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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报消息】雷宾从1935年起就已不在斯大林的卫队里工作了。 不过，1977年3月5日，在斯大林逝世的周年纪念日里，雷宾找到了几个过去斯大林卫队的工作人员，他们在斯大林逝世时都在近郊别墅工作。 根据这些保卫人员（名义上他们被称为“完成斯大林委托的工作人员”）的叙述，雷宾记录下了一些证词。 开始是一般情况：“2月28日夜里，政治局委员们在克里姆林宫中看电影。看完电影后，他们驱车前往别墅。到斯大林别墅去的有贝利亚、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他们在别墅一直呆到清晨4点钟。那天在斯大林处值班的是高级工作人员斯塔罗斯京和他的助手图可夫。别墅警卫长奥尔洛夫那天休假，值班的是他的助手帕维尔·洛兹加乔夫……” 当天在别墅中的还有被服管理员布图索娃。 客人走了以后，斯大林就躺下睡觉了。此后就再也没从自己的房间里走出来。 除了一般情况外，雷宾还单独记录了保卫人员斯塔罗斯京、图可夫和洛兹加乔夫的证词。斯塔罗斯京的证词最为简短：“从19点钟起，我们开始为斯大林房间中的寂静感到不安……在没有召唤的情况下，我们俩个（即斯塔罗斯京和图可夫）都不敢擅自进入斯大林的房间。” 他们叫洛兹加乔夫进去看。于是，帕维尔·洛兹加乔夫就成了第一个看见斯大林躺在桌旁地板上的人。 根据图可夫和洛兹加乔夫的叙述所记录下的证词，已让我感到奇怪：为什么斯塔罗斯京在叙述经过时没有说到一个令人惊讶的细节：斯大林在躺下睡觉之前给卫队下了一个叫人难以置信的命令。 保卫人员图可夫说：“客人走了以后，斯大林对仆人和警卫们说：‘我要睡了，不会再叫你们的，你们也可以去睡了。’”。图可夫强调：“过去斯大林从来没有下过这样的命令。” 就这样，一向极为重视安全工作的“当家的”，突然破天荒地命令自己的警卫员们去睡觉，实际上让自己的几个房间处于无人保卫的状况。而就在这天夜里，他中了风！！ 在主要见证人（即第一个看见斯大林中风之后躺在地上的洛兹加乔夫）的证词中，我也读到了同样的细节：“斯大林说：我要睡了，你们也都去睡吧……” “我不记得，”洛兹加乔夫说，“从前什么时候斯大林曾下过‘大家都去睡觉’的命令。” 于是，我决定去采访洛兹加乔夫。 主要见证人 我开始追踪彼得·瓦西里耶维奇·洛兹加乔夫。我给他打了许多次电话，准确地说，足有几十次。他一直犹犹豫豫，拖着不想见我。他们直到进坟墓都会感到害怕：他们被指定为之服务的那位“秘密对象”（他们彼此就戏称为“被指定者”），依然像以前那样统治着他们。然而我不屈不挠的精神终于战胜了：洛兹加乔夫总算同意和我会见了。 在克雷拉特新建区他那小小的住宅里，坐在窄小的厨房内，我记下了他的证词。 在誊清了记录、并用打字机打好之后，我再次拜访了他，请他在主要的章节上签字。 这一次他出奇得痛快：戴上厚玻璃眼镜，长时间地读着记录，然后用颤抖的手在每页记录的下面签了字。 “当家的”的最后一夜，是谁下的命令？ 终于，洛兹加乔夫讲到了那一夜：“3月1日的前一天夜里，我在别墅值班……警卫长奥尔洛夫刚休假回来，那天是他的休息日。在斯大林那儿值班的有高级工作人员斯塔罗斯京、他的助手图可夫、我和马特廖娜·布图索娃。那天夜里‘客人们’要来——‘当家的’这样称呼常到他这儿来的政治局委员们。像往常一样，客人们要来时，我们和‘当家的’一起制定菜单。2月28日那天夜里，我们在菜单中有“马扎里”牌葡萄汁，我记得是三瓶。“马扎里”是一种年代不久的葡萄酒，因为度数不高，‘当家的’就叫它葡萄汁。那天夜里‘当家的’把我叫去吩咐：‘给我们每人来两瓶葡萄汁’……那天夜里都有谁来了？都是常客：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大胡子的布尔加宁。过了一阵子，‘当家的’又叫：‘再来点葡萄汁’。又送上了。一切都好，他没提什么意见。后来就到了清晨4点钟……快到5点的时候，我们给客人们备好了汽车。‘当家的’送客时，警卫也跟着送，为的是客人走后好关门。当警卫员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赫鲁斯塔廖夫关好了门时，他看见了‘当家的’。‘当家的’对他说：‘睡觉吧，你们都睡去吧！我这儿不需要什么了，我也要睡了，今天我不需要你们了。’ “赫鲁斯塔廖夫跑来高兴地说：‘嘿，小伙子们，从来还没下过这样的命令……’说着他向我们传达了‘当家的’说的话。”说到这里，洛兹加乔夫补充说：“是真的，我在别墅工作了那么多时候，‘当家的’说‘睡觉去吧’，这还是仅有的一次。平常他只是问：‘想睡觉么？’然后用眼睛把你从脚到头狠狠地看一遍，像要看穿了似的。呶，哪儿还敢想睡觉呀！接到这个指示，我们当然很满意，就大胆地躺下睡了。” “等一下”，我问他，“怎么又出来一个赫鲁斯塔廖夫？您过去没说过这个赫鲁斯塔廖夫也在别墅里啊！” 洛兹加乔夫说：“警卫员赫鲁斯塔廖夫在别墅只呆到早上10点钟，以后他就回家休息了。替换他的是斯塔罗斯京，米哈伊尔·加夫里洛维奇。” （这就是为什么斯塔罗斯京没告诉雷宾关于“当家的”曾下达一个奇怪命令的原因：他本来就没听见这个命令。——作者） 总之，那天夜晚他们在近郊别墅只喝了些温和的葡萄酒，没喝白兰地，也没喝任何可能引发病症的烈性酒。据洛兹加乔夫的叙述，“当家的”那天“很和气”。如果他感觉身体不适，“他的心情就会很糟，那时你最好别惹他，”——洛兹加乔夫这样说。 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句令人吃惊的话：“你们都睡去吧”，这样的话洛兹加乔夫还是第一次从“当家的”那儿听到。 准确地说，他不是从“当家的”嘴里听到，而是从警卫员赫鲁斯塔廖夫的嘴里听到的。是赫鲁斯塔廖夫传达了“当家的”的命令，然后在早上就离开了别墅。这个命令让洛兹加乔夫和另一个警卫员图可夫感到吃惊，因为“当家的”一向极严格地要求遵守秩序。 然而那句话破坏了神圣的秩序：允许他们大家都去睡觉，那就是说允许不守卫他的房间，允许他们不彼此监视。 于是，就出事了。 洛兹加乔夫说：“次日是星期天。早晨10点钟，像往常一样，我们都聚在厨房里，开始安排当天的工作。” 是的，因为有了命令，洛兹加乔夫就放心地睡到了上午10点钟。很自然，他不知道他的同伴们在夜间都干了些什么。比如说，那个传达了“当家的”那难以置信的命令之后，过了夜就回家去了的赫鲁斯塔廖夫，他干了些什么？ 洛兹加乔夫接着说：“到了10点钟，斯大林的几个房间里‘还没有动静’（我们就用这句话表示他在睡觉）。11点钟了，仍没有动静，12点钟时，还是没有动静。这已经奇怪了：平常他在11点到12点钟左右起床，有的时候甚至10点钟时他就不睡了。 “已经到了中午1点，还没动静。两点钟了，那几个房间里仍是没有动静。到了3—4点钟，依然没有任何动静。可能有人给他打过电话，但是在他睡觉时，电话就接到别的房间里去。我和斯塔罗斯京坐着。斯塔罗斯京说：‘有点不对劲儿，咱们怎么办？’‘是真的，怎么办呢？到他房里去？’可是他非常严格地规定：如果他房中‘没有动静’，决不允许别人进去，否则严惩不贷。我们俩个就这么坐在办公楼里，这楼由25米长的走廊与斯大林的几个房间相联，有单独的门通向那里。已经6点钟了，我们仍然不知所措。忽然，站岗的勤务兵从街上喊：‘我看见有灯光了，在小饭厅里。’感谢上帝！我们心想：一切都好了。此时大家都各就各位，大家都时刻准备着，慌忙地跑来跑去。8点钟了，仍是啥动静也没有。我们不知如何是好。9点了，没有动静，10点了，还是没有！我对斯塔罗斯京说：‘你去看看，你是卫队长，你应该想点办法。’他说：‘我害怕。’我说‘你害怕，难道我是英雄？我应该到他那儿去吗？’正在这时，信使来送邮件了，有党中央来的一包文件。文件平常由我们，准确地说，由我去送给他。送文件——是我的责任。‘有啥办法呢，’我说，‘我去吧！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弟兄们，你们可别忘了我。’是啊，就该我去。 平时我们进他的房间，完全用不着悄悄地走。有时，还要故意地大声把门碰上，为的是让他知道有人来了。要是有谁轻轻朝他走去，他就会有十分病态的反应。你应该大踏步地进去，在他面前不要不好意思，也不要挺身直立，不然他就会对你说：‘干什么你在我面前直挺挺的，像个好兵帅克？’” “呶，我打开了门，大声地在走廊里走着。我们平常送文件去的那间房子，恰好是在小饭厅的对面。小饭厅的门正开着，我朝里面望去，看见‘当家的’在地上躺着，右手是抬起来的……就这样（洛兹加乔夫说到这儿，把半弯曲的手臂稍微抬起。）我整个地惊呆了，手脚都不听使唤了。当时他大概还没失去知觉，不过已经不能说话了。他的听力很好，大概是听到了我的脚步声，他费力地抬起手来，可能是向我求助。我跑到他身边问：‘斯大林同志，您怎么了？’他在这段时间里尿湿了衣裤，自己想用左手整理一下。我问他：‘是不是去请医生？’他含糊不清地回答：‘滋……滋’，说不出别的来。地板上扔着一块怀表，还有《真理报》。我把表拾起来看，时针指着6点半。这是6点半钟发生的事。我记得，桌子上有一瓶‘纳尔赞’牌矿泉水。房子里灯亮了的时候，他可能是去拿矿泉水的。我问了他大概有两三分钟，忽然他轻声打起呼噜来……听见这轻轻的呼声，你会以为这人睡着了。我抓起了电话筒，发着抖，淌着冷汗，打电话给斯塔罗斯京：‘快到我这儿，快来。’斯塔罗斯京来了，也吓得慌了神。‘当家的’仍是没有知觉。我说：咱们把他抬到沙发上去吧，在地上不合适。在斯塔罗斯京之后，图可夫和布图索娃也来了。我们大家把他抬到了沙发上，躺在地上不合适。我对斯塔罗斯京说：‘去给大家打电话，一个也别例外。’他去打电话了。我一步也没离开‘当家的’，他躺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只是打着呼。斯塔罗斯京打电话到克格勃，找伊格纳季耶夫。后者吓坏了，让打电话给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在斯塔罗斯京打电话的时候，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决定把‘当家的’抬到大饭厅的大沙发上去，因为那儿通风好。我们大家一起把他抬了过去，放在沙发床上，给他盖上了毛毯。看来，他冻得够呛，从晚上7点就躺在地上没人管。布图索娃帮他把衬衫的袖子整理好，他大概非常冷。这时候，斯塔罗斯京给马林科夫打通了电话。过了半小时左右，马林科夫打来电话说：“我没找到贝利亚。”又过了半小时，贝利亚来电话吩咐：“关于斯大林同志生病的事，对谁都不要说。” 就这样，又过了一个小时，没有人来看望垂死的斯大林──过去的“当家的”。 只有“被指定为他服务的人员”坐在他的床边，等待着上级的指示。 “是我干掉了他” 洛兹加乔夫说：“我又剩下了独自一人。我想，还得把斯塔罗斯京叫来，让他仍然去叫他们。我说：‘否则他要是死了，我和你都要掉脑袋。快去打电话，叫他们来。’” 洛兹加乔夫说：“第二天早晨7点多钟，赫鲁晓夫来了。赫鲁晓夫问：‘当家的’怎么样了？我回答：‘很不好，他的确出了问题。’赫鲁晓夫说：‘医生马上就到。’” “我心想：感谢上帝。8点半到9点钟之间，医生们到了。”（这是在没人救护的情况下他躺了13小时之后的事！） 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那天夜里在“当家的”那几间关着的房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只有两种可能： 或者是“当家的”胡涂了，真的让大家都去睡觉，而夜里他中了风； 或者是赫鲁斯塔廖夫受了什么人的指使，让服务人员都去睡觉，为的是自己，或某个我们还不清楚的人物能与“当家的”单独在一起。
在弗拉西克被捕以后，贝利亚当然会在已无人监视的斯大林的卫队中收买为自己办事的人。“当家的”认为贝利亚微不足道，可是他错了。贝利亚要利用最后一次机会，争取自己能活下来。 是赫鲁斯塔廖夫自己潜入了斯大林的房间，还是另外有一个人？是否他们在“当家的”喝过“马扎里”酒后昏昏入睡之际给他打了针？是否这针剂就引起了中风？是否“当家的”在感到不适之后仍然醒了过来，并挣扎着试图呼救？是否药针起了作用，他只能勉强走到桌旁？如果情况的确如此，那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战友们竟如此胆大包天：在知道出事了以后，仍然不急于前往救护。似乎他们早就知道出了什么事，知道“当家的”对他们不构成危险。 就算是第一种情况，四位战友也是心安理得地、有意识地丢下了斯大林，让他无助地死去。所以，在两种可能的情况下，都是他们杀死了他。 所以，贝利亚有理由对莫洛托夫承认：“是我干掉了他。”此话后来莫洛托夫向丘耶夫提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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