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讀了之後，發現上述口號並不貼切準確，要說《媒體中國》的真正特色，其實是一篇嘻笑怒罵皆成哀悼的悼詞──沉痛悼念中國已死或將死的改革媒體。如果要更準確一點說，該書主要是在悼念嶺南「改革媒體烈士」：全書雖然號稱《媒體中國》，雖然也說到了北京、武漢、成都的一些媒體內幕，但真正的主體，還是在嶺南，也就是廣東的媒體。這既因爲作者劉勇近十年來始終是廣州的報人（先在《粵港信息日報》，後爲羊城晚報報業集團），更由於近十年來，廣東始終是中國新聞改革的前沿陣地和先鋒前驅，已經犧牲或將犧牲的知名改革媒體，大都在嶺南一帶。讓我們看看《媒體中國》披露的近十年來死去的「改革媒體烈士」名單──

深圳《深圳青年報》──生於1985年，歿於1988年夏，共青團深圳市委主辦。死因是發表了《我贊成鄧小平退休》等「出格」文章。

深圳《蛇口通訊報》──生於1985年1月，歿於1989年夏，蛇口招商局主辦，總編輯韓耀根；蛇口工業區主辦，曾以大膽批評蛇口「一把手」袁庚而著名，死因是「春夏之交」風波帶來的「整頓」。

廣州《現代人報》──生於1986年，歿於1994年，廣東省圖書進出口公司主辦，總編輯易徵；曾和上海的《世界經濟導報》、北京的《新觀察》一起號稱「中國民間的兩報一刊」。死因是《現代人報》「違反新聞紀律」，竟然與境外媒體合資辦報──與香港《明報》合資辦報。

深圳《深星時報》──生於1994年，歿於1998年，《深圳特區報》與香港《星島日報》合辦，是大陸唯一一家獲得官方日報認可的中外合資傳媒。死因爲發行量太小，經營不善。

深圳《投資導報》「財源週刊」，生於1996年，歿於1999年，《深圳特區報》主辦。「財源」以提出中國民間辦報的大彩印、大特塊、大專題、大頭像、大照片之大氣派，稱爲中國新型報刊。死因是擅自與外資合作辦報（瑞士榮格集團合資合辦）。

惠州《現代生活報》，生於1993年，歿於1995年。該報曾以《觀察中南海》專欄震動中國傳媒界。死因與此有關。

深圳《街道》雜誌，生於1993年8月，歿於1998年7月14日，深圳南山區粵海街道辦事處主辦，主編許浩。死因是該刊1998年第7期的封底上了一個「半裸屁股的西方女郎」，深圳市委宣傳部立即下令停刊整頓。後欲與《羊城晚報》合作未成而駕鶴西遊。

深圳《開放日報》，生於1993年，歿於1995年，深圳南山區委與國務院特區辦合辦，死因爲上面禁止地方與中央合作辦報。

廣州《中國金報》，生於1988年，歿於1999年。廣東省委宣傳部主辦，死於行政干預經營不善。

廣州《粵港信息日報》，生於1986年，「僵化」於1988年。廣東省經委等八家單位主辦；以號稱「想總理之所想」，「膽子要大一點，步子要快一點，思想要解放一點」成爲報界新稅。因其副刊「粵港週末」頻頻發表出格言論，1998年被通報整頓，大批精英外逃，現進入「植物人」維持階段。

廣州《嶺南文化時報》（週報），生於1994年，歿於1998年，曾以放論國是而震動高層，死因與此有關。

深圳《焦點》雜誌（月刊），生於1994年，主編李梅，廣東白馬廣告公司與深圳文聯合辦，休克於1997年，「植物人」至今，爲《深圳商報》接辦。

深圳《深圳畫報》（月刊），生於1992年，「休克」於1998年底。體克原因是在改革20年紀念刊中轉載了某出版社一書上一幀「六四風波」照片。2000年由《深圳商報》接辦維持。現呈現出「植物人」狀態。

除了這些死亡、僵化與休克的消息，書中還透露了另一種「變性」之死──1999年11月，新聞出版署出臺了調整報刊機構，一部份報刊「向黨報劃轉」的通知，於是《南方日報》「劃轉」了《廣東價格報》和《現代體育報》；《羊城晚報》「劃轉」了《廣東工商報》、《廣東建設報》；《廣州日報》則是早在這種正式並轉通知下達之前，已把《南風窗》劃到了手中。目前尚有《信息時報》與《粵港信息日報》仍在等待劃轉。

由於種種原因，書中對影響極大的《南方週末》反而進行了低調介紹，除了泛泛簡介《南方週末》在中國文化思想界的影響，對該報近幾年所遭遇的多次通報、多次檢討、多次「強颱風」一字不提。同樣，對於《羊城晚報》雖然在發行量廣告額有所增長的介紹中，也沒有提到該報「花地」副刊已名存實亡──改革初期吳有恆復刊《羊城晚報》時，「花地」那種啓蒙思想的辛辣風格早已蕩然無存，從這一個角度上說，《羊城晚報》的靈魂已是「七魂出竅」，雖生猶死。至於《深圳商報》在1989年停刊整頓後，棄商從政，被改造成一個只知唱讚歌的「市政府機關報」的內幕也都無力細說。

然而，儘管有這樣多的疏漏，該書還是讓人深深懷念鄧小平！是鄧小平，在改革之初放開傳媒，讓人們大膽地去幹！即便出了「春夏之交」風波，1992年也又掀起傳媒大發展新浪潮，依然鼓勵人們「膽子再大一點，步子再快一點，思想再解放一點。」使中國傳媒從「政治家辦報」改革爲「文化人辦報」，「商人辦報」，從「與假大空保持高度一致」變爲了「講述老百姓的故事與希望」。試看上述「壯志未酬身先去」的改革媒體，不是在大膽探索民主監督、思想啓蒙，就是在進行引進外資辦報的現代經營嘗試，那真是一個思想解放心潮澎湃的改革新時代。把這些歷史細細回顧，人們突然明白一個道理，新世紀並非等於新時代，今日判斷當代是否在改革，是否進入了新時代，有一個關鍵：就是看其時的傳媒是否興旺自由，是否寬鬆個性，凡改革之年，必然是傳媒百花齊放千姿百態之年，凡專制之時，必然是傳媒千篇一律，唯唯諾諾只誦「最高指示」的時候。「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當此神州大地重新提倡「政治家辦報」之時，中國傳媒一百八十度向後轉，回到改革之前的老路上，《傳媒中國》雪夜憶春暉，說一段改革傳媒曾經風光的歷史，無異於在唸一篇中國「改革傳媒烈士「的悼詞，唱一曲「壯士一去不復還」的輓歌。這是一個雖然沒有追悼會，卻有長篇悼詞的年代。與歷史上那既無追悼會，也無悼詞的年月相比，可見一種國民性的進步。-原載新世紀(http://renmin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