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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漣: 我看《切·格瓦拉》一劇
我遠在深圳——這是一個社會公衆對政治冷漠、而上層卻一味採勸用政治上的極端保守來換取經濟上的繁榮」的「策略」的城市,沒有幾個人對誕生於遙遠的北京城的一個「有爭議的」劇本感興趣。但我還是有機會讀了《切·格瓦拉》,並詳細問了看過該劇的朋友的現場感受。這位朋友這樣對我說:「對《切·格瓦拉》這個劇本不能僅僅從理性上去理解,我原來只看過這劇本,很不同意它的許多看法,但到了現場觀看,感受到整個劇場氣氛後,我認爲《切·格瓦拉》現象值得好好思考。」 這個劇本寫作得比較技巧,作者用切·格瓦拉這一極具人格魅力的傳奇人物所信奉的理想,取代了他從事的那個運動後來的社會實踐,劇本中終張揚着對那一理想的追求,而那一社會實踐,由於與目前還活着的政治人物們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更由於它還是現實統治合法性的基礎,所以其真實面目始終隱藏在神祕的、厚重的歷史幃幕之後。「真實」被迫裹上重重莫名其妙的外殼,再加上個別遠在大洋彼岸的學者,用滿嘴洋概念給我們創造了一個從來不曾存在過的文革、鞍鋼憲法、大躍進,將歷史塗抹得面目全非——如此不認真對待歷史的「研究成果」,與官方有意隱瞞歷史真實遙相呼應,其結果就是引導那些從未經歷過文革的七、八十年代出生的青年,竟在不知其然的情況下,對「文革」莫名其妙地崇拜起來。最近我所讀到的「經濟文革」一文,作者就以爲「文革」只是一羣高幹、高知及其家庭受難的歷史,殊不知千千萬萬普通人所遭受到的家破人亡之 與切·格瓦拉熠熠生輝的理想人格對照的,是矛盾叢生的現實社會。作者將其智慧傾注於筆端,再加上北京語言特殊的煽情魅力,用去掉一切中間人士、中間看法的二元對立,使得整個劇本只剩下黑白地帶,非甲即乙,似乎這世界只剩下這兩種選擇:不是剝削就是革命;這世界只剩下兩種人:不是剝削者就是革命者。作者藉助於這種寫作手法上的「不公平」,在理想與現實中間搭了一座虛幻的橋樑,甚至不管整個二十世紀的人類歷史到底是怎樣寫就的。其實「革命」的結果只不過是換了一批統治者而已,底層人民的生活處境,除了用「出身論」製造一批賤民,讓一般勞苦大衆在與政治賤民那種低賤如塵埃的處境相比較中,生出幾分自己還是「人上人」的虛幻感覺之外,又有什麼實質性的改善呢?更何況普通民衆在完全喪失了自由的情況下,得到的只是配給制的低水平物質生活。在克格勃式的警察國家裏,誰也沒有享受自由。而且作者將革命寫得那麼激情萬 改革之後的社會確實存在許多問題,但這些問題卻不是通過暴力革命獲解決的,它必須通過另一種不流血的革命,即制度變遷來解決。二十世紀確實有國家通過社會改革達到了社會富足、人民安定並享有各種權力的境界,資本主義國家如美國及歐美國家的人民,也並非如我們想象的那樣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憲政民主制度保證了他們有自己的利益訴求管道,最重要的是保證了他們擁有自己的基本權利,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正是這些權利保證了他們可以用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維護着他們各自的利益,沒有任何一個羣體可以完全無視他人利益而爲所欲爲。 我在美國華盛頓的納粹大屠殺紀念館,手持一位在大屠殺中死去的小女孩的護照進去參觀,在那紀念館裏仔細觀看了一個多小時。當看到納粹德國迫使猶太人掛着侮辱性的牌子在公衆場合示衆的圖片時,當看到一位小孩在日記中記錄他所經歷的種種令人恐懼的事情時,我的心雖然在不斷顫慄,但更多想到的卻是咱們自己的「文化大革命」。因爲我那時雖然只有十歲,但已經記事,我清楚記得我家提心吊膽地渡過每一個黑夜,因爲不知道什麼時候又要來一批什麼人抄家,其實幾經洗劫的家根本沒剩下什麼東西,連過冬的毛衣和好一點的棉襖都給抄走了,差不多家徒四壁。抄家者反覆上門,無非是滿足他們那種虛驕感與虐待狂心理。要知道我的父親其實只是當地一位較有名的醫生而已,與毛澤東要施之以無產階級革命專政的幾類人都沾不上邊。而且,我總覺得這個猶太小孩的生存處境不一定比我們更差,至少他還能留下日記,我們誰敢留下記錄當時境遇的日記 我重視的是《切·格瓦拉》這一劇本引起的社會反響,由於社會現實確實如此,還由於這一劇本強烈的道德傾向,它的誕生註定要在觀衆心裏掀起滔天巨浪。我曾在湖南衛視「有話好說」節目做過一次嘉賓,就廣州南方百貨二十五位下崗職工的住房是否應該被該企業收回的問題展開討論。那些職工最長的工齡達35年,最短的也有15年,他們的住房並非什麼好房子,也在幾年前企業房改時以非產權房的形式買了下來。後來政府發文否定這種房改,他們也恰在這時下崗,於是他們爲之服務了長時間的企業就根據政府公文要他們搬走,這二十五位工人在失去工作之後又要失去他們賴以棲身的住房。廣州媒體如雲,也素以大膽敢言著稱,但這件事情不知什麼原因就不能見報。這些無助的工人只能通過同情者牽線搭橋,在湖南衛視的「有話好說」節目上展示自己的困苦與無助。那次節目中,參與者有工人、學者、企業負責人,下面的觀衆出身各異,談話的內容真 這種社會磨擦加劇的現實狀況,如果還被當局看作「形勢大好」,一心以封嘴消音的方式撲滅不同聲音,恐怕真離「革命」不遠了。《切·格瓦拉》一劇的警示意義就在於此。 因權力市場化而拉大貧富差距的今天,我完全理解人們在觀看《切·格瓦拉》時的複雜情緒,因爲這一劇本確實用漫畫化的煽情手法反映了社會公衆對現實的一種真實認知。但我卻反對在無視歷史經驗的情況下,吹響暴力革命的號角,因爲「格拉瑪號」從來也沒有駛到過它所指向的目的地,不管坐在那條船上面的格瓦拉本人的人格魅力如何熠熠生輝。我不願意看到生我養我的父母之邦再次陷入革命的血海之中,除了社會統治精英們不願看到社會危機信號,非將社會逼上那條路不可。我認爲現在中國社會的各種矛盾(包括上述矛盾),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角色錯置造成的,在過去二十多年中,政府既要做規則的制定者、遊戲的仲裁者,又要作爲參賽者介入社會經濟活動並分取利益,而整個社會明明已形成了各個利益羣體,但就是不讓這些利益羣體有自己的利益代表與利益訴求管道。程曉農先生曾深刻地總結過社會矛盾如此糾結的社會原因:「對社會主義國家來說,經濟改革的政治難題是,在全能主義的體制中缺少應對上述現實的機 中國知識分子在這場時代變革中到底扮演何種角色?他們近幾年到底在爭什麼?由於這種爭論常有花翎紅頂的介入,常常使得這些爭論最後不了了之。近幾年來所謂「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就是這樣。最近,海外一位朋友跟我談到他的看法,很有見地,謹錄之如下: 「不管是從真正的自由派立場,還是從真的新左派立場去看,避談政治自由的『經濟自由派』和奢談『革命、公平』、卻半句也不敢批評專制的『新左派』,均屬冒牌貨。我越觀察越覺得,在當今中國的土地上,他們雖各有後臺,利益並不一致,相互妒忌、爭鬥,彼此攻擊不已,但其實他們各自的後臺效忠的是同一個『主子』,雙方均爲其『主子』所需要,因爲他們分別支持主子的經濟和政治基矗就象『羅鍋子』與和申(左王右申)一樣,彼此鬥得再熱鬧,『皇上』也不會真除掉誰。因此,這些在臺上『演戲』的『角兒』深知,自己無論怎樣批評另一方,都會安然無事,而且既能提高知名度,又能增加稿費、顧問費之類的收益。同時,他們也並不擔心被批評的另一方會觸及自己刻意避談的真正『痛腳』。所以,他們的『表演』就象傳統中國戲劇中的『武打』,看着熱鬧,煞有介事,其實是不必當真的。在對外關係上,他們也分別扮演着相得益彰的角色,『經濟自由派』爲爭取國際資本唱『中國市場歌』,『新左派』則幫着『主 革命的煽情搞了整整一個半世紀,一切似乎又回到了歷史的起點。這已經不僅僅只是幾個知識分子的悲哀,而是整個民族的悲哀了。因爲它表明,一個半世紀的苦難歷史,並沒有將我們這一古老民族教得聰明一些。所有的歷史苦難,都被我們用煽情語言與虛假學術輕輕抹上一層明亮色彩,化成了後人應該頂禮膜拜的聖殿。 如果是這樣,我只能說,在二十一世紀,我們中國還將是現代化道路上的遲到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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