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隸屬體改委的改革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官場祕藉」，當時並沒有特別的反響，但一位中共老幹部讀後，認爲是對中共現有的政治體制誣衊攻擊，經過其特殊的管道上書今上江澤民。江澤民借題發揮，在一次政治局常委討論目前出版業現狀的時候，出示了這位老幹部的上書，表示對改革出版社出版「官場祕藉」感到十分震驚；他並對國家新聞總署的負責人說：我就不信買賣書號的問題都解決不了，如果這個問題還不能解決，還要你們新聞出版署幹什麼？

有江澤民這句話，在今年的新春前夕，新聞出版署立馬把新聞出版界的負責人召集到北京舉行會議，除了傳達江澤民的講話精神，政治局常委李嵐清和中宣部副部長龔心瀚到會講話，會議指出大陸出版界在黨史、軍史、國史方面經常出問題，並屢屢在外交和敏感的政治話題方面發生犯規現象。並提到，現在不少出版社手上有一批涉及百年曆史回顧的題材，重申必須遵照中共關於歷史問題的決議，不允許自由發揮。到會的領導人再三強調，絕對不容許鼓吹多元化、私有化，因爲江澤民把鼓吹多元化視爲危及黨和國家前途的大逆不道；同時還提出要「強化陣地意識」，要求出版業的各級領導人「守土有責」，把能否落實上級的要求與自身的生存聯繫起來。此後一系列的整肅新聞出版界和自由派知識分子的動作，即由此而來。

「思想有自由，寫作無禁區，出版有紀律，黨要講政治」，這是中共控制出版業的新戒條。據業內人士介紹，與過去不同，如今撰寫犯忌作品的作者個人一般不大受到追究，因爲思想和創作的自由實在已經無法控制，當局就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對出版者的控制上面，而對出版社的控制如今也已經退到最後一條防線，即控制組織人事大權。目前，對違規出版社的懲處第一次是警告，第二次是黃牌警告----實行停業整頓，第三次是從社長、總編到普通員工全體解職，連出版機構本身也全部解散。

新聞出版署的負責人對旗下的各出版社負責人打招呼說，過去在處理買賣書號問題時，還是比較着重體恤大家的實際困難，現在江澤民發話了，我們自己的飯碗都將不保，顧不過來你們那麼多了，「原來是殺雞敬猴，現在是有雞殺雞，有猴殺猴」。改革出版社和炎黃春秋出版社等十五家出版機構，就是在江澤民的指示下、按照上述新戒條遭到解散和停業整頓懲處的，出版「官場祕藉」的書商還被逮捕入獄，正面臨着「煽動罪」的起訴和判刑。業內人士擔憂，象近年來比較活躍的「草原部落」等出版商的命運，也將是凶多吉少。

行家們認爲，過去還在處理一個出版社或一個具體的案例時，通常還要尋找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現在則是赤裸裸的把體現最高領導人好惡的片言隻語作爲處罰的依據，新聞總署在處罰那些「違規」出版社的時候往往說，我沒有什麼理由好解釋的，你也用不着申辯，反正是老闆不喜歡你們出的東西。這裏的老闆即指江澤民也。龔心瀚向出版界的負責人交代，要向（江澤民）老闆負責！（上海當局更是肉麻地宣稱「我們上海要爲澤民同志分憂」）不能辜負江澤民的「重託」。這是丁關根「專業」技巧的又一次體現。

早些時候，中共爲了加入WTO曾擬定了一個所謂「三五八方案」，準備三年內向民間資本開放出版市場，但是從時下以傳統方式整肅出版界的力度加大的趨勢看，這個方案已經被廢除了，取而代之的中共最近提出的所謂「兩個市場論」，即在擴大經濟和物質商品市場開放的同時，根據黨國的國情加強對精神產品市場的管理，嚴禁民間資本涉足新聞出版業，並作出規定：凡因逐出已有民間資本造成的空缺和虧損，將有國營資產來替補。新聞出版署春節前夕的那次會議還強調，在因應加入WTO的對策方面，除了發展報業集團和在一些要扶持的媒體進行政策試點，還要加強和健全出版業管理方面的法制，對涉及重大題材和敏感政治問題都必須事先報審，同時還要求各省仿效中央建立審讀機制和審讀隊伍，加強對印刷企業實行「印書（許可）證」制度，加強對違規者懲處的力度。

縱觀大陸共產國在新聞出版業上出現的反覆，一方面體現了中共意識形態的徹底瓦解，它不得不採用近似黑社會的手法來進行管理，不問是非理由，唯權力是從，象「有雞殺雞，有猴殺猴」這樣趕盡殺絕的做法，甚至連黑社會都不如了，可見今日中共已墮落到何種程度；另一方面，自八九年以來中國大陸對意識形態的控制明顯得比前十年要緊，自由派知識分子和新聞出版從業人員下海的下海、流放的流放、坐牢的坐牢，一片凋零，然而在中共「主旋律」的高壓之下，民間文化出版界仍然找到夾縫，拱出了一片屬於自己的天地，出現了江澤民所抱怨的：這麼多年連一個買賣書號的問題都解決不了的奇觀。即便目前大陸的出版業的確存在着低俗商業文化氾濫等種種弊端，中共繼續加強對新聞出版業的傳統控制，也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如果目前對新聞出版業的整肅，有什麼關閉出版社、逮捕出版商等具體成效的話，那充其量也只是一種迴光返照。

封不住的互聯網推動「政治性謠言」氾濫

日前，丁關根要求關閉人民日報網站「強國論壇」以外所有的大陸網站中文論壇。他在七月十六日參觀中國青少年計算機信息服務網時強調，要運用網路加強思想政治工作。與此同時，中宣部日前向各級政府下達文件，要求各地黨政部門開展清查「政治性謠言」的行動。毫無疑問，北京的這一舉措旨在增加對社會思想輿論控制的力度。

分析丁氏此舉的原因，首先是中共政治鬥爭進入了一個新的十分敏感的階段，在這個階段，成克傑貪污被判死刑，既反映出中共反腐敗口號的破產，江澤民當政的這些年不但腐敗沒有得到遏止，相反腐敗的規模越來越大，性質越來越嚴重，涉案官員的級別越來越高；但是中共的處理卻還是政治權力鬥爭重於制度改革建設的漩渦裏無法自拔，陳希同貪污腐敗的嚴重程度遠遠超過成克傑卻只判十六年徒刑，反映出中共維護既得利益超過了反腐敗的決心和毅力。

另一方面，在今年北戴河會議前夕，江澤民在對內事務上因爲鎮壓法輪功，導致中國人權狀況的急劇惡化，引起海內外的一片抗議聲浪，而法輪功不屈不饒的抗爭，使的它與中共正在進行的這嘲聖戰」中積聚了更多的資源。在對外事務上，因爲密使案件的曝光，令江澤民在統一問題上腹背受壓，一方面因爲要對這些年來的對臺政策失敗負責，他的核心決策地位受到了挑戰，社會輿論已經把他視爲李登輝的「同路人」，另一方面，臺灣新政府表現了比李登輝更多的善意，北京卻遲遲無法給予正面的回應，這使人感到，江澤民該堅持的時候「出賣」了民族利益，而在該妥協的時候，卻總是演「過頭戲」，凸現出他政治上的搖擺和幼稚。

其次，這也是中共專制權力的本質使然，中共手裏捏了一把製造「思想太監」的刀。據中南海向來所有的癖好，就是要求全黨全軍全國人民與江澤民爲首的「三個代表」保持高度的一致，也叫一元化。大陸著名青年思想理論家吳稼祥最近指出，在中共國這樣一個大國，十二億人口各有各的需要，最簡單的管理是把大家所有別的需要都砍掉，讓大家只有一個需要。所以要把所有的自由思想家統統閹割掉，這就是我們國家存在的一種割韭菜傾向，你劉軍寧、何清漣想自由思想，老子就把你割了，就象把一屆一屆的思想家變成沒有生殖能力的思想的太監。就象每一代青年人總是要獨立思想一樣，江澤民、丁關根之流總是要想方設法把思想家和知識分子閹割了，鉗制人民的言論。

中南海試圖在暴風雨來臨之際，先行封殺各種社會輿論監督，就象小偷行竊的時候，先把燈關上一樣。然而，封殺充滿活力的國際互聯網，追查所謂的政治謠言，讓人民感到與文革後期四人幫垂死掙扎的種種舉措，何其相似也！難道中國的歷史就無法擺脫這種惡性的循環，果真如此，中國雖曾經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但是非常不幸的是我們可能將成爲亞洲最後一個民主國。

反腐電影「生死抉擇」欺世盜名

中共國正在有組織地觀映以肅貪爲主題的電影「生死抉擇」，這是根據張平的小說「抉擇」改編的，講述中國大陸北方某省會市長李高成從中央黨校學習回來，發現其四弟、妻子竟接受賄賂，和腐敗同流合污；而一手提拔他的省委副書記居然爲之護駕，李高成面臨痛苦、沈重的抉擇。廣東的父母官李長春稱讚這是一部「反映我黨堅決與腐敗現象作鬥爭的好影片」，特別要求廣東省地級以上官員必須偕同配偶觀看。

在腐敗日益猖獗的共產中國，能夠有以反腐敗爲題材的作品問世，這其中多少有值得肯定的積極因素，但是它的實際作用卻備受懷疑。從當局採用組織手段放映這部影片的情形來看，中共所謂的「反腐敗」還是在政治思想掛帥的傳統漩渦裏無法自拔。李長春下令官僚的配偶家屬一起觀看，顯然就成了一種用形式主義欺騙輿論的造勢表演。

如果講，在改革開放之初，對於社會開放後併發出來的種種腐敗現象，中共當局缺少應對的辦法，不得不依靠傳統政治的機制來敷衍搪塞；現在已經二十多年過去了，中南海決策者對於腐敗理應有一個清醒的認識了，而且在實行民主政治的國家中，對抑制腐敗早已經有許多卓有成效的措施，象舉世公認的建立權力制約機制、開放輿論實行社會監督等等。但是，就是在中共當權者一邊大聲疾呼再腐敗下去要「亡黨亡國」的同時，一邊卻拒絕實行政治體制改革，把倡導權力制衡和輿論監督作爲資產階級自由化來批判，甚至把組織民間反腐敗組織的安均等人投入監獄，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並整肅何清漣等揭露腐敗的知識分子。就象江澤民曾經誓言「依法治國」，如今卻代之以「三講」和「三個代表」，採用傳統的道德說教來反腐敗，更顯示了它的落伍和倒行逆施。

據北京圈內人士披露，在廈門遠華案被揭露以後，黨內外輿論要求追究原福建省負責人、現任政治局委員賈慶林領導責任的時候，江澤民不但公開與賈慶林一起亮相，而且在私下講，我保得了溫家寶，也就保得了賈慶林。其實，溫家寶雖然在八九年因爲是趙紫陽當政時的中央辦公廳主任受到種種壓力，但是他因爲受到元老鄧小平和宋平的賞識，更重要是他務實幹練的工作作風，在現今的中南海班子中無出其右，江澤民根本就是離不開他，豈是賈慶林之輩可以同日而語？！何以同樣是政治局委員、北京市長，陳希同因爲腐敗被打翻在地，賈慶林卻可以照樣「穩坐釣魚臺」，其中的奧祕是：陳希同是挑戰江澤民權威的政治對手，賈慶林則是江澤民的心腹死黨，這也就是中共所謂「堅決與腐敗現象作鬥爭」真實含義。

所以，中南海當權者現在是一批既得利益的特權階級，也被稱作是當今中共國的「腐敗聯盟」，他們嘴上面說「反腐敗」，甚至還抓出幾個貪官來裝模作樣地「打老虎」，在二十年前可以說他們是自欺欺人，在今天卻完全是欺世盜名、愚弄人民了。有江澤民、李長春這樣的騙來騙去秀，黨國能不腐敗越反越嚴重嗎？！

「密使」案曝光令江澤民尷尬

江澤民與李登輝的密使往來被曝光以後，在臺海兩岸和國際間掀起了軒然大波。其實，大多數搞政治的人都是在舞臺上演一套，在實際運作中卻另作一套，在中國的政治傳統中，尤其發展到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更盛行這種做派，看來江澤民、李登輝也無例外，在「打」得不可開交的表面現象背後，卻有着北京與白宮更加暢通的祕密熱線。如今他們的「密使」技倆被揭密以後，對他們各自的歷史政治地位及兩岸關係的演變，都將產生深遠而巨大的影響。

如果講，兩岸的當權者一直在相互競爭的話，在這次密使風波中，李登輝成了一個大贏家，不管你是將他視爲居心叵測的奸雄，還是開啓臺灣新時代的「民主先生」，在他當政期間，處理兩岸關係變化多端的手腕，再次讓外界跌破了眼鏡；而且，從這次被揭密的客觀效應看，使他個人在卸任總統以後的政治影響力得到了進一步的延續。相反，在各種場合擅長作秀的江澤民卻被泄漏了天機，鬼使神差把這場關鍵的重頭戲給演砸了，反而弄巧成拙地收不了場，如今不但失了面子而且還丟了裏子，弄得裏外不是人，這可以算是他上臺十年來最慘重的失敗。

臺灣人也有「被矇在鼓裏」的感覺，但是因爲李登輝是贏家，臺灣人不會有大陸人民那種被出賣被欺騙的感受。何況，臺灣的政治架構似乎對此還有補救的辦法，特別是從輿論和民意代表的表現來看，臺灣在發展民主政治的建設中，密使案的曝光對於完善各項監督機制會產生積極的正面意義，而現任新政府無須承擔這一案件的政治責任，相反可以繼承其中得出的政治成果，這是李登輝勝出江澤民一籌的地方。

在中共統治的專制集權社會中，當權者在國際內政上搞這種祕密勾當，早已是司空見慣的。象毛澤東向斯大林拱手割讓了中國東北的大片領土、以「保家衛國」的名義讓數十萬志願軍官兵奔赴朝鮮戰場「拋頭顱、灑熱血」、爲感謝日本侵略拯救中共一筆勾銷日本的戰爭賠款等等，簡直是罄竹難書。由於中共壟斷了信息的流通，廣大民衆被剝奪了知情權，難免會把中共的意識形態的宣傳誤信爲真，從而在中共的「輿論導向」下，被塑造出一種所謂的「民意」。近年來大陸社會對所謂的「臺灣獨立」同仇敵愾、一片喊打的聲浪，也常被外界誤以爲「民意」。江澤民以爲，只要他牢牢控制住輿論，任何見不得人的勾當都可以肆無忌憚地去做。但是，紙是包不住火的，在當今國際互聯網高速發展的信息社會里，真相遲早會大白於天下，當中國大陸的老百姓了解了事情的真相以後，就會調轉槍口痛斥中南海當權者愚弄人民的禍國行經。

現在，臺灣新政府在兩岸關係上表示出的和平善意，已經獲得了國際社會的肯定，「球」似乎已經回到了北京半場，正在江澤民窮於應付之際，密使案揭密使得中共國的真實民意開始醒悟：江澤民成了與李登輝「勾搭成奸」的同路人，甚至是出賣共產百姓利益的主要責任者。外界都在期盼北戴河會議爲中共的兩岸新政策定調，也一直在揣測江澤民的心腹曾慶紅的仕途將更上一層樓，如今密使案被曝光，大陸方面的主角是曾慶紅、汪道涵，都是江澤民的心腹重臣，在中共高層爲十六大人事佈局展開角力之際，江澤民這些年對臺政策的嚴重失誤，是否會由此成爲政治對手追究的把柄？所以北戴河會議的既定議程和程序，將會產生何種影響和變數，是很值得觀察的。

另一個需要十分警惕的焦點是，人們不能無視「密使外交」在現實政治中的客觀功能，在現今兩岸關係進展到無比微妙的時候，如果完全廢黜「密使」，不但在客觀上可能令兩岸溝通完全「斷線」，江澤民、曾慶紅等爲了挽救自己的政治地位，就可能鋌而走險，比他們的政治對手表現得更加激進----從原來的立場走向另外一極----與軍方和強硬派聯手，冒天下之大不韙點燃進犯臺灣的戰火。最近公佈的國臺辦人士更迭，有中共軍方背景的要員從幕後直接走到臺前，是否是這種趨勢的一個預兆？相反，如果江澤民、曾慶紅這次能平安過關，則證明他們鞏固自己政治權力的努力已經達成目的，東方又出了一個「毛三世」，今後的政局會有更多的「江記」色彩，也許這正是中共政治傳統的詭譎之處。

二○○○年九月 --摘自中華評述, 原題爲：「江記政治秀有如沒頭蒼蠅 輿論導向全盤失控」(http://renmin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