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方强调“法轮功”善于“精神控制”。我觉得，“精神控制”是一个非常模糊的字眼，而且它暗示了思想犯的存在。一个人仅仅通过思想，哪怕就是进行“精神控制”，也不构成任何犯罪。所以，“精神控制”的提法不符合法治精神。
而且，究竟什么是“思想控制”？孔子宣扬中国的传统美德“仁义礼智信”是不是“思想控制”？马克思讲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工人阶级的头脑是不是“思想控制”？中国宣传雷锋精神是不是思想控制？所有的意识形态和大众传媒都有强烈的“思想控制”效果！那些跨国公司为什么斥巨资进行广告宣传？还不就是为了“思想控制”么？每一个学者通过写书来传播自己的思想，五四运动宣扬科学和民主，那都是思想控制！而且，据说还带有“殖民话语”！毛泽东时期，红宝书满天飞、忠字舞人人跳，那不是思想控制？现在的“三讲”更是严重的思想控制！其实，一切文明都企图影响别人，这种思想上的影响是正常的。所以，我觉得，“思想控制”无处不在，用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字眼描述“法轮功”并不贴切。
“思想控制”的措辞抹煞了受众的主动性、个人责任，把责任一概推给了“控制者”。在任何一种思想面前，人们有选择和判断的自由。思想的交流和传播显然是一个在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的一个互动的过程，而绝不是一个控制和被控制的单向关系。一种思想是否被民众接受，决定了这种思想的传播和寿命，而不论这种思想的推销者如何努力都不会起到绝对的作用。也就是说，即使存在“思想控制”的事实，它不可能在这种思想是否被接受这个问题上起决定或者主导作用，也不会挽救这种思想的最终灭亡。而受众对一种思想如何理解，也不一定在“思想控制者”的掌握之中。
举个例子，在古罗马帝国后期享乐主义盛行、民风腐化，基督教就象一股清新的风悄悄弥漫在帝国土地上，这叫“深得民心”，却不是“思想控制”。中世纪后期，许多教士生活堕落、追逐世间名利，严重损害了基督教的声誉。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基督教在当时具有一统天下的地位，具有强大的实施“思想控制”的手段和途径，却挽救不了它的衰败。我认为，“思想控制”的作用是不应该被夸大的。
“思想控制”这个措辞还有强烈的愚民倾向。谁也不是傻子，怎么就容易被“思想控制”？难道每个人不是最适合于判断自己面临的问题吗？“思想控制”和“深得民心”在舆论不自由和文革那种气氛下是常常难以分清的。
在一个多元的现代社会中，各种思想并存是正常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强迫别人。解放前，共产党人为了国家前途前赴后继，这不是“思想控制”的结果，也不是国民党的屠杀可以阻挡得了的。在今天，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表明没有一种主义是什么绝对真理，只能是理性的“自负”。人民的自由、人权和福祉是衡量一种思想、主义的标准，而这种衡量也是通过那种自然而然的选择和演进来实现的。一种思想有绝对的资格判定别人或者其他思想对与错的时代的确过去了，社会稳定的前提不应该是思想上的“大一统”，而应该是理性的“和而不同”。
这里，我并不是为“法轮功”说话。我只是说出一种看待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法轮功”怎么就有那么大的“思想控制”能力？如果是欺骗，不可能长久；如果确实“不同凡响”，科学应该对“思想控制”的机制进行认真的研究。中国教育党员那么多年，为什么那么多高官贪赃枉法拦都拦不住？事实上，对于一种思想，问题的关键不是“思想控制”，而是是否“深得民心”。前苏联的“思想控制”多厉害，照样完蛋。如果一种主义、一个政党不再那么为民众考虑，凝聚力就下降了。党还是原来的党，主义还是原来的主义，但是每一个党员的恶行都给中共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带来很大的损害。如果信“法轮功”的人最后都悟到了“自焚”，如果“法轮功”的功理确实有问题，不用打压，用不了多久自己都不行了，不是内因起决定作用吗？当然，我并不觉得我比别人聪明，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理性地判断他所面临的事情，不可能都自焚的。
中国的历史告诫人们：不要用暴力和批判解决思想问题，当时对错争议很大，事后很快就会分清了。为了社会稳定，应该对认识上的分歧存而不论。应该立足于疏导社会矛盾，而不是激化或者用强力解决。不仅要维护稳定，也要维护社会的宽松和凝聚力。社会再稳定，精英都往外国跑，也是中华民族的损失。
无论如何，自焚者和他们的家属是不幸的。我们这个社会应该有一套化解社会冲突的机制，以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应该进行一个全民讨论，开诚布公，化解分歧，尤其不要用不好的手段以免雪上加霜。历史上中国的政治运动、人们之间的不同理解、政府和民众之间矛盾很多，我们这个民族应该学会用理性去对待了。
在重大的思想分歧面前，时间和人心是检验谁对谁错的最可靠的标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