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人对共产党的认识是极其肤浅的，不怎么喜欢，但也没什么仇恨，不过更多的是无所谓。至于入党，因为学生时代入党好像还不是太容易，所以也就成了一种荣誉的象征。反正我入党的时候心中没有理想，只有欲望；没感到光荣，只感到虚荣。尽管入党的时候班里同学做欢欣鼓舞状说什么“群众队伍又清洁了一步”，但其实他们还是有些羡慕的。这也是因为入党确实可以带来些好处，比如我一进入北京大学，就因为党员的身份，很快在院学生会被委以重任。

据说以前计划经济下分配工作的时候，学生党员总是被优先考虑的。现在大学生毕业工作一般都自己找了，这种吸引力就下降了许多。不过对于有志于做国家公务员，甚至在国家各大部委工作的学生来说，党员的身份无疑还是有优势的。令我惊讶的是，有的国企也很看重这个。临近毕业的时候，我申请了北美的大学；为了以防万一，我同时在国内的一家大型国企找了一份工作。我在简历里没有提我的党员身份，因为我觉得都这年头了，哪个企业还在乎这个啊？后来负责招人的老总襄理和我闲谈起来（那时我已经被录用并在收到几所大学的录取通知后又把这份工作给辞了），发现了我是党员，他说：“我们老总要是知道你是党员，就更不想放你走了。”我心里觉得很不可思议：这位老总虽然五十多岁，但在美国进修过，面试我的时候用的还是英语，没想到还看重这个。于是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太不拿豆包儿当干粮”了。

正巧这时候我妈让我问问院里的党委书记，出国以后怎么保持党员身份。我妈的想法是万一以后回国发展，这个身份还是挺有用的。我本来没把这当回事儿，我们这一代不像我们的父母，把什么户口啊、劳保啊、政治面貌啊看得很重。不过有了中信的这件事，我决定还是问问吧，反正也没坏处。我们院党委书记六十来岁，被我询问时在电话里踌躇了半天，最后告诉我她不知道怎么办，让我去问校党委。我心想每年院里出国的学生党员不在少数，以她的工作经历居然不知道，看来我恐怕是第一个这么“爱党”的。而且从她的语气里听不出感动，反而有些懊恼和尴尬，好像一个大人突然被一个小孩子问到了一个敏感而始料不及的问题。我后来也没去问校党委，反正我对我老妈也算有个交待了。

我们这一代的价值观迥异于我们的父辈。记得小学时一次填表，我们班一个同学在“成份”一栏里填了“地主”，结果把全班大部份“贫农”羡慕得不得了，那时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只觉得“地主”好special啊。我妈说她小时候有一个银幕形像是地主“韩老六”，偏偏我妈又姓“韩”，为此经常有一帮调皮捣蛋的同学对她以“韩老六”呼之，害得我妈一天到晚跟我姥姥哭着要改姓。我很不理解的问：“改什么姓啊，当地主多好啊！” 弄得她老人家哭笑不得。上中学的时候，一间小教室里挂在黑板上方的毛主席像掉在了地上，我们走来走去踩在上面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还有一次扫除时我们从教室的暖气管子后面找到一张发黄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报纸，整个头版都是在歌颂林彪同志，大家好奇地争相传阅，一边读一边笑，觉得这么滑稽的事好像是发生在另外一个星球似的。

不过有一点我们和我们的父母是相同的：我们也是被洗脑洗过来的。小学三年级，我们就被要求背诵“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 “六．四”之后，我们在小学思想品德课上学到解放军叔叔如何被残暴的学生和市民打死烧死，当时我心中别提多难过了。我们还被要求记下几位烈士的名字，写读后感。直到上了高中，一次我妈单位的一个叔叔从海外中文网站上打印了许多关于文革和“六．四”的资料，我才第一次接触到了真相，那时我觉得这些文章太新鲜、太过瘾了，如饥似渴的把它们读上了好几遍。

后来上了大学，在网上经常可以看到针砭时弊的文章，我们在私下里也经常讲政治笑话，尤其以讽刺江泽民等的居多。不仅学生讲，据我所知，教师、律师、新闻工作者、政府官员、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这些所谓的社会精英都在讲（和黑段子同时流行的还有黄段子）。大家对好大喜功、矫揉造作的老江及他的“三个代表”百般嘲讽，我们说抓本．拉登都不用动手，拿“三个代表”就能烦死他。还有一个笑话说的是狼见了老江立马“扑通”跪倒，大呼“终于找到组织了”。

2002年的时候俄罗斯总统普京来我们学校演讲，因爲我俄语说得好，学校让我给他献花。院里负责的老师对我说，江主席随后就到，你就顺便也给他献花吧。我一脸不情愿的“啊”了一声，这位老师觉得很有意思，还对旁边的一位老师笑着说：“呵，你看她还不愿意！”我们班的一个男同学逗我说：“你不是要亲普京吗，是不是连着老江也一块亲啊？”我苦着脸，用《大话西游》里的台词回敬他说：“帮主，品位太差了吧！”结果全班同学都乐喷了。

之后大家起哄让我们班一位绰号叫“老大”的男同学学江泽民讲话，他学老江的瓮声瓮气简直是一绝。我们说可惜他就是太瘦，要不然也学老江的样子把裤子提到胸前装朝鲜人就更像了。总之在大家心里江泽民就好像癞蛤蟆－－不咬人恶心人。出国后，我才知道江泽民不仅祸国殃民，而且罪恶滔天，在他的独裁统治下，不知多少善良无辜的中国人就因爲坚持自己的信仰而被害的家破人亡。我以爲他献花而感到深深的耻辱，并把相关的照片统统撕了个粉碎。

我们班一位绰号叫“老大”的男同学学江泽民讲话，他学老江的瓮声瓮气简直是一绝。我们说可惜他就是太瘦，要不然也学老江的样子把裤子提到胸前装朝鲜人就更像了。总之在大家心里江泽民就好像癞蛤蟆－－不咬人恶心人。出国后，我才知道江泽民不仅祸国殃民，而且罪恶滔天，在他的独裁统治下，不知多少善良无辜的中国人就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而被害的家破人亡。

在大学里，从大一到大三都有政治课，学生都不愿意上，逃课现象很严重，以致于老师不得不以点名的方法来保证出席率。我们学校还自豪地宣称自己是全国高校里首开“邓小平理论课”的，我们私下里议论这是哪个校领导吃饱了撑的没事儿干向上献媚。开党会的时候大家都拿一张报纸去，有空就瞅上两眼，党会基本上是走形式。最难忘的一次是全院学生党员被召集开会，原因是全国党代会即将召开，而我们则被要求投票选举学校的党代表。候选人名单拿过来一看，好家伙，一个也不认识。有动作快的同学，三下五除二就“选”好离开了。我心想好歹咱也得过把行使权力的瘾啊，于是就颇费心思的挑了几个自己喜欢的名字。这下总算亲身体验了一把党的“民主集中制”。之后我们几个同学谈心得体会的时候，一致认为给孩子起个好名儿太重要了。现在我怀疑我们的投票结果是不是真的有人看，代表人选会不会其实早就内定好了。反正我们这些选举人当时既不知选的是谁，事后也不只是谁当选。

学校党委给我们学生权利的保障虽然不充份，但是给我们的“关注”却及其的“无微不至”。以前学校在昌平有一个分校，每年的文科新生都被投放到那里去。2000年的时候一个女学生在独自返回昌平校区的途中遇害身亡，一开始学校试图封锁消息，后来实在遮不住了就试图阻止学生进行悼念活动。但学生们还是在一个夜晚自发的在静园组织了烛光悼念活动。我们院的学生党支部书记，也是我们班的班长，也被院党委安排在里面。他的任务是万一学生群情激愤时要以成熟理智的面孔出现劝慰大家冷静。那晚我上完晚自习，顺路来到静园，我并没有参加，只是近前观看了一下。没想到第二天一位和我关系不错的老师就打电话给我，说昨晚看到我在那里，警告我别跟着掺乎。我知道这位老师说这些话是出于关心我的角度，但我心里却涌出一股说不出的逆反和厌恶－－真没想到这个我曾以为是净土的校园却原来也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大酱缸，一个到处都浮动着监视眼睛和蠕动着告密唇舌的牢狱。

不过学生们毕竟没有“闹事”，校方也总算松了一口气。一个原因是学校终于让步，允许学生们举行公开的悼念活动；另外也因为在当今的学生中已经很少有八九时代的那种理想主义者了，大家都在忙着考托考G，再不就是找工作，谁也不愿意给自己的前途找麻烦，于是见好就收。据说八十年代的时候同学在校园里见了面一般都问对方：“最近又读了些什么书？”现在则变成了“最近单词背到哪儿了”。我们这一代在一个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社会中长大，大家都超级实际，也超级空虚，说虚无主义或者犬儒主义都是抬举我们。但我们也不是完全不关心政治。偶尔我们也呼唤一下自由民主装点自己的谈吐，虽然不知自由民主为何物；我们玩世不恭的讲着黑色幽默，像一帮受过高等教育而又穿着体面的阿Q自我感觉很良好；我们还很“爱国”，坐着政府提供的车去砸美国大使馆，一听到要打台湾就摩拳擦掌。顺便提一句，中共最擅长煽动和利用年轻人，从当年的“红卫兵”到如今的爱国愤青都是绝妙的中共制造。

我们时不时也会对着一些社会上的不公现象抚膺长叹，感慨过后还是该干嘛干嘛。但是又能怎么样呢？我们班那个绰号叫“老大”的男生，来自河北农村，以前经常给我们讲社会底层的贫苦。他还写了一个剧本，叫“傻子城”，以在一个虚构的小城中发生的荒诞故事来讽喻时弊。那时我们的心还没失去颤抖的能力，慨当以慷的时候也不是没幻想过蚍蜉撼树。去年夏天大学毕业后， “老大”去了广东一家报社当记者，而我则出了国。今年夏天，我给我的同学们以电邮的形式发了很多在海外了解到的一些大事的真相，内容涉及八九运动、法轮功、朝鲜战争、还有台湾和西藏问题。然而，我的同学们反应都很冷淡，除了询问我一些在国外学习生活的情况，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后来我在校友录上看到了“老大”的留言，他说当记者一年来，早就把宪法赋予中国人民的“言论自由”看透了，还劝我何必以一己之力与庞大的国家机器相抗衡，把家庭建设好也未尝不是一种成功。读了他的帖子，一股悲凉之意从我的心底直冒上来：唉！在一个理想遭到扼杀，良知遭到泯灭，真善忍沦为笑柄，假恶斗被奉为圭臬的社会，“出淤泥而不染”已属不易了，我们还能够过多的奢望什么呢？

仔细想想，就不难发现共产党统治下的当今中国社会与《金瓶梅》里描述的那个北宋末年的社会何其相似：在这个社会里，官商勾结、鱼肉百姓、物欲横流、世风败坏。在这个社会里，男人们花天酒地大讲黄段子，女人们使尽手段拼命傍大款。在这个社会里，串通黑白两道、狡诈霸道的西门庆式人物成为世人崇拜的偶像，老实正直却无权无势如武氏兄弟者不是遇害惨死就是被逼逃亡。在这个社会里，表面上歌舞升平，万众欢颂，实际上满目疮痍，怨声载道。说什么“繁荣昌盛”，方知是“犯荣娼盛”；道什么“金玉其表”，终难掩“败絮其中”。无论《金瓶梅》描述的北宋末年的社会还是其成书的明代万历年间，在当时都是一派莺歌燕舞、四海升平的繁华景象。可是不出五十年，政权就如大厦轰倾，瞬间土崩瓦解。中共自忖以自己的天怒人怨能再捱过几年呢？

前苏共曾经多么的不可一世，还不是外强中干，离心离德。它曾像泰坦尼克号一样号称“永不沉没”，却在“灾难”来临的时候被它自己的人毫不犹豫的遗弃。色厉内荏的中共自忖比起自己的苏联老大哥又如何呢？其实，中共内部的好多高官党徒都在悄悄地为自己“准备后事”，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中共掩耳盗铃，还自以为得计，世上还有比这更滑稽丑陋的么?

真希望有更多的中国青年可以读到《九评》－－要真正做未来国家的主人，先要知道如何摆脱奴隶的地位！

(大纪元【九评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