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人民報記者
麗君編譯報導）中共黨媒《環球時報》9月29日報導，中共常駐聯合國副代表孫磊日前在聯合國大會行使答辯權，反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刪除《聯合國憲章》「敵國條款」的主張，並以日本走向「再軍事化」為由，宣稱相關條款至今仍具有「重要現實意義」。然而，北京此次論述略去了一段關鍵歷史：聯合國大會早在1995年便通過決議，明確認定相關「敵國條款」已經過時，並表明有意啟動修憲程序予以刪除；該決議當時獲包括中共在內的絕大多數會員國支持。30多年後，北京如今反過來強調相關條款「不容刪改」，與中共當年的立場形成鮮明反差。
北京稱「敵國條款」仍具現實意義
所謂「敵國條款」，主要涉及《聯合國憲章》第53、77及107條，是二戰結束之際形成的歷史安排。依《憲章》文字，「敵國」是指二戰期間曾與《憲章》簽署國交戰的國家，主要涉及日本、德國等前軸心國。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9月22日在聯合國大會演說時，再度要求刪除《憲章》中有關「敵國」的文字。她指出，2005年聯合國會員國領袖已表達刪除相關文字的決心，日本加入聯合國70年來也持續參與聯合國事務，因此主張相關條款應予刪除。
北京則迅速作出強硬回應。中共常駐聯合國副代表孫磊在答辯中聲稱，「敵國條款」旨在防止法西斯主義及軍國主義再次威脅國際和平與安全，至今仍具有「重要現實意義」。他進一步宣稱，「敵國條款」是《聯合國憲章》「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在日本近年的軍事動向下更凸顯其意義，因此「不容刪改」。
為支撐上述論述，孫磊列舉日本近年增加軍費、放寬殺傷性武器出口、部署中遠程飛彈、擴充進攻性軍力，以及討論修改和平憲法和「無核三原則」等政策，將這些動向定性為日本「再軍事化」，並宣稱已對地區乃至世界和平構成「現實威脅」。
中共黨媒《環球時報》也延伸這套論述，援引中國學者觀點，將日本近年的防衛政策與「敵國條款」相連結，試圖賦予這項二戰遺留條款新的現實正當性。
然而，「日本近年的安全與防衛政策應如何評價」，與「聯合國是否仍將『敵國條款』視為具有現實效力的制度安排」，實際上是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北京可以對日本擴充軍力提出批評或警告，但這並不能改變聯合國大會早已對「敵國條款」本身作出的正式判斷。
早在1995年，聯合國大會便以155票贊成、0票反對、3票棄權通過第50/52號決議，明確認定第53、77及107條中的「敵國條款」因國際情勢發生重大變化而「已經過時」，並表明有意啟動《憲章》第108條所規定的修憲程序，將相關條款刪除。
換言之，北京如今以日本安全政策的變化為由，重新強調「敵國條款」的現實意義；但聯合國對這些條款「已經過時」的正式認定，早在30多年前便已寫入聯大決議。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共當年並未反對這項決議。
聯合國30年前已認定過時
1995年12月11日，聯合國大會以155票贊成、0票反對、3票棄權通過第50/52號決議，表明有意啟動修憲程序刪除相關條款。3個棄權國為古巴、北韓和利比亞，中共投下贊成票。
而北京當年並非只是隨多數投下贊成票，而是曾在聯合國公開表態支持刪除。
聯合國第六委員會1995年11月9日的正式會議紀錄顯示，中共代表高燕平明確表示，中方同意特別委員會關於刪除「敵國條款」的建議。她並進一步指出，《聯合國憲章》中已經失效的條文並不只限於這些「敵國條款」。
10年後，這一方向再次獲得確認。2005年聯合國世界首腦會議成果文件援引1995年的聯大決議，各國元首和政府首腦明確表示，「我們決心刪除」《憲章》中有關「敵國」的文字。
因此，今天仍能在《聯合國憲章》中看到「敵國」字樣，並不意味聯合國後來重新認定這些條款仍有必要。條文迄今未被正式刪除，一個關鍵原因在於修改《聯合國憲章》的門檻極高。
依《聯合國憲章》第108條，修正案除須經聯大三分之二會員國通過，還須由三分之二會員國依各自憲政程序批准，而且批准國必須包括安理會全部五個常任理事國。因此，「條文尚未正式刪除」與「條款仍具有現實意義」，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這也讓北京今天的說法面臨一項難以迴避的歷史對照：30多年前，中共在聯大投票支持認定「敵國條款」已經過時，中共代表更公開同意刪除；如今，北京卻宣稱同一批條款是《聯合國憲章》「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並稱其「不容刪改」。
從支持刪除到主張保留
中共從30年前支持刪除「敵國條款」，轉為今天宣稱相關條款「不可或缺」、「不容刪改」。北京為這項立場轉變提出的理由，是日本近年的安全政策已發生變化，並將日本強化防衛能力直接定性為「再軍事化」甚至「新型軍國主義」。
然而，北京這套論述忽略了一個重要的區域安全背景。中共過去30多年持續大幅增加國防支出，快速擴充核武、飛彈及海空軍力量，軍事活動範圍也不斷向東海、台海及西太平洋延伸。日本防衛省2026年《防衛白皮書》將中共軍事動向列為日本面臨的「前所未有的最大戰略挑戰」，並指出中共軍機、軍艦及航母近年在日本周邊海空域的活動持續擴大。
日本強化防衛能力有其明確的區域安全背景，不能簡化為北京所稱的「軍國主義復活」。東京公開提出的安全背景包括中共軍力快速增長及在日本周邊軍事活動增加，以及北韓核武與飛彈等區域威脅。北京若只放大日本增加軍費、部署長程飛彈等動向，卻把中共自身持續擴軍及周邊軍事活動排除在同一幅安全圖景之外，就把一場相互牽動的區域安全競爭，簡化成日本單方面走向「再軍事化」。
更值得檢視的是，北京進一步以這套「再軍事化」論述，主張二戰結束時留下的「敵國條款」今天仍具有現實意義。但中方對日本安全政策的政治定性，並不等於聯合國對「敵國條款」作出了新的認定。截至目前，北京並未提出聯合國已推翻1995年認定相關條款「過時」，或改變2005年各國領袖決心刪除「敵國」文字的正式文件。
北京今天可以改變自己的政策立場，卻不能因此改寫聯合國留下的歷史紀錄。從支持刪除到宣稱「不容刪改」，發生改變的是北京自身的立場，而不是聯合國對「敵國條款」作出了新的認定。
歷史責任不能成為選擇性工具
日本二戰時期的侵略歷史已有充分歷史紀錄，戰爭責任也不因時間推移而消失。然而，這段歷史並不能免除北京當前論述接受事實查核的必要。當中方重新援引二戰後形成的「敵國條款」時，中共自己此後在聯合國留下的立場與正式紀錄，同樣應被完整呈現。
北京如今反覆援引日本的二戰歷史，主張「敵國條款」仍具有現實意義，卻鮮少提及一項與其當前論述直接相關的歷史事實：中國自己曾支持刪除這些條款。當歷史被用來要求日本正視過去時，中共自身在聯合國留下的歷史紀錄，同樣不應被排除在外。
近年北京更頻繁地把對日批評置於「戰後國際秩序」框架之下。2025年11月，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傅聰致函聯合國秘書長，指責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論「嚴重破壞戰後國際秩序」，並要求國際社會警惕日本「企圖顛覆戰後國際秩序」。到了今年，北京又將二戰後寫入《聯合國憲章》的「敵國條款」重新推上中日外交交鋒的前線。
真正的矛盾因此不在於日本是否應記取二戰歷史，而在於北京如何使用這段歷史。中方一方面以「維護戰後國際秩序」為由，重新強調1945年針對戰敗國留下的「敵國條款」；另一方面，卻淡化同一個聯合國體系此後已認定相關條款「過時」、中共自己也曾明確支持刪除的正式紀錄。北京今天可以改變對日政策，也可以重新提出保留條款的政治主張，但不能把自身立場的轉變包裝成聯合國立場的延續。從30年前支持刪除，到今天宣稱「不可或缺」、「不容刪改」，真正發生改變的不是聯合國留下的紀錄，而是北京對這些歷史條款的政治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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