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在裴新的印象裡，這一天，彷彿全北京的人都在遊行。人們從早上8點走上街頭，到了下午3點還在源源不斷地向著天安門廣場進發。 有人說，1989年那個春夏之交是「中國人最沒有恐懼的七個星期」。但是，那看似即將成真的夢想卻被6月4日凌晨的隆隆坦克和密集的槍聲擊得粉碎。 裴新：1989年6月4日是我兒子一歲的生日。我們請了一些人來建國門外的公寓。6月4日下午，那時候已經開槍了，天安門廣場已經清場。我們的公寓在位於天安門廣場兩公里左右的地方。 我當時拍了一段錄像，所有的小嬰兒都躺在地板上，父母們圍坐在客廳。我把攝像機的鏡頭搖向窗戶，推進，在長安街路口和環路的交界處，立交橋的匝道上站著軍人和坦克。那真是一段非常令人震驚的小嬰兒生日聚會錄像，窗外就是坦克和拿著步槍的士兵。 裴新，前美國之音北京分社社長，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後被中國當局驅逐出境。六四鎮壓35年後，這個場景於他仍然歷歷在目。 原來他們不是麻木的中國年輕人 裴新1976年加入美國之音；1984年至1987年間任美國之音駐香港分社社長；1987年夏天搬到北京，加入美國之音北京分社。 在他的記憶裡，那時的中國是一個 「正在努力擺脫毛氏烏托邦試驗和文革陰影的國家」，「經濟改革正闊步前行，政治改革則如嬰兒學步」。 裴新：那時候我們一直在報道很多經濟方面的改革開放政策，還有農業領域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幾乎所有的外國記者、中國觀察家都認為，當時的中國的學生對政治不那麼感興趣。他們關注的是完成學業、找工作、賺大錢、開展自己的事業。 因為在那個時代，中國年輕人剛剛可以在完成學業後出去掙錢、創業，或為利潤豐厚的私營企業工作，而不是為國家效力。所以在我們看來，這些才是學生們關注的重點。 事實上，從1986年末到1987年初，中國多地曾爆發政治學潮。學生們提出民主選舉、允許私人辦報、釋放政治犯等訴求。北京高校學生遊行至天安門廣場，喊出「反對暴政」、「言論自由」等口號。 這些被稱作「資產階級自由化」 的抗議統統被中國當局鎮壓。中共元老將學潮爆發歸咎自由化知識分子的煽動和時任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縱容。胡耀邦做出檢討，被迫下台，由趙紫陽接任。 在裴新看來，1987年的鎮壓摧毀了中國學生策劃任何政治活動的可能。在那之後，高校學生的訴求似乎停留在更小的層面。 裴新：我唯一記得的抗議活動是在北京的大學校園裡，學生們對伙食和住宿條件提出不滿。這種不滿在世界各地其他大學的校園裡都很常見。但是這些抗議和國家政治無關，直到胡耀邦去世。他的去世引發很多年輕人的共鳴。我想這是所有人始料未及的。 1989年4月15日，被視為中共改革派代表人物的胡耀邦因心臟病突發猝逝。他的去世在中國引發大規模悼念浪潮，並迅速演變為一場前所未有的，席捲中國各地、各階層的親民主抗爭。 裴新：有一件事情讓我印象很深。運動期間，有一天，我們試圖開車到天安門廣場去。長安街上擠滿了人和車，根本不可能靠近天安門廣場。我們於是拐進一條小巷，在胡同裡緩慢前進。 突然，一些有組織的遊行隊伍從我們車子後面走來。他們從兩側經過我們的車子，又走到前面。人們舉著橫幅，上面寫著各自的工作單位。這些人並不是學生，而是工人。橫幅上寫著他們來自某個建築公司、某家醫院，還有其他一些單位。 這時我們意識到，這場爭取更大民主的運動已經超越了學生和年輕人。我們立刻調轉車頭，沒有去天安門廣場，而是返回辦公室報道示威活動的這一最新動向。 那段日子，裴新經常到廣場去。他發現美國之音的節目在廣場學生中很受歡迎。 裴新：他們會把收音機舉過頭頂，把音量調到最大，讓人們聽到。他們也會把中文廣播的內容抄在紙上，張貼在市內，特別是廣場附近的電線杆上。 在裴新的印象裡，起初，廣場上瀰漫著一種樂觀的氛圍。 裴新：那時候人們抱著很大的希望，認為可以利用學生間的團結來實現政治變革，實現更大的民主、更多的政府透明度和問責。要記得，抗議活動從北京蔓延到全中國每一個省會城市，所以學生們充滿希望，認為會得到政府的積極回應。政府內部的一些人似乎也的確有這個意願。 和所有年輕學子一樣，他們過分誇大了自己能取得的成果。他們真地認為他們可以占領天安門廣場，和中共中央委員會談判，讓他們一長串訴求中的部分訴求得到滿足，至少是某種程度上的滿足。然後，他們或許可以從廣場凱旋。 他們滿懷希望事態會這樣發展。他們提出的都是一些非常具有建設性的意見。他們並沒有試圖推翻共產黨政府，他們僅僅想要一些變革。 但是民眾的訴求不可能被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接受。在那種環境下，他們沒有改革的意願，不願去回應學生的要求。這就變成了鄧小平所說的「動亂」，而動亂是鄧小平最不能允許的。 搞掉趙紫陽，接著就該對付學生了 1989年5月15日至18日，時任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訪問中國。作為記者團成員，裴新在人民大會堂見證了戈爾巴喬夫和鄧小平的握手，宣告中蘇關係正常化。 戈爾巴喬夫離開北京後，中國領導人隨即宣布戒嚴，禁止一切抗議、集會。胡耀邦的繼任者趙紫陽也被革職，政治生涯宣告結束。 裴新：趙紫陽去了廣場以後，我們知道距離天安門清場的時間已經不遠了。我認為，戈爾巴喬夫訪華和其他一些因素，使鄧小平讓事態拖延得比他原本能容忍的限度更久了一些。但是一旦戈爾巴喬夫離開，政治行動就開始了，首先是搞掉趙紫陽，接著就該對付學生們了。 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期間，裴新從北京發回很多報道，其中最為震撼的一則講述了1989年6月4日凌晨，一個20歲的學生在天安門武力清場時從廣場逃生的經歷。 【裴新發自北京的報道】 「軍隊凌晨抵達時在天安門廣場上的一名20歲學生對美國之音說，為躲避槍擊，他花了近兩個小時才爬出廣場。他說，一路上他看到數百具屍體，士兵對任何站起來或在動的人開槍。這名學生說，他看到四名女大學生請求軍人不要殺她們。他說，其中一名女性抓住軍人的腿，軍人的回應是用刺刀刺她。他看到軍人向其她三人開槍。」 那年夏天，裴新還採訪過很多情緒激動的倖存者。一位美國教授說，軍隊向廣場進發時，他藏在一座立交橋下逃過一劫。他看到子彈擦身而過。 在北京的醫院裡，裴新看到醫院大廳裡堆滿了屍體和在死亡線上掙扎的人們。他在一篇報道中寫道：「人們躺在骯髒的床墊上，或直接躺在地板上。傷亡者中有老人、婦女和兒童。 」 這些報道被華盛頓美國之音中文部的工作人員翻譯成中文，通過電波傳送回中國。 「這是美國之音的中文廣播，現在報告新聞。從星期六晚上開始，軍隊使用暴力，一路血腥洗劫到天安門廣場，把在那裡進行了三個星期靜坐示威，要求民主的群眾清除出廣場。北京市民對於政府軍隊的這個行徑感到萬分的震驚。在傷亡人員之中有婦女、有孩子。 報道說軍隊隨時在火化屍體，以便減少傷亡統計的人數。當地電台發布新聞說，軍隊指揮官祝賀部隊執行了保護人民和國家的光榮任務，並且說一些士兵壯烈犧牲了。電台還宣稱人民對軍隊是感激的。然而被外國新聞記者採訪的廣大北京市民都譴責對民主示威群眾這場大屠殺。」 限你72小時離開中國 天安門運動期間，中國官方加強了對美國之音廣播的干擾。與此同時，如同今天互聯網上的水軍攻勢一樣，美國之音駐北京的辦公室成為騷擾電話攻擊的目標。 裴新：大屠殺後，美國之音辦公室開始接到一些非常奇怪的電話，對方講的是英文，但都不太流利，他們罵罵咧咧，說很多侮辱性的髒話。 有一天又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那天，我正和翻譯坐在一起看晚間新聞。這時電話響了，我接起電話。電話那頭的聲音正是我們在看的新聞節目。 我說，喂，你好，你好，但是只有電視新聞的聲音。恰好就在此時，電視裡的播報員開始念一篇稿子，批評美國之音對天安門和中國的報道，說我們撒謊、搞宣傳之類的。這篇稿子念完之後，電話那頭傳來一個人的聲音說：你聽到了吧，聽到了吧！然後電話就斷了。 我相信這是中國政府搞的，他們想確保我聽到了他們的新聞。 裴新開始擔心，更壞的事情還在後面——他可能會被抓捕或被驅逐出境。 裴新：我有一堆錄音帶，裡面是過去六個星期的運動中我對學生們的採訪。很多學生告訴了我他們的姓名，這些都記錄在磁帶裡。我很擔心我們的辦公室會被突襲。這些錄音帶可能會落入政府手中。所以我把磁帶裝進幾個袋子裡，把它們送到……我不想說出具體的地點，但是我把它們帶出了辦公室，放到我認為安全的地點，後來它們被寄還給我。 6月14日，第二隻靴子終於落了下來。北京市政府外事辦的官員打電話來要求面見裴新。 裴新：我被帶到接待室。裡面有沙發、書櫃，還有幾把椅子。我坐在沙發上，面前有一張茶几。現場還有攝像機和一位攝像。攝像的照明燈很刺眼。一個我從未謀面的男子準備宣讀一份文件。 我說，既然你們在錄像，那我可不可以錄音呢？他說，可以。於是我從包裡掏出錄音機，放到茶几上，開始錄音。 這名男子向我宣讀了一份文件，指責美國之音歪曲事實，指責我從事非法報道，煽動反革命暴亂，命令我在72小時內離開中國。 我反駁說，美國之音只指報道我們在當下力所能及採集到的最準確的新聞。我沒有煽動反革命暴亂。我有幾分鐘的時間發表我的觀點。 那次短暫會面結束時，那名中國官員擋在門口，要求裴新交出剛才的錄音帶。 裴新：我靈機一動說，我不能把磁帶給你，因為它不屬於我。這是美國之音的財產，我需要獲得許可才能交給你們。 然後我給美國之音北京分社打了電話，跟我的同事賀朴勤（Mark Hopkins）通了話。我告訴他發生了什麼事。我說，我要被驅逐出境了。我想他明白了我真正想說的話，我希望他通知在華盛頓的美國之音總部。 同一天，美聯社記者潘愛文（John Pomfret）也被北京市國安局的官員約談，同樣被限令在72小時內離境。兩名美國記者被限期出境的消息登上了當天《人民日報》的頭版。 幾個星期後的7月8日，美國之音另一名記者賀朴勤也被要求去面見中國官員。他同樣被命令在三天內離開中國。 裴新：我到北京的時候，賀朴勤是北京分社社長。 他已經在那裡工作了幾年時間。我87年到北京後，他如期離開。 88年我成為北京分社社長。 他成為美國之音波士頓記者站站長。 大屠殺發生後，他被派往北京協助我們。幾個星期後，他也被驅逐了。 我們被驅逐的原因不同。我是因為在戒嚴期間非法採集新聞，還有他們所說的「煽動反革命暴亂」。賀朴勤則是因為違反簽證規定。他當時持有旅遊簽證，但是從事了記者的工作。 2006年，賀朴勤在華盛頓病逝，享年75歲。這位傳奇記者不僅報道了1989年被坦克碾壓的天安門運動，也最先向世人報道了前蘇聯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下台的消息。 中國官方說， 美國之音「在北京發生政治風波和暴亂期間，捏造事實，編織謊言，通過對華廣播造謠惑眾。」 時任美國之音台長理查德·卡爾森否認這些指稱。1989年6月15日，他在美國國會作證時說： 卡爾森：我們中文部的同仁掌握了大量信息，擁有敏銳的洞察力，他們履行了自己的職責，向數百萬信息匱乏的民眾提供消息。 他們對中國有著複雜的情感和歷史連接，和中國人心心相通。但是他們始終秉持新聞工作者的原則，提供沒有偏見、沒有謠言、公平、誠實、平衡的報道。 美國之音新聞部門的編輯、廣播員、政策部門的工作人員向外界提供了大量準確、平衡的報道。 那名中國年輕人對我說 不要灰心 回望35年前那場風起雲湧的抗爭，裴新說，天安門大屠殺後，中國人開始變得緘默。他們不願談論、不敢談論發生了什麼。恐懼、幻滅籠罩人們心頭。 賀朴勤也曾對美國媒體說，那時候「整座城市陷入了沉默……人們害怕與我們交談……軍隊和祕密警察掌控了這座城市。他們幾乎可以為所欲為。 」 那麼，今天的中國比起1989年是變好了，還是更壞了呢？ 裴新：看看香港幾年前發生了什麼吧。當年的領導人和今天的中國領導人都篤信這一點：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就不會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任何可能危及、質疑黨的領導，或者傷害共產黨聲譽的事都是不可接受的。鄧小平和他的中央委員會不能接受，習近平和他的中央委員會也同樣不能接受。 我認為，中國不會再發生天安門那樣的大規模抗爭。我看不到那樣的可能性。特別是35年後的今天，中國人的生活水平有了顯著提高。政府控制人們的能力也遠超35年前。他們掌握著那些高科技，我看不到中國會發生顯著的變化。中國很難再有一場天安門抗爭。 35年前臨別北京的一天，裴新正在收拾辦公桌上的文件，電話又響了。那是一通讓他畢生難忘的電話。 裴新：電話那頭是一名男子的聲音，聽上去像是一位年輕人。 他說，這裡是美國之音嗎？ 我說，是的。然後他說：「不要灰心」。 我當時覺得非常驚訝。 他是用英語說的。 我說，對不起，您說什麼？ 他沉默了一下，然後慢慢說：「不要灰心」。 我屏住呼吸，不知如何應對。然後我對他說：「你也不要灰心」。 之後，電話就掛斷了。 2015年，裴新從美國之音的記者崗位上退休了。在他新聞生涯的39年裡，他報道過世界很多地方的民主抗爭。 裴新說，聆聽人們講述對民主、自由的渴望，見證他們在追求民主、自由時那孤注一擲的執著，總會令他感動至深。 轉載自《美國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