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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報消息】我在阿麗公司樓下，徘徊了整整兩個小時，仍然沒去見她。不是缺乏勇氣，而是害怕勾起她對往昔的回憶，從此再不能平靜地生活。 阿麗是我大學時的女朋友，靚麗活潑、溫婉多情，是許多男生的夢中情人。她不僅漂亮，也多才多藝。我們相愛不久，她考取了日本一家大學，準備東渡扶桑學習服裝設計。但是，阿麗是個將愛情看得比生命還重要的女孩。她深知，被千山萬水阻隔的兩顆心，不可能真正相愛。爲了愛情，她毅然放棄了這次東洋之行。 我曾經發誓要用整個身心愛她，以全部的生命庇護她。但是不久我就自食其言了。 1989年「學潮」爆發後，我被不可遏制的洪流推到了運動的前列。阿麗曾深深地憂慮過。她說，槍打出頭鳥，也許不會等到秋後，共產黨就會與我們算總帳。「5．19」戒嚴後，她的憂慮日甚一日。爲了阻止我繼續投入運動之中，她用盡了一個女孩的所有武器--柔情和眼淚--，最後索性裝病住進了醫院。我深愛阿麗，但我同樣深愛我災難深重的祖國。我看了看病中的女孩，輕輕說聲「對不起」，頭也不回地走了。我的身後，傳來她肝腸寸斷的哭泣。 阿麗是個對政治完全不感興趣的女孩。因爲關心我的安危，她跳下病床，如影相隨地跟我到了西安學生運動的中心--新城廣場--，默默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六四」大鎮壓後，我被當局列上黑名單。她又跟着我亡命於川、滇兩省的山林間。我希望在中、緬邊境尋找一條安全通道。但阿麗到雲南後水土不適，一病不起。1989年12月底，我只好護送她回西安。幾天後，我的行蹤暴露，被當局逮捕。 我入獄後，西安市公安局的人隔三差五找阿麗了解情況。她不勝煩惱。阿麗在給我的一封信中寫道：「阿明，你離開我後，我猶如掉進了黑暗的深淵。我不知道一個人如何走過今後的歲月。更讓我深感痛苦的是，公安局的人經常找我的麻煩。天知道，我對你做的事真的是一無所知啊！但是他們根本不相信。周圍的同事也以異樣的眼光看我，不願與我接近，彷彿我是一個不潔的女人。」看了這封信，我非常擔心柔弱的阿麗不能戰勝暫時的困難。我對提審人員說，我願意「交待」所有的問題，唯一的條件是他們必須停止對我女朋友的騷擾。一個叫周曉文的傢伙，拍着胸脯說從來沒有爲難過阿麗。事實上，這個傢伙經常利用手中的權力騷擾「犯人」的妻子或女友。甚至在我的案子已經審結後，他還多次藉故找到阿麗，說些非常肉麻的話。就是這個周曉文，因爲鎮壓「89學運」有「突出」表現，很快就從一名普通偵察員升爲處長。 1991年8月19日，前蘇聯發生震驚世界的「8．19政變」。當局決定加大打擊力度。我的久拖不決的案子迅速進入起訴、審判程序。開庭那天，阿麗一襲白色長裙趕來旁聽。當我被宣判10年有期徒刑時，阿麗突然不顧一切地衝向我，兩個窮籤極惡的法警撲向她，象老鷹抓小雞似地把她抓了出去。那是一個恥辱的時刻。1991年9月21日上午12時，我無助地看着阿麗在我的眼前消失，從此未睹伊人面。 1992年10月，我被送到監獄執行刑罰，從朋友那裏聽說她結婚了。我爲她欣慰，但更多的是傷感。我給她寫了封長信，卻如石沉大海杳無音信。 1998年9月20日，我獲釋出獄。我迫切想見到朝思夢想的阿麗。朋友卻告訴我她病了，也許不會認出我。 「她患的是什麼病？」我心裏一緊，害怕我的擔憂成爲事實。 「精神分裂症。」朋友悲傷地答道。 「天啊！怎麼會這樣呢？」我仰天長嘆，卻只得打消去看她的念頭。 2001年4月中旬，我到西安公幹，硬着頭皮去看望了阿麗的父母。從他們悠悠的訴說裏，我了解到一些阿麗患病的情況。她從法院回家後，很長一段時間將自己封閉在家裏，拒絕與他人交往。一開始，她的父母沒太在意，以爲她過一段時間就會好起來。突然一天，她又哭又鬧，並將我的衣服和照片全部撕毀。家人感到不妙，趕緊將她送到醫院檢查。阿麗不幸被宣判患了精神分裂症。她在西安市安康醫院治療半年後，病情基本穩定。出院後，她認識了現在的丈夫。經過短暫的戀愛後，他們一起步入了婚姻的殿堂。1993年，他們的女兒出世，孩子僅3個月時，阿麗再次患病，不得不又住進醫院。 她母親最後說道：「阿麗剛發病時，我們恨得你要死：如果不是你當年一意孤行，我們好好的女兒怎麼會成爲今天這般模樣呢？不過，經過這麼多年的風風雨雨，我們認識到你也是悲劇的犧牲品。你的青春不也是埋葬到高牆電網裏了嗎？我知道你們的感情很好，本來見見面也沒有什麼。但是，阿麗現在仍靠吃藥、打針保住，再也經受不住任何刺激了。希望你理解我們的苦衷。」 但是，我太渴望見阿麗一面了。我不顧一切趕到她的公司。我在樓下整整徘徊了兩個小時，最後還是戀戀不捨地離開了。 轉載自《民主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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