习惯，乃至于西藏人的衣、食、住、行等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不懂得保持民族特色的江泽民一直试图想摧毁那里的藏传佛教。如今，且不说西藏地区的财富拥有者不是藏人而主要是中国内地人，让我们看看藏传佛教在江氏的统治下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大好形式”之下呢？
骇人听闻的数据
非官方组织“西藏人权与民主发展中心”所发布的《1999年西藏人权年度报告》中显示：1988年3月～1999年12月之间，西藏境内已知的良心犯有615人；其中，僧、尼人数高达495人。（僧人350人、尼姑145人、活佛5人；判刑时间最长的有28年。）
1987年～1999年间，已经知道的被折磨、拷打致死的西藏人政治犯共69人；其中僧、尼人数为36人。（僧人25人、尼姑11人。）中共在各寺庙中开展的“政治思想再教育运动”，拘留、监禁了不计其数的人。
1996年～1999年间，中共在西藏全境内所有的寺庙、尼姑庵中开展的“爱国主义思想再教育运动”。运动中，已经知道的有1,432个僧尼被工作组开除出各自的寺庙。有470僧、尼因不想违心地批评自己的上师达赖喇嘛而主动离开寺庙。
现在每年都有上千个西藏人冒着生命危险翻越喜马拉雅山逃到印度。其中僧、尼人数竟占60%。8月份到达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逃亡者共113人，其中僧、尼就有53人。在印度境内西藏人新建的二百多座佛教寺庙内，90%以上的僧、尼是近年来从西藏逃出来的。这也是有目共睹的。
西藏僧尼投河自尽，只因无法忍受江氏政权的迫害
“斯塔寺”已成为西藏康地区的最大的佛教寺庙之一，到1998为止已有10,000多僧尼。其中包括一些中国人在内的、来自亚洲各地的佛教信徒。然而由于信徒越来越多，引起了江泽民的不安。于是，在1998年，江氏政权派出人员前往该地区，要求严格控制寺庙的僧尼人数，并宣布该寺庙只允许留下600名僧人和400名尼姑。就是说，有9,000多名僧尼将要被赶出“斯塔寺”。
于是在以后的3年多时间里，每月至少派两次工作组进行骚扰，逼迫该寺住持赶走信徒；最后还通过这些僧尼家庭所在的县、乡等组织，威胁僧尼们的家人：不把他们的亲人从寺庙叫回来，就罚款5,000元人民币，交不出钱的，就没收房地和牲口。如此，为了让家里的房地和赖以生存的牲畜不至于被中国政府没收，不少僧尼的家人来信苦苦要求他们尽速回家。这些善男信女不愿意给他们的亲人带来麻烦与不幸，更不愿意离开寺庙和自己的上师。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们走上了自杀的绝路。从1999年2月至5月间的4个月时间里，竟有6名僧尼相继投入“斯塔”旁边的大河里自尽。
学过佛教哲理的僧尼肯定知道自杀也是一种杀生，和杀人一样是有着很大的罪业的。然而，这些从不杀生的佛教僧尼跳河自杀，可以想象江氏政权的残暴和恐怖。
另外，“斯塔寺”连续出现6名僧尼自杀事件后，当地政府不仅严厉封锁消息，还明目张胆地威胁当地居民和僧尼：谁要是透露出去，就以泄露国家机密罪严厉惩处。后来过了两年，外界才从西藏东部康区甘孜地区的“斯塔寺”逃出来的僧人那里得知那里发生的悲剧。
在“江泽民的批示下”四川扫荡五明佛学院
2001年夏，位于四川的一座最大藏传佛教学院五明佛学院遭中共四川当局封锁，四川省统战部王副部长代表江氏政府下令：在2001年6月26日前，原有的4,000多藏族女僧人（觉姆）只能留下400人，4,000多藏族男僧人（喇嘛）只能留下1,000人，而1,000多汉族人则必须全部离开，否则将推倒房子。学院从6月6日起已经被迫停课。而后该学院即被中共的部队官兵占据，百多座建筑物被破坏，数千名僧侣被赶走，多名尼姑在过程中被吓死。其中，佛学院六十八岁体弱多病的院长蓬乔喇嘛，六月开始被当局幽禁，目前下落不明。
西藏普通百姓的遭遇
如今，在西藏普通百姓人家，不许吊挂达赖喇嘛和他所承认的11世班禅喇嘛格顿曲吉尼玛及嘎吗巴活佛的画像。在甘孜地区今年早些时候，县政府也正式宣布禁止百姓家中吊挂当地人民非常崇拜的高僧索朗群培的画像。在拉萨地区藏族干部职工家中甚至连佛龛都不许摆设，江氏政权还把每年7月6日的夏季祭神活动定为非法行为而加以取缔。
违令者，学生将被开除；干部职工将被扣发工资。江氏对藏传佛教的迫害连那里的孩子都未能幸免。有一个小学生因为考试前到寺庙烧香被发现而被学校开除。
高级喇嘛在江氏政权下的处境
众所周知，西藏第2位高级喇嘛11世班禅喇嘛格顿曲吉尼玛，1995年5月他被正式宣布为10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后的第3天，就和他的父母一起失踪了。当时，他才6岁。然而，12月8日，中共却自己另外推出一个班禅喇嘛。这无疑是江氏政权想进一步控制藏传佛教的又一举措。
西藏甘孜地区达吉寺的高僧索朗平措，1999年10月25日，他被当地公安局秘密逮捕。理由是他和达赖喇嘛有关系。当地百姓得知后，有3,000多人聚集到县政府门口，要求释放。百姓还扣压了两名公安人员。在中共派军队后才算平息。在这事件中，80多人被捕，很多人受伤、受罚。而这位高僧身陷囹圄，被关押进了达子朵监狱。
就连西藏境内的第三号人物，被中共和达赖喇嘛双方面都承认的唯一的高级喇嘛---17世嘎吗巴活佛，终也不堪江氏政权的压制，于1999年12月28日晚上10点钟，一行7人离开措布寺，逃到印度达兰萨拉。到了印度后，嘎吗巴活佛说：“佛教在西藏正面临灭顶之灾。”
然而由于江氏霸占着一切媒体工具，中国的老百姓除了能看到那里歌舞升平的大好形势外，根本就无从知道那里发生的迫害藏传佛教的骇人听闻的残剧。
(2) 对天主教徒及基督徒的迫害
随着改革开放，在国外盛行的基督教，天主教在中国也不断地发展起来了。虽然中国宪法规定了公民有宗教自由的权利，然而 中国官方却试图牢牢地控制各宗教派别的发展，于是出现了完全受政府控制的什么天主教爱国会和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国务院并于1994年颁布144号145号令，分别管理中国境内的外国宗教人士及中国所有的宗教人士与其活动。于是，不登记、不加入“三自”的家庭教会，也就是脱离江氏政权控制的宗教信仰团体便成为“打着基督教旗号进行非法和违法的犯罪活动的邪教组织和反动、非法组织」。
然而，随着对教义理解的深入，有些宗教信仰者也逐渐地认识到了所谓的“三自”教会违背了宗教的教义，不再愿意加入官方的教会，于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