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外界的強迫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影響一個人的責任感，但絕不可能完全摧毀它。在紐倫堡審判中，這種立場實際上被公認爲自明的。我們目前制度中存在着的道德標準，以及我們一般的法律和習俗，都是各個時代的無數個人爲表達他們爲正義的東西所做的努力積累起來的結果。制度要是得不到個人責任感的支持，從道義的意義上來說，它是無能爲力的。這就是爲什麼任何喚起和加強這種責任感的努力，都成爲對人類的重要貢獻。」

以上是愛因斯坦於1950年7月19日寫給美國科學工作者團體的公開信的部份內容，今天讀來，仍有教益。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紐倫堡審判法西斯戰犯時，各國政府均採取這樣的立場：不道德的行爲不能借口他們（法西斯戰犯）是奉政府的命令幹出來的而求得寬恕。

愛因斯坦對這個問題的態度很明確，他說：「我相信個人應當根據他的良心行事，……」他還說：「我想做的事，不過是要以我微弱的能力來爲真理和正義服務，準備爲此甘冒不爲任何人歡迎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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