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初，中纪委常务副书记曹庆泽在辽宁沈阳视察。面对东北地区近期暴出的一桩桩执法人员与黑社会勾结的案件，这位专治腐败的副书记深为震惊。

　　“黑”傍“红”

　　长春黑老大梁旭东案发后，一个红与黑勾结的活话剧曝显于天下：

　　在短短几年内，梁旭东对一批国家公职人员进行高密度的糖衣炮弹攻击，在自己的关系网上布下的一个个红点：12名处级以上党员干部，10名警察，5名检察官，4名法官，5名司法警察。梁案只是黑傍红的冰山一角。

　　张仁善博士指出：不少黑帮之所以长时间连续作恶而不被抓获，与他们同有关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结成的关系网有很大的关系。

　　“红”傍“黑”

　　今年以来披露的官场谋杀案中，一个特点非常明显：官员傍黑。

　　7月28日，山东烟台市一法庭副庭长王金良坐上了被告席。缘由是，长期寻找黑社会的王傍上黑老大后，在审理案件时与人发生纠纷，王金良不向法律求援，却请来黑帮成员大打出手。

　　河南信阳市原人大主任景献琢，集体腐败时订立攻守同盟。景献琢宣称：谁敢说出去，我找黑社会把他杀了。

　　据称，一些国家公职人员不仅在黑帮成员生时与他们打得火热，连黑帮成员死后也与之保持“紧密联系”，使黑帮成员尽享“哀荣”，借黑帮“余威”壮大自己的势力。

　　这决非空穴来风。江苏常熟黑帮头子时玉林被枪毙后，一电管站党支部书记站长率手下数名党员前往吊丧。

　　另一例证是：东北一“黑老大”被公安机关抓捕，一些司局级党政干部为他“奔走呼号”，四处说情，且向公安机关施加压力。

　　“红”以“黑”制“黑”

　　一些基层政权组织因为自身软弱涣散，行政不力，就使出“以毒攻毒”之策：动用黑帮成员介入收费、征粮、拆迁等棘手的行政事务。

　　这个颇为权威的说法，是吉林省公安厅责任人在2000年扫黑时说出的。

　　非独吉林，他地亦然。

　　浙江省黄岩区东桥村委会主任解振喜3个月前被带上手铐。解振喜是当地一黑帮的骨干，是一系列血案的直接制造者。

　　据悉，镇里领导认为，解振喜够“狠”，适合做农村工作，因为惟“狠”方能服众。

　　学者认为，红色干部“以黑制黑”的思想和行为，在中国基层组织中并非少数，且有愈发蔓延的趋势。

　　红帽官匪

　　沈阳黑老大刘涌之弟刘军，劣迹斑斑，却混进公安队伍，当上探长；长春黑老大梁旭东，在其兄“活动”下，也混进公安队伍，当上警官。坊间称他们为“官匪”：带红色帽子，干黑色勾当。

　　学者则称之为权力型黑帮。

　　先结帮后夺权，是权力型黑帮的基本套路。能做经典案例警示世人的是河南虞城县何长利犯罪集团：

　　1981年，何复员回利民镇，孤身一人。1983年，何第一次举行9人跪拜仪式。1987年，何第二次举行12人跪拜仪式。1993年 月，何第三次举行25人跪拜仪式。1993年3月，何召集同党，策划进入镇领导班子，当上副镇长。

　　结帮弄权的直接后果是：红色政权被窃取被污染。

　　1994年，何长利集团有69人，全镇7个基层党支部书记，除一个暂缺，一个是女士，余者5人均参加了结拜。各镇人大代表中有22人，10个企业领导中有7人，都是何长利集团成员。

　　专家说，黑帮组织不择手段瓦解基层政权，妄图取而代之，其破坏力远胜过打打杀杀。 (http://renmin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