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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報消息】對於中國入世成功，除了官方媒體的強力炒作、一片叫好之外，民間的反應不僅極爲冷淡，而且反對入世的聲音也很強大，入世談判的漫長、達成協定的巨大讓步和國內經濟的種種危機，成爲反對者的充足理由。反對入世的最強音甚至到了胡謅的程度，比如有人說：入世可以逼迫政府更進一步放權讓利，但是從1985年的城市改革開始，政府實際上已經無權可放、無利可讓。 真的如此嗎？非也！ 不要說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政府的放權讓利有目共睹，即便第二次經濟改革已經過了將近十年之後，中國經濟仍然是政府壟斷程度極高的經濟。從放權的角度講，僅僅是産權改革一項就遠遠沒有完成！從讓利的角度講，僅僅農民沈重的負擔一項就有巨大的讓利空間！如果按照國際通行的個人所得累進稅制，農民的收入水平根本就不應該納稅！其他如：股市准入的權利、民間經營資本市場和從事銀行等金融業務的權利，民間資本進入電信、傳媒、能源等行業的權利……等等，簡直數不過來。 反對入世者抱怨西方國家要價太高和中共政權讓步太大，但是，無論是外來的壓力，還是國內的危機，延緩了中國的入世進程和使中國作出巨大讓步的，在根本上都不是歐美國家或世貿組織，而是中共獨裁製度無法取得國際社會的真正信任，無法靠內部的動力繼續推進制度改革並消除潛在的經濟危機。 在當今中國，維持一黨獨裁的中共政權，仍然是□駕於其他所有利益之上的最高利益，它不僅高於經濟利益、人民利益，而且高於國家利益。這種本末倒置的利益關係，也必然體現在中國簽署的入世協定之中。爲維護這個最高利益而實行的種種制度和法規，在根本上與WTO的規則相對立，WTO要求透明、自由、公平，而在中國，黑箱操作、政府壟斷、市場準入歧視……實際上，中國的入世代價之高昂，主要是民衆爲這個陳腐的制度支付的額外成本。換言之，即便在談判中有不公正對待，那麼這種不公正代價的最終承擔者，絕非中共政權及其權貴門，而是中國百姓。而且，百姓承擔的不公正代價，在根本上不是西方諸國強加的，而是中共政權強加的。 然而，西方國家在市場準入上的高要價，主觀上是爲了自己的經濟利益，客觀上卻可以藉此逼迫中共在市場準入制度方面作出更大的讓步，以便促進中國按照WTO的規則加快體制方面的改革。入世的主要意義，與其說是經濟上的，不如說是政治上的。 2001年11月12日於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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