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远在深圳——这是一个社会公众对政治冷漠、而上层却一味采劝用政治上的极端保守来换取经济上的繁荣”的“策略”的城市，没有几个人对诞生于遥远的北京城的一个“有争议的”剧本感兴趣。但我还是有机会读了《切·格瓦拉》，并详细问了看过该剧的朋友的现场感受。这位朋友这样对我说：“对《切·格瓦拉》这个剧本不能仅仅从理性上去理解，我原来只看过这剧本，很不同意它的许多看法，但到了现场观看，感受到整个剧场气氛后，我认为《切·格瓦拉》现象值得好好思考。”

　　这个剧本写作得比较技巧，作者用切·格瓦拉这一极具人格魅力的传奇人物所信奉的理想，取代了他从事的那个运动后来的社会实践，剧本中终张扬着对那一理想的追求，而那一社会实践，由于与目前还活着的政治人物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由于它还是现实统治合法性的基础，所以其真实面目始终隐藏在神秘的、厚重的历史帏幕之后。“真实”被迫裹上重重莫名其妙的外壳，再加上个别远在大洋彼岸的学者，用满嘴洋概念给我们创造了一个从来不曾存在过的文革、鞍钢宪法、大跃进，将历史涂抹得面目全非——如此不认真对待历史的“研究成果”，与官方有意隐瞒历史真实遥相呼应，其结果就是引导那些从未经历过文革的七、八十年代出生的青年，竟在不知其然的情况下，对“文革”莫名其妙地崇拜起来。最近我所读到的“经济文革”一文，作者就以为“文革”只是一群高干、高知及其家庭受难的历史，殊不知千千万万普通人所遭受到的家破人亡之
痛，远远甚于这些高干高知们，只是历史从来不是“人民群众”的历史，所以高干高知们在打倒“四人帮”以后，还有机会倾诉苦水，将自己家族跌落尘埃的种种不幸公诸于世，而不少遭遇灭门惨祸、死得猪狗不如的普通民众，却永远也没有办法再伸张他们所受到的冤抑，他们的悲惨遭遇只能消失在茫茫历史长空。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与社会原因”，知识分子们极少能够将这段历史记载下来，如果有人记录，那也只能在国外发表（这一点恰被黄纪苏先生轻飘飘地斥之为“前往牛津清算‘文革’，住在耶鲁批毛泽东”），如郑义记载广西吃人的《红色纪念碑》，本人十年前用笔名写的记载湖南邵阳县杀人的文章《为了被遗忘的数千冤魂》等——不过必须声明，拙作可不是在国外写的——我经历过那时代，至今不愿意回首那个时代的荒谬、血腥与不人道。我只认定一条：理想再光辉灿烂，但如果落实到现实，全是苏联的《古拉格群岛》、东欧与中国的社会实践
，那就只能说明这理想缺乏可操作性，只能存在于书本与理念之中。这就好比太平天国的理想是《天朝田亩制度》，天下之男子皆兄弟，天下女子皆姐妹，而其实却等级森严，上层人士纵欲无度，下层却必须严格禁欲。所谓“天国”的上层与下层，过的全然不是一样的日子，这场革命除了通过这种秩序颠覆将一些边缘人物送上了统治者位置之外，对广大下层人民又有什么意义呢？难道我们能对劳苦大众说：“太平天国有着光辉灿烂的理想，现实不需要与之计较吗”？

　　与切·格瓦拉熠熠生辉的理想人格对照的，是矛盾丛生的现实社会。作者将其智慧倾注于笔端，再加上北京语言特殊的煽情魅力，用去掉一切中间人士、中间看法的二元对立，使得整个剧本只剩下黑白地带，非甲即乙，似乎这世界只剩下这两种选择：不是剥削就是革命；这世界只剩下两种人：不是剥削者就是革命者。作者借助于这种写作手法上的“不公平”，在理想与现实中间搭了一座虚幻的桥梁，甚至不管整个二十世纪的人类历史到底是怎样写就的。其实“革命”的结果只不过是换了一批统治者而已，底层人民的生活处境，除了用“出身论”制造一批贱民，让一般劳苦大众在与政治贱民那种低贱如尘埃的处境相比较中，生出几分自己还是“人上人”的虚幻感觉之外，又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善呢？更何况普通民众在完全丧失了自由的情况下，得到的只是配给制的低水平物质生活。在克格勃式的警察国家里，谁也没有享受自由。而且作者将革命写得那么激情万
丈，好像是一路凯歌，众位革命英雄在潇洒谈笑间，就江山易主、革命成功。殊不知革命是千万人头落地，鲜血染就。中央电视台正在放《太平天国》电视连续剧，虽然有一些血淋淋的厮杀场面，但那厮杀场面与野史中记载的惨状相比，真是太温情脉脉了。史载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江苏、安徽等省赤地千里，析骨为爨，易子为食的事情时有发生，人肉标价出卖的事情比比皆是。

　　改革之后的社会确实存在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却不是通过暴力革命获解决的，它必须通过另一种不流血的革命，即制度变迁来解决。二十世纪确实有国家通过社会改革达到了社会富足、人民安定并享有各种权力的境界，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及欧美国家的人民，也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宪政民主制度保证了他们有自己的利益诉求管道，最重要的是保证了他们拥有自己的基本权利，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正是这些权利保证了他们可以用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维护着他们各自的利益，没有任何一个群体可以完全无视他人利益而为所欲为。

　　我在美国华盛顿的纳粹大屠杀纪念馆，手持一位在大屠杀中死去的小女孩的护照进去参观，在那纪念馆里仔细观看了一个多小时。当看到纳粹德国迫使犹太人挂着侮辱性的牌子在公众场合示众的图片时，当看到一位小孩在日记中记录他所经历的种种令人恐惧的事情时，我的心虽然在不断颤栗，但更多想到的却是咱们自己的“文化大革命”。因为我那时虽然只有十岁，但已经记事，我清楚记得我家提心吊胆地渡过每一个黑夜，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要来一批什么人抄家，其实几经洗劫的家根本没剩下什么东西，连过冬的毛衣和好一点的棉袄都给抄走了，差不多家徒四壁。抄家者反复上门，无非是满足他们那种虚骄感与虐待狂心理。要知道我的父亲其实只是当地一位较有名的医生而已，与毛泽东要施之以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几类人都沾不上边。而且，我总觉得这个犹太小孩的生存处境不一定比我们更差，至少他还能留下日记，我们谁敢留下记录当时境遇的日记
？一篇那样的日记就可以将无辜的小孩打成反革命并送进监狱，还要株连父母与整个家庭。至于我们对待同胞的态度，也绝不止于只挂个牌子，还要戴上高帽子、坐喷气式，以及其他一切当时的“智慧”想象得出来的酷刑。我看了大屠杀纪念馆以后，才明白为什么咱们迟迟不建“文革纪念馆”，因为倘若真有那么一个纪念馆，人们只要参观过那个纪念馆，恐怕再也不会相信有关“文革”以及其他种种神话了。

　　我重视的是《切·格瓦拉》这一剧本引起的社会反响，由于社会现实确实如此，还由于这一剧本强烈的道德倾向，它的诞生注定要在观众心里掀起滔天巨浪。我曾在湖南卫视“有话好说”节目做过一次嘉宾，就广州南方百货二十五位下岗职工的住房是否应该被该企业收回的问题展开讨论。那些职工最长的工龄达３５年，最短的也有１５年，他们的住房并非什么好房子，也在几年前企业房改时以非产权房的形式买了下来。后来政府发文否定这种房改，他们也恰在这时下岗，于是他们为之服务了长时间的企业就根据政府公文要他们搬走，这二十五位工人在失去工作之后又要失去他们赖以栖身的住房。广州媒体如云，也素以大胆敢言著称，但这件事情不知什么原因就不能见报。这些无助的工人只能通过同情者牵线搭桥，在湖南卫视的“有话好说”节目上展示自己的困苦与无助。那次节目中，参与者有工人、学者、企业负责人，下面的观众出身各异，谈话的内容真
可谓是“什么阶级说什么话”。有些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两位大学生在观众席上闪着泪光说：我们父母是湖南某某工厂的职工，我们家从爷爷一辈子就在这家工厂工作，当我们父母被宣布下岗时，我家的感觉就像是被父母抛弃了一样。一位与我同台作嘉宾的企业家干脆说，企业负责人有企业负责人的难处，如果让这些下岗职工占着房，那新来的职工怎么办？企业还要不要办下去？政府说了企业原来的房改不算数，就得按照政府说的办。观众席上一位长沙负责房改的干部则提供了一则办法，说政府提供的解困房也就十来万元钱，你们去买这种解困房就是。那原来抱了很大希望的广州下岗工人们听了以后苦笑着说，我们如果有钱买政府解困房，就不至于要到这台上来讲自己的困难，做人都有自尊。

　　这种社会磨擦加剧的现实状况，如果还被当局看作“形势大好”，一心以封嘴消音的方式扑灭不同声音，恐怕真离“革命”不远了。《切·格瓦拉》一剧的警示意义就在于此。

　　因权力市场化而拉大贫富差距的今天，我完全理解人们在观看《切·格瓦拉》时的复杂情绪，因为这一剧本确实用漫画化的煽情手法反映了社会公众对现实的一种真实认知。但我却反对在无视历史经验的情况下，吹响暴力革命的号角，因为“格拉玛号”从来也没有驶到过它所指向的目的地，不管坐在那条船上面的格瓦拉本人的人格魅力如何熠熠生辉。我不愿意看到生我养我的父母之邦再次陷入革命的血海之中，除了社会统治精英们不愿看到社会危机信号，非将社会逼上那条路不可。我认为现在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包括上述矛盾），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角色错置造成的，在过去二十多年中，政府既要做规则的制定者、游戏的仲裁者，又要作为参赛者介入社会经济活动并分取利益，而整个社会明明已形成了各个利益群体，但就是不让这些利益群体有自己的利益代表与利益诉求管道。程晓农先生曾深刻地总结过社会矛盾如此纠结的社会原因：“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经济改革的政治难题是，在全能主义的体制中缺少应对上述现实的机
制。政府习惯于代替民众和社会利益集团作抉择，因而也把制度变革的所有责任和可能的社会反弹都集中到自己身上；而民众则习惯于等待政府提供的机会，也把变革中的利益损失归咎为政府的过失。结果政府很难从社会各利益集团的利益摩擦或冲突中超脱出来，不能有效地扮演社会利益集团间利益摩擦的仲裁者角色；相反，政府往往被深深地卷进这种利益集团间的摩擦，为了维持安定，只好运用公共资源对各利益集团轮番安抚。这样，本来存在于各利益集团之间的摩擦，反而被政府变成了每个利益集团分别与政府的摩擦；本来可能只是社会中某个利益集团对另一个利益集团的不满，却被转化成对双方对政府的不满。当轮番安抚不再奏效时，政府只好更多地依靠政治影响力最大的社会集团，以至于成为其利益代表，这时政府继续推动改革的能力就被束缚住了。二十年来，我们所看到的不正是这样的情况吗?”

　　中国知识分子在这场时代变革中到底扮演何种角色？他们近几年到底在争什么？由于这种争论常有花翎红顶的介入，常常使得这些争论最后不了了之。近几年来所谓“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就是这样。最近，海外一位朋友跟我谈到他的看法，很有见地，谨录之如下：

　　“不管是从真正的自由派立场，还是从真的新左派立场去看，避谈政治自由的‘经济自由派’和奢谈‘革命、公平’、却半句也不敢批评专制的‘新左派’，均属冒牌货。我越观察越觉得，在当今中国的土地上，他们虽各有后台，利益并不一致，相互妒忌、争斗，彼此攻击不已，但其实他们各自的后台效忠的是同一个‘主子’，双方均为其‘主子’所需要，因为他们分别支持主子的经济和政治基矗就象‘罗锅子’与和申（左王右申）一样，彼此斗得再热闹，‘皇上’也不会真除掉谁。因此，这些在台上‘演戏’的‘角儿’深知，自己无论怎样批评另一方，都会安然无事，而且既能提高知名度，又能增加稿费、顾问费之类的收益。同时，他们也并不担心被批评的另一方会触及自己刻意避谈的真正‘痛脚’。所以，他们的‘表演’就象传统中国戏剧中的‘武打’，看着热闹，煞有介事，其实是不必当真的。在对外关系上，他们也分别扮演着相得益彰的角色，‘经济自由派’为争取国际资本唱‘中国市场歌’，‘新左派’则帮着‘主
子’抵制‘和平演变’、维护‘红色’江山。这个‘主子’真正恨的，是不愿意依附的‘清流’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力图独立于任何权贵（包括掌握经济资源的新权贵以及占据意识形态位势和‘革命’资格之政治资源的老权贵），只讲真话实话，这才让‘没穿衣服’的‘皇帝’恐慌。‘皇帝’真正害怕的，是‘清流’会帮着老百姓看穿了‘皇上’与‘罗锅子’、和申（左王右申）们演的这台‘戏’，要‘轰’他们‘下去’。……”

　　革命的煽情搞了整整一个半世纪，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历史的起点。这已经不仅仅只是几个知识分子的悲哀，而是整个民族的悲哀了。因为它表明，一个半世纪的苦难历史，并没有将我们这一古老民族教得聪明一些。所有的历史苦难，都被我们用煽情语言与虚假学术轻轻抹上一层明亮色彩，化成了后人应该顶礼膜拜的圣殿。

　　如果是这样，我只能说，在二十一世纪，我们中国还将是现代化道路上的迟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