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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官方罕見承認網格員欠薪 社會監控體系或陷困境
2024年8月31日發表
【人民報消息】中國公務人員減薪、欠薪情況嚴重，甚至已經波及到維穩體系的基層網格員。近日，福建涵江地區有網格員曝光被欠薪半年。那麼，這種情況反應了哪些更深層次的社會問題呢？
據自由亞洲電臺報導，署名爲「涵江網格員」的社媒賬號近日發文，其內容披露：涵江政府已經欠全區網格員半年工資，現在連社保也停了，大家生活陷入困境。該文還透露，涵江區有七、八百名網格員，月薪爲兩千二百元。
隨後，這個消息罕見地得到了官方的證實。
據《蘭州晨報》旗下新媒體「奔流新聞」8月23日報導：涵江區社會治安網格中心工作人員向奔流新聞記者證實，「8月23日上午，由區政府統籌，確實給所有被拖欠工資的網格員發了一個月工資，剩餘拖欠工資正在想辦法解決。」該工作人員還透露，涵江區的網格工作被當作樣板，經常有外地網格中心來這裏學習取經。
中央轉移支付能力下降？
原內蒙古自治區政府法律顧問室執行主任杜文非常瞭解中共政府的基層管理工作。他告訴本臺，中共基層工作人員的工資支出主要靠中央轉移支付，廣泛發生的減薪、欠薪狀況不僅說明基層財政的狀況不容樂觀，也說明中央轉移支付的能力在下降：「中央財政轉移支付有一個基本前提叫保工資，就是必須保證基層工作人員的工資才能保證社會運轉。目前看是中央轉移支付能力在迅速下降，以至連基本的保工資都保不了。」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被證實欠薪的涵江區，隸屬福建省莆田市。據公開資料，2023年，涵江區的GDP爲693億元人民幣，居莆田市第一；全年地方財政收入30.14億元，同比增長61.6%。
但是，網格員月薪僅爲2200元，800人的月工資及社保合計約200萬元，這樣一個經濟強市強區，何以連200萬元的工資都拿不出，且要欠半年之久？
杜文指出，中國大陸所採取的分稅制，實際上將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直接掏空：「內蒙有一個縣，它一年的財政收入是11個億。縣委書記和我說，最後縣裏實際只能拿到一個多億，全都被市裏、省裏和國家拿走了。中央財政拿大頭，省級財政第二，最後纔是縣級這一塊。」
地方政府在統計數字上造假，也是另外一個可能的原因。杜文指出：「地方財政數據其實是漏洞百出的。越是看起來富的地方，因爲吹牛，實際上可能更窮。很多時候爲了增加財政收入，地方政府會讓企業提前交很多年的稅，就是寅喫卯糧，交完再退給企業，國家實際上還是只有這麼多錢。所以中國的家底有多少錢，最近大家都在談的地方債務到底有多少，沒人能搞清楚。」
中國有多少網格員？
網格員是「網格管理員」的簡稱，指將中國社區劃分爲多個網格，派專人負責網格內居民的信息採集、政策宣傳、矛盾調解以及其它事務。
網格管理經驗最早起源於1963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時期，浙江省諸暨縣楓橋區依靠羣衆就地監督改造四類分子的經驗，被毛澤東稱爲「楓橋經驗」。2002年習近平調任浙江省後不久，即赴楓橋調研，並提出：要充分珍惜「楓橋經驗」，大力推廣「楓橋經驗」，不斷創新「楓橋經驗」。
2013年，習近平又提出要建全黨組織領導的城鄉基層體系。網格員制度，隨之在全國各地推行並加強。近年來，隨著大數據和人工智慧的應用，中國網格員制度得到了進一步發揮，並藉助信息化手段進行數據採集和分析。
2020年新冠疫情之後，網格員的作用得到極大的發揮。他們通過地毯式排查、信息上報和健康監控等手段，協助政府完成精準防控並得到了擴權，比如監控「重點人員」。杜文說：「在黨內，他們被稱爲共產黨治理體制的『毛細血管』和『神經末梢』，成爲習近平提出的『精細化社會管理』最直接的體現。」
杜文認爲，中國的網格員就是最基層的維穩力量，其開支也是維穩經費：「他們首先的職責就是維穩，叫作毛細血管和神經細胞，這點是毫無疑問的。他們這些人的經費就是典型的維穩開支。」
中國到底有多少網格員？目前尚未有官方公布的統計數據。據2020年人口普查數據，被證實欠薪的涵江區共有47萬常駐人口，但有7、8百名網格員，比例約爲每名網格員負責600居民。2024年1月，深圳氣象局一篇報導中也透露，深圳全市共有約2萬名網格員。以深圳常駐人口1200萬計，比例類似。
不過，杜文介紹，網格員與當地人口數量相關，但比例並不是固定不變的，主要看當地的管理壓力和需求：「比如說，有些地方家庭教會比較多，網格員的需求就非常大；法輪功活動比較多，需求也比較大。北京網格員的比例肯定高於其他地方。」
網格員欠薪是否會導致基層管理工作難以爲繼？杜文認爲，這個問題不宜過早下結論。在「奔流新聞」的報導中也提到：被欠薪半年的網格員，「大家仍在正常工作，他們的訴求是希望有關部門能盡快補齊拖欠工資，正常繳納社保。」
另一方面，仍有地區在不斷招聘新的網格員，且報名火爆。比如，據《齊魯晚報》報導，濟南市高新區舜華路街道辦事處在2024年7月發布招聘通知，招聘專職網格員74人，要求年齡在45週歲以下，享受五險一金，薪酬約每月3700元。僅四天時間，就有6280人報名。
杜文說，這一方面說明當下社會就業難度比較大，民衆普遍希望找到一份安穩工作，另一方面也是因爲很多中國老百姓有與權力捆綁的意願：「有些人你不要說給他工資，你不給他工資，給他肩膀上掛個紅袖標，他就和打了雞血一樣。他和權力綁上了之後，那個滿足感，那種充實感，這個誘惑力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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