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訊】(博訊06日消息)長期以來我對自己可能會成爲一個文化人懷着莫名的恐懼。雖然文字的事我也樂意做一些，但總想找個文字之外的職業，以便逃避這種恐懼。這種恐懼的主要根據就是我對於中國文人的極度憎惡。在我和朋友們的交談中，用爲指代最醜惡最下流的物事的概念便常常是「中國文人」。這是因爲中國文化中最醜惡的東西總是在文人身上得到集中表現，而我們所做的文字之事又多少與文人有點干係，作爲自我批判精神強一點的人，自然要把最無情的批判指向自己及與自己相近一點的人。這種恐懼和批判中暗含着我對另一種人格形象的追求。需加說明的是，我這「中國文人」，並不是指所有的「中國的文人」，而是指全面地繼承了中國舊文化，而沒有在西方文化薰陶下更新自我人格的那種文化人（不管他是中國人還是外籍華人）。至於那些雖是中國的文化人，卻較多地拋棄了中國舊文化的價值觀，接受了西方現代意識並敢於堅持自我的人，則多多少少總會受到我的尊敬。當然，這種人在中國極少極少。
遙遠的古人姑且不論，先說說雖已作古卻並不遙遠的郭沫若先生。他是有着較多文化成果的人。這成果是其追求真理的足跡，是其生命激情和生命意義的證明。稍有尊嚴和獨立人格的人都會盡力捍衛這成果。可在文革陰風還沒吹進他的院門時，他卻來個先下手爲強，主動宣稱自己的作品全是毒草，你們可以全部燒掉。在那種非常時期說出那種話，對於中國人來說是很自然的，好漢不吃眼前虧嘛。可是西方的一個着名故事卻是另一種結局和意義。在宗教裁判所的鐵窗裏，布魯諾對於自己的眼前虧看得十分清楚，可他卻不想放棄自己的真理去做一個所謂好漢。火舌終於舔上他的身體，他卻驕傲地向那些罪惡者最後一次重申那個真理：「當你們燒死了我時，地球照樣在旋轉。」這實在是科學的勝利和宣言。在科學勝利的背後，我們看到了光輝人格的勝利。將這兩個故事中的主角對比一下，究竟誰灑脫誰卑鄙，誰智慧誰醜陋，誰好漢誰痞子，誰維護了自己誰喪失了自己？ 也許有人說這個對比不能說明問題，因爲郭沫若爲越來越多的人所鄙棄。其實無論拿哪一個中國的文化人跟布魯諾相比，或跟別的甚麼西方人相比，何嘗不可得出類似的結論呢。 艾青和丁玲是飽經患難備受尊敬的人。可當中國文壇剛剛輸進一點新的藝術方法時，他們扮演了甚麼角色呢？當他們無力將其剿滅時，竟然玩起了政治手腕，企圖借當權者來懲惡除邪，一旦精神污染掃除淨盡，他們便可欣欣然地照當名作家，照當權威泰斗。這也不是艾青的發明，而是中國文人的老傳統，不過是古已有之，於今尤烈。爲了自己能做最受寵的走狗，不惜張開狼一樣的獠牙，將別的狗們一概咬死，40年來這樣的醜劇哪一天停演過？又有幾個中國文人不是在爭媚奪寵的傾軋中被咬死或咬傷的呢！ 艾青的故事使我想起了一個巴黎的故事。當印象派畫家們新的藝術主張和藝術實踐得不到官方認可和民衆理解時，似乎並沒有同行來乘機起鬨或威壓，倒是有不少文化人首先予以支持和尊敬。着名的左拉特地寫出長篇評論，舉薦印象派首領馬奈的作品，另一些作家如阿斯特呂克、丟朗提等人，也像左拉一樣經常叄加畫家們的討論活動。他們一面相信自己是天才，一面十分尊敬別人的天才。倘若覺到自己並非天才，便忠誠地做天才們的泥土，共同培植人類精神的大樹，而不是做那千方百計矇住天才靈光的無賴似的「灰塵」（魯迅語）。艾青在巴黎留學幾年，而且是爲學習美術而去的，難道竟然連這則左拉與馬奈的故事都沒聽說過嗎？ 聽過了又能怎麼樣呵，這些可憐的中國文人！西方世界那麼多崇高的人和事，哪樣不爲中國人所知呢。在課堂上滔滔不絕講着它們的，把它們譯成漢字編成書的，將它們一本一本買回家來的，以及拿了人民的錢遠涉重洋去將它們寫成博士論文的，不都是我們的中國文人麼？這一切又能怎麼樣呢？ 再講一個巴金與契訶夫的故事。幾十年來中國社會的一切醜惡都在巴金心上留下了深深的刻痕，但願我的文字不會在任何意義上對這位老人再剌傷一點點。當許多人都用惡意攻擊和誣陷（也就是「咬」）以置胡風於死地時，巴金的文章是那麼溫和，完全是爲了敷衍過關。在人人都要表態的威壓下，寫點這樣的文字算不上甚麼罪過，事後也很少有人引爲自愧。可是在俄國，當沙皇因了高爾基的進步傾向而不批准他進入國家科學院時，契訶夫等人憤然宣佈退出科學院，以示對政府的抗議。高爾基進不了科學院，只是少享受一項榮譽，契訶夫們卻如此怒不可遏。胡風的被打倒，乃是關於一種文學理論和個人的（其實何止是一個人的）生命的大事，中國文人們卻如此隨和，連最正直最純潔的巴金也聽任他人指使，去幹落井下石的勾當，這種對比是何等鮮明。順便說明一句，在俄羅斯和歐洲，契訶夫遠不是猛鷙的英雄。可就是他這種較平和的人，也總是手握長劍，時刻守護在自由女神之前，一旦有罪惡前來進犯，他就不顧一切地揮劍而上，顯出鬥士的雄姿。 中國文人呵，你已經完全沒有了正義感，完全沒有了自我意識麼？連你的最優秀分子，也已經找不出一絲光輝來了麼？ 最最可悲的例子也許是那名噪一時，爲整整30年的中國文壇提供了完美無缺的散文模式（至今仍佔統治地位）的楊朔。這個人把中國文人的醜陋和中國文體的醜陋都發展到了極致。那樣地不敢正視現實，在屍骨遍野的一片死氣中，竟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了勝過天堂的蓬萊仙島。文風上是那樣矯揉造作，那樣地充滿八股氣，那樣地乾燥，那樣地無病呻吟，牽強附會，拿腔拿調，那樣地千篇一律。每一個文字都充滿了叭兒狗的媚笑和媚笑後的沾沾自喜。這幾年來，每一次不得不在中學講壇上大講楊朔們的散文時，我就像進了地獄一樣充滿恐懼和絕望。這樣罪惡的文字仍在流行，仍在腐蝕下一代的心靈，這是怎樣難以容忍的罪惡，可是我不但容忍它，還幫助他們完成這樣的罪惡，目的不過是求一囗飯吃，我實在不能原諒自己的卑鄙和下流。至今想來還如此噁心，真想到衛生間去吐個三天三夜，真想到不沾中國空氣的外國溫泉去認真清洗自己。逃避那種卑鄙和下流的勾當，正是我現在棄職流浪的主要原因之一。 據說，楊朔是個很有詩人氣質的人，是個十分真誠的人。我完全相信這種說法。但正是這種說法的成立，使得他的悲劇更加深刻。如果純碎是爲了謀求私利，睜着眼兒求寵，我們呸他一囗即可了事。偏偏他不是這樣。他是不自覺地充當奴才的，他覺得爲主子唱讚歌是一個文人無需懷疑無需論證的使命。既然是以唱讚歌爲先人之見，他當然就不需要自己的眼光，不需要面對真實，不需要爲苦難和屍骨和罪惡和醜陋動一絲一毫感情，而只需要去看蓬萊仙境，只需要去看海 蜃樓，只需要動用化腐朽爲神奇的中國文人的老伎倆，編出一篇篇粉飾現實的文字。即使是那些無法點化的純自然景物，比如「香山紅葉」，「童子麵茶花」，出於那種需要，也不得不勉爲其難，強令他們像自己一樣承擔起歌功頌德的使命。連如此真誠的人都完全陶醉在罪惡之中自醜不覺，這個世界還有甚麼正直和良知可言。 中國文化中最致命的罪惡因素不是別的而是奴道主義。當西方暢行所謂神道主義時，他們的人性只是被神威所壓，一旦解放出來即有光輝閃爍。而奴道主義則是一種內在的變質。人性的一切內容都已徹底腐爛。奴隸精神成了靈魂中唯一的內容。即使外部壓力消失，即使主子死去，奴道主義的陰魂依然不散。何況那奴隸主的空缺，及時可以遞補。因爲我們是全民皆奴。廣大的奴隸隊伍乃是產生奴隸主的最好資源。每個奴隸都可在一夜之間成爲當之無愧的奴隸主，正如每個農民都可在一夜之間成爲忠於職守的皇帝一樣。像楊朔的所作所爲，不應解釋爲迫於外部壓力，實是出於奴才的本性。這種人一旦晉升爲奴隸主，他所製造的悲劇和罪惡，決不會遜色於我們已經認清了面目的那些奴隸主們。中國大地只有醜陋的奴格像死狗的腐屍一樣遍野橫陳，而絕對沒有人格可言。 所有奴格的典型代表，無疑就是中國文人。讓自己去做這樣的典型，豈能不感到恐懼。如果我一生的努力只不過是把自己的名字寫到郭沫若楊朔們的尾巴後邊，這是我無法接受的奇恥大辱。 現在我終於知道，做一個文化人乃是我不可逃脫的命運，也是我別無選擇的選擇結果。選擇的同時我抱定了一個原則，那就是必須堅持自我。我可以沒有恩寵沒有地位，可以沒有名氣沒有桂冠，但我決不可以沒有自我，決不可以沒有獨立的人格。我一定要把自己與中國文人區別開來，與一切中國奴格區別開來。倘若他們自視爲救主，我就甘爲叛神，倘若他們自視爲聖靈，我就甘爲邪念，倘若人們自視爲人，我就只有做魔鬼。1986年我爲自己取名爲摩羅時，便是這番寓意。同時我知道，我的靈魂早被奴隸的氣息所浸透，要完全摒棄奴性哪是一箇中國人所能輕易做到的？我只有懷着戰戰兢兢的虔敬之心，按着自己的要求盡力去做。 最後再談幾句巴金先生。在十年文革以後，誰曾站起來承擔過一絲責任？中國文人固然沒有，他們重新出山以後，除了哭訴奴才的委屈外，根本不懂得反省。那些非文人呢？那些直接的責任者呢？又有誰反省過？我不是不懂得文革作爲一種社會現象，沒法一點一點地追究個人責任，可是，如果誰都以此爲自己開脫，那麼，社會運動中人的主體性又作何解釋呢？而且，那些應該由組織由民族所承擔的集體責任，又有過真正的自審沒有？倒是那個正直善良的巴金，在作着那樣痛心疾首的反思和自審。他對於自己靈魂的苛刻，他對於生命和生活的真誠，他對於人的尊嚴的虔敬的竭望和追求，使他高居於一切文人和非文人之上，成了魯迅以後中國僅有的一顆良心。這個民族在經歷了如此醜惡悲慘的歷史以後，竟然毫不願意拿出一絲勇氣來作一份集體反思，卻讓這麼一位顫顫巍巍的龍鍾老人，獨自揹負着如此深重的懺悔，我常常因此而感到極度的窒息和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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