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最近，大陆学者房汉廷发表一篇文章，引起香港的注意，因为它隐隐透露了香港一国两制面临「收档」的危机。中国社会科学网7月31日刊登的这篇题为《加大制度型开放创新 打造粤港澳大湾区2.0正当其时》的文章，作者是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他曾担任科技部战略院副院长、《科技日报》副社长。中国社会科学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旗下理论网站，后者是中国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是中共中央和国家决策服务的思想库。无论从作者到他的单位，都是来头不小，绝对不是等闲之辈可以随便发表的「个人意见」。 文章建议将现有的比较松散缺乏内在联系的大湾区（广东省9市加上港澳两个特区）概念视为「大湾区1.0版本」，为了推动大湾区的发展，必须升格为「大湾区2.0版本」。在这个升格版本里，实行「全湾一个政治体制、一个海关、一种货币、一张证件」，整个大湾区纳入「中央粤港澳大湾区委员会」的管辖范围，将大湾区政治、经济、建设等事权纳入中央管理。如果属实，这将严重影响香港在《基本法》框架下的高度自治，是提早结束「一国两制」的预警。文章刊登一天后下架，但已经引起广泛讨论。 中共一直为2047年作准备 笔者对此有两种解读。一是中共智囊开始为当局构思2047后香港的出路。香港一国两制规定下的50年不变至今已经走了一半路，当局要开始为2047后香港的前途出路构思一个方案。早在2017年香港回归20周年时，已经有内地学者提出要未雨绸缪构思30年后香港前途。所以这次抛出一个想法而又马上下架，完全是发放一个「政治气球」的做法，测试公众的意见。 另一个解读是：这是中共75年来无时无刻要染指香港管治权的又一最新建议。何以见得？请看以下历史。 一，1958年土共企图把新华社变成「第二政权」 自从1957年中共决定把港澳工委（以下简称「工委」）从广州转移到第一线的香港后，工委就一直想插手香港的管理。1959年中共召开港澳工作50天整风会议，检讨工委这种过左的错误。根据参与会议的吴荻舟（时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港澳组副组长、周恩来总理处理香港问题的左右手）的笔记（《五十天整风会议记录》，由其女儿吴辉整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几点： ·　工委借口「要保护300万市民的利益」，不惜在香港发动10大斗争，造成社会动荡； ·　工委提出，「要蚕食HK，造成我们力量庞大，实际控制HK」； ·　工委的所作所为，「如群众斗争过分大、集中，这刺激E，引起他担心我们把新华社变成第二个政权」；（以上三点均见《50天整风会议记录》，文中 HK 指香港，E 指港英） ·　在新华社内，中资企业，甚至国民党起义的银行也搞甚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在电影界也搞甚么大批判，大字报上墙，口号声不断，弄得香港警察局的警车，成天围著新华社等机关的房子转，唯恐从这块红色根据地里向外并发出推翻香港当局的火星，引起社会大乱……（见铁竹伟著《廖承志传》（第357-366页）） 工委这些做法，显示他们借口维护300万市民的利益，插手香港管治的居心。这明显地违背了中共当年对香港采取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迫使中共要举行50天整风会议纠正这些错误。 二，1967年土共企图迫使中央提前收回香港 香港1967年的「反英抗暴」，事实上是中共文化大革命向境外延申的结果。关于67暴动的来龙去脉笔者已经在拙著《香港六七暴动始末》详细分析，这里不赘，但值得一提的是1978年中共在检讨这件事时，就不讳言当年工委的做法是想「迫使中央提前收回香港。」1978年初，廖承志召开港澳工作会议[1]，清算了文革时极左政策对港澳工作的干扰和破坏，重申中央对港澳「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这次会议形成了《关于港澳工作会议预备会议情况的报告》，报告明确指出：「1967年香港发生所谓『反英抗暴斗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做法是与中央的方针不符合的。在反英抗暴斗争中，实行反英第一、收回香港第二，在香港搞同盟罢工、武斗，企图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后果极其严重[2]。」一旦中央提前收回香港，则工委自然就是收回香港后的当权派。从这里可以看到，土共染指香港治权的企图。 三，1997年前，中共就在香港进行了各种部署准备随时接管香港 我们知道，早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中共已经在香港部署了很多人，以便随时准备接管香港。根据何频对前新华社社长许家屯的专访，「几十年来中共各个系统部都有渗透香港，就拿军队系统来讲，就有总参二部、三部、总政联络部、总后、国防科工委，还有南京军区、广州军区等；军队以外，还有公安部、国家安全部……他们都有情报人员、秘密工作者。许家屯作为港澳工委书记，他走马上任就提出要求：要把港澳地区政出多门的情报网整合起来。中央同意了。」何频指出，「许家屯对中共发展了哪些地下党员。在港英政府中、后来的特区政府中，有哪些秘而不宣的地下党员？他都是了解的。」其次，「中共势力的布局。各地的国家安全、公安系统都发放了许多持单程通行证来到香港的新移民，不少是政府派遣的特殊人员，有的担负长期使命，有的在一段时间内扮演一定角色。许家屯应该是掌握一部分情况的。」因为他很自豪地说过：「我们有很多很多方案！」他还说过，「各个系统中都有我们的人。中共有两手准备，一手是尽可能与英国合作，尽可能在华人精英中做好工作；另一手，对于香港回归前后可能发生甚么情况，制订了很多预案，来应付所有的情况，不排除发生动乱至暴乱的可能。考虑得严重一点，防范于未然，是他参与布局的重点。」（见何频：《许家屯留下的秘密》，明镜出版社2016年，页142-143） 根据民主党领袖李柱铭的回忆，1989年北京发生「六四」屠城事件后，李柱铭担心港英会提前撤离，前新华社社长许家屯曾经告诉他，中共可以随时接管香港。李柱铭回忆说：「有一次，我们一起吃午饭，他告诉我不要太担心。北京已经把大约五万人输送到了香港，在各行各业工作——行政部门、职业领域。如果英国在交接之前撤走，他说，这些人就会顶上」。李柱铭的回忆证实了何频对许家屯的访问内容。 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共在香港的部署已经达到可以随时接管香港的目的，这也是它多年来染指香港治权而布下的地下工作成果。 四，2008年土共提出「建立第二支管治队伍」 2003年香港爆发反对23条立法的50万人示威后，中共一直在谋求更加直接地控制香港，经过一论酝酿后，在2008年提出「建立第二支管治队伍」的设想。 2008年1月中联办研究部部长曹二宝在中共中央党校刋物《学习时报》上，刋出《「一国两制」条件下香港的管治力量》一文提出：香港的管治权，回归后由两支队伍分管，除特区政府外，另一支便是「中央、内地从事香港工作的干部队伍」。这就把中央对香港管治具有的宪制权力，演绎为另一支管治队伍。两支管治队伍同时同地存在，便会像同一时期存在两重政权一样，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其实是中共在地方行政管理上的「权力双轨制」（即党委决策、政府执行）的翻版。实际上，这支管治队伍是一直不公开地存在，不时发出其影响力的，现在由曹二宝正式提出，反映土共染指香港管治的用心。 2008年2月5日，亦即曹二宝的文章发表不到一个礼拜，澳门左派爱国报章 《新华澳报》即发表题为〈中联办正积极发挥澳门第二支管治力量作用〉的文章。文章赞同曹的观点，认为在「江泽民时代」关于港澳办和中联办的「守门员」角色应被放弃，鼓励它们应全面深入协助特区（澳门）行驶属于高度自治范围内的权力。其后澳门中联办部门的人更主动与澳门政商各界紧密联系鼓励他们支持澳门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在文章发表后随即依从文章所言发挥「第二管治力量」的作用，可见曹二宝文章绝不只是「理论探讨」而是中共当局一项政策宣示。 五，2014年提出「中央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 2014年6月中共发表香港白皮书（全名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正式提出中共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该白皮书基本上全面修改了《基本法》关于香港高度自治的承诺。同年8月，人大通过「8.31决议」，彻底改变了《基本法》关于香港「最终达到普选特首和立法会议员」的承诺，这两件事标志著中共强夺香港自治权和管治权的实际情况。接著，亲中共学者郑永年就提出香港需要「第二次回归」，声称第一次回归仅仅是「主权」的回归，第二次回归就是要实现「治权」的回归，从而论证中央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的白皮书观点。 六，2017年提出草拟《基本法》2.0 版本 在2017年香港回归二十周年的时候，上述白皮书的草拟者之一的强世功发表了一篇长达15000字的文章，题目是《中央治港须认真面对「高度自治」难题》，指出现有的《基本法》赋予香港的「高度自治」妨碍了中央对香港的有效管治。根据这个结论，中央要有效管治香港，就必须废掉香港享有「高度自治」的基本法规定。所以，他在结论部分就提出要废弃原有的《基本法》，另立新版本的《基本法》。他说：「实践既证明一国两制的成功，但也暴露出其中的问题，尤其是中央治港面临的『高度自治难题』。基本法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特殊历史环境下设计出来的，而经过30年的发展，时代主题、国际形势、国内中心工作、香港在国家战略格局中的定位、香港的现实问题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意味著一国两制作为『道』可以不变，但体现一国两制之道的基本法作为一种『术』需要与时俱进。这种『术』的变化并不是要修改基本法的条文，而是将基本法作为一种』国家治理术』，用新的理论、原则、方法和技术来充分运用基本法、丰富基本法的内涵进而发展基本法。而这一切就需要直面『高度自治难题』，运用基本法的思维和法律手段来解决这些难题，从而把20世纪80年代形成基本法1.0版本升级到2.0版本，丰富和发展一国两制，把一国两制事业推进到新的历史时代。」这番拗口的话，用最简单的语音来表达就是说：旧的基本法赋予香港的「高度自治权」今后需要通过新的基本法来废除掉，才能落实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 从这个简单的历史回顾，我们不难看出，中共75年来，念兹在兹的就是如何夺取香港的管治权。1997年之前固然不易夺取，1997年后又碍于《基本法》的规定也不好直接夺取，直到《国安法》及《23条立法》后，消灭一切反对声音后，就正式提出「全湾一政、一关、一币、一证」的构思，将两个特区并入广东省，直接由中央管理的设想。虽然该文章刊登后不久就被下架，这只是反映中共高层认为时机还未成熟而已，而不表示中央不认可这些建议。△（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1] 1978年初，港澳工作会议预备会议在北京召开，在《李先念年谱》第5卷中记录了1978年2月1日李先念将港澳工作会议预备会议《简报》第17期批送耿飚、廖承志。因此，港澳工作预备会议应在1978年初召开。参见《李先念年谱》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62页。 [2] 见方侃实：《1978-1982年中国收回香港的决策背景与历程》，载《国史网》2017-0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