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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 外籍人士遭任意拘留風險正在上升
2025年3月2日發表
【人民報消息】「(在中國)你可能僅僅因為和某人聊天、複製一張地圖，或者無意間拍了一張敏感地點的照片，就被逮捕。」人權組織「保護衛士」(Safeguard Defender)研究主任黛娜．加德納(Dinah Gardner)告訴美國之音。
據美國之音報導，2月25日，保護衛士發布報告——《在中國失蹤》(Missing in China)，揭示了中共政府如何利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在不透明的法律體系下秘密拘押外籍人士，剝奪他們的基本權利，並作為政治工具進行「人質外交」，報告為外國公民及其家屬提供指導，幫助他們應對在中國遭遇任意拘留的情況。
在眾多案例中，澳大利亞籍華裔記者成蕾(Cheng Lei)的案件尤為典型。她於2020年被中共政府以「泄露國家機密」為由拘捕，直至2023年才被釋放。她的伴侶、澳大利亞中國商會(AustCham China)前首席執行官尼克．科伊爾(Nick Coyle)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講述了他對中共司法體系的看法以及外交交涉的艱難。
看不見的牢籠
科伊爾告訴美國之音：「她的前六個月是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度過的，這相當可怕，你應該知道。」
「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簡稱「指居」)是一種特殊拘押制度，允許中共當局在不通知家屬、不提供律師會見的情況下，將嫌疑人關押在特定地點長達六個月。在此期間，受害者被單獨監禁、剝奪睡眠、長時間訊問，甚至遭受身體和心理折磨。
「保護衛士」的報告指出，在中國被拘留的女性往往比男性面臨更多困難。她們可能遭遇女性健康問題，難以獲得衛生用品和藥物，面臨性騷擾的風險，以及數月甚至數年無法見到孩子的精神折磨。
曾遭中共政府拘留的前英國記者兼私家偵探韓飛龍(Peter Humphrey)也經歷過指居。他告訴美國之音：「中共的司法和監獄體系完全不透明，毫無公平可言。因此，在中國談『司法正義』是毫無意義的。」
任意拘留成政治工具
報告還指出，中共政府日益將「任意拘留」作為一種外交籌碼，尤其針對西方國家的公民。近年來，類似的案件層出不窮，包括加拿大的「兩個邁克爾」案(Michael Kovrig和Michael Spavor)、英國人韓飛龍案，以及澳大利亞籍作家楊恆均(Yang Hengjun)案。
成蕾的伴侶科伊爾是在2020年8月的一天，發現成蕾突然失聯，手機無法接通，社交媒體賬號也沒有任何更新。
「老實說，我一開始並不確定。我是第一個發現她失蹤的人，我去找了大使館的聯繫人告訴他們她失蹤了。我很快意識到，她被拘留了，因為她的電腦不見了，還有其他跡象。」科伊爾對美國之音說。
在意識到成蕾可能被拘留後，科伊爾的第一反應是確認拘留她的機構。他表示，如果是中共公安機關(PSB)，可能還有一些官方途徑可以採取行動，但當他發現是中共國家安全部(MSS)時，他知道事情更加複雜。
他告訴美國之音：「當我得知是(中共)國家安全部時，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從那一刻起，基本上沒有人可以做什麼。」
科伊爾認為，成蕾被拘留的根本原因並非法律問題，而是中澳關係緊張。「如果你看看其他類似的任意拘留案件，你會發現情況是類似的。當中共政府意識到，這件事給他們帶來的麻煩已經超過了他們從中獲得的任何好處時，他們就會解決這個問題。加拿大的『兩位邁克爾』就是典型的例子。」科伊爾說。
「保護衛士」研究主任加德納也表示，中共政府的「人質外交」策略已經被多次驗證。「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就是華為案件——孟晚舟獲釋僅僅幾個小時後，加拿大的『兩位邁克爾』就被釋放了。」
拖延審判
報告還指出，在許多案例中，中共政府利用法律程序不斷拖延審判，避免正式定罪，而是不斷延長拘押時間，直到外交條件成熟，再「有條件」釋放被拘押者。例如，成蕾案的審判被推遲了三年，最後以「已服刑」的方式釋放她。
科伊爾回憶說，在成蕾被拘留的頭幾個月，他不斷思考最有效的應對策略，希望找到一個能夠促成她獲釋的方法。他很快意識到，這並不是一個可以通過法律手段解決的問題，而是一個純粹的政治問題。
他告訴美國之音：「在成蕾被拘留後，我曾經對身邊的朋友說，情況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她很快就會被釋放，因為中共政府想要得到某些東西，而她只是暫時的籌碼；另一種則是，我們可能要做好長期抗爭的準備，這將是以年為單位的等待，而不是幾個月。」
科伊爾認識到，唯一可能促成成蕾獲釋的方法，就是讓澳大利亞政府將她的案件列為外交優先事項，並對中共政府施加足夠的政治壓力。
他說：「如果她真的做了什麼錯事，中共政府早就對她進行審判並宣判了。事實上，他們只是一次又一次地推遲審判，並在最後的判決中用『已服刑』的方式釋放她。這種模式與許多類似案件一致——越是拖延，就越顯示出這完全是一個政治問題，而不是法律問題。」
善用媒體報導，推動家人獲釋
「保護衛士」報告中建議家屬可以利用有關案件的報導，向本國政府施加公眾壓力，促使其更加積極地為家人發聲和倡議。
科伊爾對此表示同意，他認為，當中共政府意識到繼續扣押某名外國公民的代價大於收益時，他們就會想辦法「找個台階下」。
科伊爾透露，在成蕾被拘留期間，他曾多次向澳大利亞政府官員，包括當時的外交部長及其團隊，強調如果成蕾在澳大利亞總理訪華前仍未獲釋，那麼這一問題將主導整個訪問行程，並成為國際媒體關注的焦點。
科伊爾表示，澳大利亞政府並不希望總理訪華時，每天都被媒體問及成蕾的案件。與此同時，澳大利亞公眾普遍認為中方對成蕾的指控站不住腳，公眾輿論已認定此案「完全不可接受」。
「當阿爾巴尼斯政府上臺後，中澳關係開始解凍，中共政府也想改善與澳大利亞的關係。成蕾的案件成為一個可以用來改善外交關係的棋子。因此，在澳大利亞總理計畫訪華前不久，中共政府最終選擇釋放了她。」科伊爾告訴美國之音。
任意拘留風險正在上升
報告警告稱，近年來，外國公民在中國被任意拘留的風險正在加劇。
報告指出，中共黨魁習近平自2012年掌權以來，中國不僅漸對外國人關上大門，還越發「明目張膽地以政治動機拘留外國人」，「向外國政府施壓或進行懲罰」。這類抓捕被納入中國日益強調的國家安全框架下，尤其2014年出臺的《反間諜法》經2023年7月修訂後，再加上2024年5月修訂的《保守國家秘密法》，中國以間諜罪名拘留的外國人人數節節走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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