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報訊】2000年8月，是深圳特區成立20週年紀念日，也是廣東改革開放20週年紀念日。用什麼方式表示對這個偉大紀念日的紀念呢？有人想出了一種獨特方式──深切悼念嶺南「改革媒體烈士」：沒有一些前仆後繼的「改革媒體」，哪有今天生機勃勃的廣東？5月23日，我收到一個「特快專遞」，裏面是一本414頁的新書《媒體中國》（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版），封面三行黑體字聲稱：這是「中國第一部公開披露新聞界鮮爲人知的競爭內幕和新聞界大腕們的精彩故事，第一部非專家非理論非總結形態對新聞界發生的人和事的一個觀察性記述，第一部描述中國新聞變革十年曆史紀實性作品。」 但是我讀了之後，發現上述口號並不貼切準確，要說《媒體中國》的真正特色，其實是一篇嘻笑怒罵皆成哀悼的悼詞──沉痛悼念中國已死或將死的改革媒體。如果要更準確一點說，該書主要是在悼念嶺南「改革媒體烈士」：全書雖然號稱《媒體中國》，雖然也說到了北京、武漢、成都的一些媒體內幕，但真正的主體，還是在嶺南，也就是廣東的媒體。這既因爲作者劉勇近十年來始終是廣州的報人（先在《粵港信息日報》，後爲羊城晚報報業集團），更由於近十年來，廣東始終是中國新聞改革的前沿陣地和先鋒前驅，已經犧牲或將犧牲的知名改革媒體，大都在嶺南一帶。讓我們看看《媒體中國》披露的近十年來死去的「改革媒體烈士」名單── 深圳《深圳青年報》──生於1985年，歿於1988年夏，共青團深圳市委主辦。死因是發表了《我贊成鄧小平退休》等「出格」文章。 深圳《蛇口通訊報》──生於1985年1月，歿於1989年夏，蛇口招商局主辦，總編輯韓耀根；蛇口工業區主辦，曾以大膽批評蛇口「一把手」袁庚而著名，死因是「春夏之交」風波帶來的「整頓」。 廣州《現代人報》──生於1986年，歿於1994年，廣東省圖書進出口公司主辦，總編輯易徵；曾和上海的《世界經濟導報》、北京的《新觀察》一起號稱「中國民間的兩報一刊」。死因是《現代人報》「違反新聞紀律」，竟然與境外媒體合資辦報──與香港《明報》合資辦報。 深圳《深星時報》──生於1994年，歿於1998年，《深圳特區報》與香港《星島日報》合辦，是大陸唯一一家獲得官方日報認可的中外合資傳媒。死因爲發行量太小，經營不善。 深圳《投資導報》「財源週刊」，生於1996年，歿於1999年，《深圳特區報》主辦。「財源」以提出中國民間辦報的大彩印、大特塊、大專題、大頭像、大照片之大氣派，稱爲中國新型報刊。死因是擅自與外資合作辦報（瑞士榮格集團合資合辦）。 惠州《現代生活報》，生於1993年，歿於1995年。該報曾以《觀察中南海》專欄震動中國傳媒界。死因與此有關。 深圳《街道》雜誌，生於1993年8月，歿於1998年7月14日，深圳南山區粵海街道辦事處主辦，主編許浩。死因是該刊1998年第7期的封底上了一個「半裸屁股的西方女郎」，深圳市委宣傳部立即下令停刊整頓。後欲與《羊城晚報》合作未成而駕鶴西遊。 深圳《開放日報》，生於1993年，歿於1995年，深圳南山區委與國務院特區辦合辦，死因爲上面禁止地方與中央合作辦報。 廣州《中國金報》，生於1988年，歿於1999年。廣東省委宣傳部主辦，死於行政干預經營不善。 廣州《粵港信息日報》，生於1986年，「僵化」於1988年。廣東省經委等八家單位主辦；以號稱「想總理之所想」，「膽子要大一點，步子要快一點，思想要解放一點」成爲報界新稅。因其副刊「粵港週末」頻頻發表出格言論，1998年被通報整頓，大批精英外逃，現進入「植物人」維持階段。 廣州《嶺南文化時報》（週報），生於1994年，歿於1998年，曾以放論國是而震動高層，死因與此有關。 深圳《焦點》雜誌（月刊），生於1994年，主編李梅，廣東白馬廣告公司與深圳文聯合辦，休克於1997年，「植物人」至今，爲《深圳商報》接辦。 深圳《深圳畫報》（月刊），生於1992年，「休克」於1998年底。體克原因是在改革20年紀念刊中轉載了某出版社一書上一幀「六四風波」照片。2000年由《深圳商報》接辦維持。現呈現出「植物人」狀態。 除了這些死亡、僵化與休克的消息，書中還透露了另一種「變性」之死──1999年11月，新聞出版署出臺了調整報刊機構，一部份報刊「向黨報劃轉」的通知，於是《南方日報》「劃轉」了《廣東價格報》和《現代體育報》；《羊城晚報》「劃轉」了《廣東工商報》、《廣東建設報》；《廣州日報》則是早在這種正式並轉通知下達之前，已把《南風窗》劃到了手中。目前尚有《信息時報》與《粵港信息日報》仍在等待劃轉。 由於種種原因，書中對影響極大的《南方週末》反而進行了低調介紹，除了泛泛簡介《南方週末》在中國文化思想界的影響，對該報近幾年所遭遇的多次通報、多次檢討、多次「強颱風」一字不提。同樣，對於《羊城晚報》雖然在發行量廣告額有所增長的介紹中，也沒有提到該報「花地」副刊已名存實亡──改革初期吳有恆復刊《羊城晚報》時，「花地」那種啓蒙思想的辛辣風格早已蕩然無存，從這一個角度上說，《羊城晚報》的靈魂已是「七魂出竅」，雖生猶死。至於《深圳商報》在1989年停刊整頓後，棄商從政，被改造成一個只知唱讚歌的「市政府機關報」的內幕也都無力細說。 然而，儘管有這樣多的疏漏，該書還是讓人深深懷念鄧小平！是鄧小平，在改革之初放開傳媒，讓人們大膽地去幹！即便出了「春夏之交」風波，1992年也又掀起傳媒大發展新浪潮，依然鼓勵人們「膽子再大一點，步子再快一點，思想再解放一點。」使中國傳媒從「政治家辦報」改革爲「文化人辦報」，「商人辦報」，從「與假大空保持高度一致」變爲了「講述老百姓的故事與希望」。試看上述「壯志未酬身先去」的改革媒體，不是在大膽探索民主監督、思想啓蒙，就是在進行引進外資辦報的現代經營嘗試，那真是一個思想解放心潮澎湃的改革新時代。把這些歷史細細回顧，人們突然明白一個道理，新世紀並非等於新時代，今日判斷當代是否在改革，是否進入了新時代，有一個關鍵：就是看其時的傳媒是否興旺自由，是否寬鬆個性，凡改革之年，必然是傳媒百花齊放千姿百態之年，凡專制之時，必然是傳媒千篇一律，唯唯諾諾只誦「最高指示」的時候。「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當此神州大地重新提倡「政治家辦報」之時，中國傳媒一百八十度向後轉，回到改革之前的老路上，《傳媒中國》雪夜憶春暉，說一段改革傳媒曾經風光的歷史，無異於在唸一篇中國「改革傳媒烈士「的悼詞，唱一曲「壯士一去不復還」的輓歌。這是一個雖然沒有追悼會，卻有長篇悼詞的年代。與歷史上那既無追悼會，也無悼詞的年月相比，可見一種國民性的進步。-原載新世紀(http://renminbao.com)
| 
打印機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