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是从林彪的身体状况说起的。

连年苦战，累垮了林彪

从投身黄埔，到北伐，到井冈山，再到长征，直至抗战和解放，林彪连年征战，功名天下，也把自己的身体累垮了。

了解林彪的人都知道，他有失眠的毛病，其实，这病早在平型关战役之前他就得上了。那时候，敌强我弱，还要打胜仗，怎么办？歼敌一万自伤八千不行，对他来说，办法也只有一个，那就是累自己———累自己的大脑。结果长期下来，用脑过度，神经衰弱，开始失眠。据说打平型关时他都戴上健脑器了。

更糟糕的事还在后头。１９３８年３月１日凌晨，奉命率１１５师师直属队昼夜西进的林彪，被国民党阎锡山的士兵误击一枪，子弹从前胸进去，后背出来，伤了神经，落下了后遗症，以致后来被折磨得生不如死。

最让林彪耗费心力的是解放战争。１９４５年９月，中央确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命令林彪率领十万人马抢占东北。这招棋走得英明，但也险呀！

林彪刚到东北，就感到危机四伏。危机之一是没有根据地，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没有根据地，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就像闯进沙漠里的兔子，早晚都得渴死饿死。开始打起仗来连抬担架的人都没有。听说，那时候，黄克诚给中央打电报，说东北我军有遭西路军之危险，好在后来经过艰苦努力，才扭转了败局。

苦熬了３年，东北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地方我们占了百分之九十七，部队发展到近百万。连国民党的人都佩服我们，蒋介石的爱将杜聿明说，林彪的部队从兵力到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及战斗力都居全军之冠。

我们开起了顺风船，林彪的失眠症却更厉害了。为了睡个好觉，可以说什么办法都用上了。我也看出来了，他自己也很难受，自己看医书，自己配药吃，也不行。听人家说，可能与以前受伤有关系。还听人家说，在东北，有一次他吃了自己配的药，半夜里发癔症，只穿着一只鞋就跑到冰天雪地里去了，警卫员拖都拖不住。辽沈、平津期间，他干脆不治了，也没时间治，更治不好，辽沈决战险呀！那时候，我们善打野战，但大兵团正规化的攻坚战没打过，还不占海空优势，敌人又可以随时调华北、华东的部队参战；另外，驻守东北的国民党军也不是吃素的，蒋介石的五大主力有两个在东北，统帅也都是抗战名将。那是生死关头，搞不好林彪的苦心经营就泡汤了！

从１９４８年９月到１９４９年１月，在短短的４个半月的时间里，林彪指挥打了两个大仗————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近百万。党中央和毛主席很高兴。１９４９年３月３１日，毛主席在北平亲自接见了四野师以上干部。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首长都参加了接见，听说还会了餐。

不久，林彪又率领四野大军南下。开始仗打得比较顺利，三下五除二就到武汉。但要消灭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可不容易。白崇禧非常狡猾，林彪三次想抓住他，打个大仗，歼灭他，都让他跑掉了。白崇禧的兵也善于跑，他们穿着轻便，装备轻便，善于走田埂儿小路、水网洼地。有时候你刚发现他们，一眨眼的工夫，就像兔子似的，三蹦两蹿跑没影儿了。追不上，抓不着，林彪干着急，更睡不好觉了。一直到衡宝战役，他才松了一口气。

随着战事的顺利发展，条件也愈加好起来了。林彪却软了下来，先是长期失眠，发展到头痛，后来头痛越来越厉害，一痛起来，头直晃，只好用一条小毛巾捂在头上使劲揉。揉一揉就好一些。那时候常看到他一边走路，一边用手捂着小毛巾揉着头。我有时对他说，我给你揉一揉吧。他也不让。后来，又不知怎么搞的开始拉肚子，据说是在汉口吃了两个桃子吃的。从那时起，林彪对水果就很忌讳了。

１９５０年初，林彪住在汉口，为了恢复健康，他抓紧了锻炼。开始在住地院子里骑自行车。警卫员要扶着，他不让；警卫员跟着跑，他骑得很快，把警卫员给撂下了（说到这里，楚成瑞哈哈笑了起来，可能又想起了警卫员憨厚又无奈的窘态吧）。后来，警卫员们想了一招，在林彪骑车的地点四角各站一个人，他骑到哪边，都有人护着，一见他的车要歪，就上去扶一把。但是，这么锻炼，效果仍然不明显，也就算了。为了放松心情，我们还劝他去打过野鸭子，地点是武昌的东湖，我给他开车，给他提枪，给他装子弹。打了野鸭子，他也不能吃，都给了大伙房了。打了没几次，身体也没好多少，也就不打了。

后来林彪病情加重，只好请示中央，决定离开前线，返回北京治疗。我们离开汉口的日子是１９５０年３月１３日，是乘的公务车，四个车厢，车厢里没有座，都空着，有的车厢是睡觉的，有床，林彪那节车厢里有办公桌和椅子。

回到北京先住在南操场，我还是给林彪开车。因为林彪身体越来越不好，基本上不外出，我的工作也不忙了。有时出去，就是去毛主席那里，中南海的丰泽园，还是我给他开车。我感觉毛主席对他不错，每次谈完话，都是毛主席把他一直送到门外。那时，他的毛病主要是怕冷和消化不好，后来走路也感到困难了。当时的北京，春天还挺冷，林彪的车也没有暖气，但是车上有一支温度计，林彪那时就很注意温度了。为了提高车里的温度我也想了一些点子，比如，林彪要出车了，我就找四五个警卫员，先到车里挤一会儿，我先开着车上街转几圈。警卫员们都是从基层来的小伙子，挤进首长的车里感到怪新鲜，都很高兴，人一多，车里的温度也提高了。第一次这样做后，林彪一上车就问，今天车里暖和了，怎么回事？我就如实招来。他听后说，是啊，人也是锅炉啊。因为身体太弱，一时暖和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比如，有一次他到毛主席那里去，回来从车里下来，只走了十几米远，他就没劲了，就走不进堂屋里去。有个叫薛会生的警卫员只好把他背到屋里去。

朝鲜战争爆发后，整个形势有点紧张，大概在九、十月份吧，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接到通知，准备到朝鲜去。当时，我们都换了新军装，但没有什么标志。毛巾上、水壶上都没有字。林彪家里也在准备，换了住处，还换了一些不宜出国的内勤。

林彪是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前半年，即１９５０年３月经毛主席批准回北京治疗的。战争爆发时，他不在国内。

林彪病重我改行

１９５０年９月，林彪去苏联治病和疗养，１９５１年１０月回国。

１９５３年春天，林彪病情出现反复，旧病没好，又添了新病，住在城里嫌吵闹。６月，搬到了颐和园里的翠云轩。当时，林彪的病已经挺重了。我记得由于当时颐和园的路不好，不适合汽车行走，车开不进去，大家只好把他用担架抬进了翠云轩。

这一年是林彪１９３８年３月负伤以后，病得最厉害的时候，主要是怕冷、怕热、腰痛、头痛、失眠，一天到晚静不下来，需要不断地活动，一到晚上更厉害。他不睡觉，内勤也不能睡觉，每天照顾他最少要２０个小时，几拨服务人员都给累垮了。他烦燥，折腾，服务人员也受不了，主要是身体挺不住。

林彪病了，不能外出，不用车了，当司机的我也就基本失业了。一天，领导找到我，说：小胖，你别开车了，现在几个内勤都累得实在不行，看来只有让你上了。于是，我就改行做了内勤。

我那时年轻，身体好，对林彪也有感情，做内勤尽心尽力，一天二十几小时我都守着躺在床上的林彪。那时的林彪已病到极点了。他脸色惨白，瘦得皮包骨，连说话的劲也没有。一天到晚只能躺着，那个痛苦的样子，我看着也难受。他也特想动一动，可是又不能坐又不能走，咋办呢？我抖他的手，抖他的胳膊，他就舒服些。

林彪平时就很少说话，现在病了，说话就更少了，有时一天也不说一句话。不睡的时候，就怔怔地睁着眼睛，像是在想事，心情好时，也与我说几句话，比如，问问我家里人的情况等等，因为熟悉了，我有时也问他一些事。比如，有一次我问他，你打仗时几天几夜不睡，累不累？他说，不累。

他住的房间是一间老房子，里面有不少用木料打的隔墙，上面还有雕画和漆画。可是，那种木料好像是樟木，有异香味，林彪受不了，只好请人把这些木隔墙拆掉了。房子大了就显得冷，又不能烧火炉。我只好加了一个电热棍，就是在一根瓷棍上缠了根电热丝，通电就红，散点热。

因为怕光，他的房间里挂了三层窗帘，人一进去，好像进了山洞，眼睛好一阵都适应不了。白天进去我都要打手电筒，他见了还嫌手电筒的光太强，我还要把手电筒用布蒙上，老不见阳光，不通风，睡的被褥换得又不勤，床铺就潮。我就弄了两套被褥，每天给他晒一套。后来又增加到三套，轮着晒，每天换。如果遇上阴天，就放在炉子上烤。这样一来，情况真不一样，他感觉舒服多了，对我说，小胖，还是你好，怎么把被子弄干了？

最苦的就算是我了

为了给林彪治病，除了常有专家会诊什么的，他身边还有一个医疗小组。北京医院的周院长，一个护士，还有就是我。我管生活，周院长负责检查，护士负责打针。

最苦的就算我了。那时，林彪吃饭、拉尿都在床上，怕的东西就更多了。不仅怕光，还怕水、怕风。为了这个“风”，我挨过他两次批。一次，他对我说，以后你离我远一点。我问，我怎么了？他说，你走得太快，你有风。后来，我又忘了这茬，他又说，你又走得这么急！再后我就很注意了。

当时，他的女儿豆豆正在上小学，来看他。由于当时总是在黑屋子里，见不到光，死静死静的，没有一点儿生气，小女儿要来，林彪当然很高兴，他拉着豆豆的手直喊：“豆豆，豆豆。”豆豆要给父亲跳个藏族舞蹈，因为怕风，豆豆只好隔着窗户，在门外为林彪表演了一回。

林彪无论在什么地方，夏天是不挂蚊帐的，他说是嫌憋得慌。可是，在颐和园那个地方，到处都是水和草，睡觉哪能不挂蚊帐呢？没有办法，只能给他打蚊子。打蚊子又不能带风，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在长竹竿上用毛巾捆个团子，用它一个一个地把蚊子捅死在墙上。

因为怕光，林彪的房间里面没有灯，只有个台灯是为了看体温表用的。灯上面盖了好几层布，只留一道缝。因为他怕冷又怕热，晚上睡觉要换三次被才能保持温度的平衡。开始睡时，只盖被罩；半夜时，要换毛巾被；早晨五六点，要换毛毯，换的时候相当麻烦，不能冻着他，先把要换的东西卷成卷，放在他的脖子下，然后，一点一点地往下撤盖在身上的东西，撤一点，放一点，直到撤下原来的，放完新换的。每晚他要解两次小便，一般是九点左右一次，凌晨一点左右一次，也是在床上，仍然不能冻着他。这样折腾一夜，我最多只能睡两三个小时，直到他早上吃完早饭，我才能再睡一会儿。不过，不到两个小时，他又有事儿来了。

一个人再有权力、再能干，一旦病倒在床上，他只能受人摆布。别看在战场上林彪是百万大军的统帅，也是我的统帅，但在床上我是他的统帅。自从我做了他的内勤，他谁也不要了，只要我。那时，他可听我的话了，就像个小孩子一样，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让他怎么干，他就怎么干。就说洗澡吧，谁人说都不行，只有我跟他说，他才肯，只是他总反复交代，可别感冒了，可别感冒了。我也怕他感冒，就用湿毛巾给他擦擦，他不洗手，手上皲皮老厚，我就慢慢地给他搓。

骗他……

当时，据我跟医生接触，给他吃的药大都是稳定神经的药，我也发现他神经兮兮的。

他对自己的体温很在意，因为体温总是比常人要高一些，总是在三十七度以上。每次试表他都要问，一旦知道体温仍然未降，他就显得很不安，周院长给他解释，这不是毛病，也没用，我也跟他说，你这么老躺着，心急火燎，哪能不燥？肯定比别人要高点儿嘛！他也不听，老是耿耿于怀。后来，我们都懒得跟他较真了。

说起来也是一闪念。那天，我突然想了一个好办法，就找到周院长。周院长问什么办法？我说，他相信我，我就用两个表，一个表是死的，就定它个三十六度，另一个表是真的。在试表时，我一边看表一边把真表换成假表，不给他看真表，骗他。周院长说，这能行嘛？我说，试试吧，他要求那么高，一定要把体温降到三十六度，谁也没这个本事，反正屋里面黑洞洞的，他自己也看不清。

不久，我就试了一回。把表定在三十六度六，成功了，不过他有些纳闷，一个劲地问：怎么降得这么快？我一听，坏了，“降”得太快他受不了。第二天就把假表的温度改成了三十六度八。

就这么一直骗了他一个多月，还真管用，他精神好多了。周院长也挺高兴，说，小胖，你真行。

林彪那时一直把体温看得比命重，一旦体温“降”了下来，他也轻松了。一天，他对我说，小胖，我想起来坐坐。我扶他起来的时候，一看他，吓了我一跳。他躺着的时候，由于屋子里太黑，胡子看不出有多长，一坐起来，胡子一搭拉，竟有半尺多长，我一见就怔了。他见我发怔，就问，怎么了？我说，你的胡子……要不要把它刮了。他摸了摸，说，不行，刮了太凉。我说，那就铰一铰。他答应了，后来就把他的长胡子用剪刀铰了铰。

不过，也有弄巧成拙的事。有一回，他真的病了，发烧、腰痛，痛得直在床上打滚，当时，也把叶群急得不行。后来，上面派来了一些医生，做了化验后，说化验结果没有问题。因为这次不比平常，这次是真病了。所以，林彪不信，叶群也不信，叶群在和医生交谈时，发现医生大开着的上衣口袋有一张单子，抓过来一看，正是林彪的化验单，上面写的是有问题的。后来，林彪也知道了这件事，很生气。我估计，医生向林彪隐瞒病情，也像我一样，是好意，可是没有处理好。

据说，后来叶群经常骗林彪，希望不是从我这儿学去的。

总理同意搭个棚子

在林彪生病的日子里，来看林彪的首长挺多。来得最勤的要数周恩来，总理对我们这些服务人员都很熟，态度也很和气，见我就问，小胖，林总近来怎么样？每当这时，我都要把近期林彪的情况向总理汇报一下。

在林彪身体稍有些好转的时候，总理又来了，我给总理汇报了我的一些作法，总理笑眯眯地表扬了我，说，小胖想的办法很好啊！也就是这次，我向总理建议，能不能在林彪的房间外搭个棚子，让林彪出来晒晒太阳，总理说，行啊。很快，总理就安排人来按我的要求搭了个小棚子。

这个棚子是封闭的，但是三面的帘子都是活的，可以随时卷起或放下，我就开始动员林彪出门见见阳光。在这之前，我已经慢慢把盖台灯布的缝隙开大，再后就把灯上的布拿掉了，又把门开了个缝。反正，让他慢慢适应吧。人总不能永远不见光吧。林彪听说要出门，坚决不同意。我就说，我先背你出去，你试试。后来他勉强答应了。我就在棚子里放了一把藤椅，再把他背出来，坐了一会儿，又把他背回去。慢慢他也就适应了。后来就不让我背了，只让人扶着走出来就行了。

由于活动多了，身体机能慢慢恢复。其它方面也就慢慢好起来了。比如说吃饭，原先他只能吃青皮鸭蛋，不能吃黄，只吃青。如果吃馒头，最多吃两个小馒头，没有一两重，一切四半，放在白开水里泡湿，再吃那见不到水的“囊馒头”，以至能吃肉末和菜做的小丸子了。

颠他……

林彪那时还有一个毛病总也治不好，也挺让我发愁的，就是总要让人抖他的手、胳膊。我跟他多年，对他的生活习性很熟悉。据我长期观察，打仗时，他一坐车，精神头就来了。而且，别看他在床上睡不好，在车上有时他睡得还挺香。有一次，他难受得又让我抖他的手。抖了他的手，又抖胳膊，还不行。硬让我抖他的肩，我不敢，他还不高兴。逼得我又想了一个办法，弄个车，颠他！他不是要震动吗？全身震不更好吗？

现在有人说，是林彪让人开车颠他，那是后来，当时“颠车”是我先“发明”的，也是逼出来的。那时，由于在颐和园里实在潮得不行，我们已搬到到了离香山不远的遗光寺。

我先弄个中型卡车，在后面做了个帆布棚子，两边各有一个小窗户，屁股开两扇门，就像现在的大屁股北京吉普一样，秘书们看我一阵折腾，直问，小胖，你想干什么？我说，首长不是要震动吗？外边的路不平，开车颠他。秘书说，这能行吗？叶群也来问，我解释了一下，她说，你看着办吧。

弄完了，我就去动员林彪，说出去颠颠，可能舒服些。他不干，坚决不坐。我就说，你先坐坐试试，不行咱就不坐了。他很听我的，最后让我说通了，对我说，好吧，试试，就交给你了。

我让警卫员搬上去一把藤椅，让警卫员也弄个凳子上去坐，扶着林彪。安顿好了，我就开车从厢红旗一气跑到了香山，又开了回来。那时，从厢红旗到香山都是石子路，路面坑坑洼洼的，车在上面跑，就跟摇煤球似的。回来一问，林彪感觉不错。第二天又颠。每天颠一趟。一直颠了不少日子，他的精神真的好了不少，后来竟能够自己在院子里面慢慢转圈了。

林彪同意“出去转转”

林彪生病后，常来看他的有总理、罗荣桓、彭德怀和黄克诚。一般总理一个月来一两次，彭老总来的次数也较多。黄克诚来的时间不定，但来了以后问得很详细，还出一些主意。这里就说说黄克诚

林彪身体稍好一些后，一天黄克诚又来看林彪，看完以后，他问我了，怎么样，能不能出去转转。我知道他这个出去转转是指到外地去疗养一段时间，我说，我得问问叶群。

叶群虽说是他的夫人，但想见林彪也不容易，林彪对谁态度都挺好，就是对叶群厉害，有时，叶群在林彪那里挨训，我还听到林彪大吼，让她“滚出去”。所以，那时叶群也怕林彪，去他房间不多。但林彪的治疗和行动，叶群也都了解，也参加一些意见。

当我把要林彪外出疗养的事告诉叶群时，叶群说她也作不了主，还是得问首长本人，我没有直接问林彪，先把他的小儿子老虎叫来，让他拉爸爸到外地去。老虎还小，也不懂事，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他就缠着林彪要到外地去。结果，一下子就让林彪给“疵儿”回来了。

这一招不行，下次黄克诚来的时候，我就给他说了。黄克诚说，我来试试，结果，还真成了，林彪答应外出转转，但提出一条件，不能搞专列，只跟老百姓的客车一块走。不久，上级也批准了林彪的行动。

林彪这样的干部，外出肯定是专列，为了不让林彪生疑，和铁道部商量，让林彪的专列先跟客车停在一起，等林彪上了专列，再让客车先走。林彪在车厢里，也就蒙在鼓里了。

车刚开时林彪还没有发现，哪知走了一段以后，林彪自己掀开窗帘一看，发现不对了，就很恼火，坚决要停车，不走了，也不坐了。他很严厉地问我，这是谁的主意？我装傻，说不知道，他又问随行的郭秘书，郭秘书也装傻说不清楚。他还是坚决要停车，我就劝他，你说要停，就停得了吗？要是真停了，全铁路线都得停，损失不小了，你说怎么办吧？他梗着脖子不说话了。这一下就把他拉到了南京，又拉到了杭州。

林彪在火车上睡得很好，大概是因为火车开起来也是在颠、在震动的原因吧。后来，林彪很喜欢坐火车，就是这个道理。

杭州的大铁床

在杭州的时间较长，林彪身体逐渐好转，只是还想他的“颠车”。他身体不颠就难受。

这又给我出难题了。杭州可不比北京，上哪儿去找中卡，就是有个卡车，也找不到北方的石子路让他颠哪。

听到这个情况，杭州的接待人员很认真，他们提出要为林总设计一个电动颠床，还为此请来了一个工程师。当把要求向工程师提出来后，工程师怎么也听不明白，最后我告诉他，弄个床，一开电门，人在上面就像骑马一样地颠，他才明白点儿。不过他说，他从来没有设计过这种东西，还要请别人研究一下。然后他又是设计，又是画图，搞得很认真，最后，还真给造出来了。我一看，也够现代化的。又是电动机，又是齿轮，又是皮带，半圆形，整整装了一屋子，足有几吨重。一开马达，那玩艺就轰隆隆地响起来，上面装的铁床就开始震动。

这个“大铁床”装好后，就让林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