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三月底，福建、河南和湖南相繼傳出青少年常年遭同學欺負、霸凌，有的甚至被預謀殺害或因難以排解負面情緒而自殺。這些事件受到全國關注，也引發爲何霸凌問題層出不窮以及如何防範的討論。
據自由亞洲電臺報導，3月24日，福建晉江靈水中學一名十三歲女童遭同學霸凌而跳樓身亡。隔天，孩子家長去學校討說法時被安保阻攔，現場發生爭執。
| 3月24日，福建晉江靈水中學一名十三歲女童遭同學霸凌而跳樓身亡。（網絡截圖） |
受欺凌女童的媽媽說，出事那天還一起喫了火鍋。但兩小時後，女兒寄出簡訊，說沒法待下去，因爲每天看到霸凌的同學過得這麼開心，覺得很不舒服：「我就到處找，才知道她在學校裏被霸凌了，而且（霸凌者）不止一個。我只知道最清楚的就是轉賬這一個。」
中國近來頻傳校園霸凌事件，甚至釀成人命。三月中旬，河北邯鄲一名十三歲男童被同學殺害，屍體埋進蔬菜大棚裏。綜合中國媒體報導，受害人王子耀曾因遭遇校園霸凌不想上學，但家長無法伸出援手。王子耀和其他三名犯罪嫌疑人都是父母不在身邊的農村「留守兒童」。
而同一段時間還有中學生在校內被圍毆的視頻流出。湖南吉首一名女童被人連續扇耳光、腳踹甚至下跪。根據新京報報導，該名女童不僅耳膜穿孔，身上也有多處挫傷，而且有中度抑鬱。她的父親直到去派出所做筆錄時，才知道原來女兒不是第一次被打。
| 近日，湖南省吉首四中一名女生在校園內遭受多人霸凌的視頻在網路流傳。（視頻截圖） |
據中央社報導，爲了更好識別求救信號，中國一些學校開始在廁所等角落裝設智能語音警報系統，以求第一時間通報老師和校務人員。不過，中國全國人大代表、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副會長萬立認爲，光是預警還不夠，還須完善其他預防工作和民事救濟機制。
霸凌爲長期、重複受欺凌而非單一事件
校園霸凌按挪威心理學家奧維斯（Dan Olweus）的定義，指的是學生長期並重複地受到一個或多個學生的欺負或騷擾。2017年，中國官方把校園欺凌定義爲校園內學生之間，一方（個體或羣體）蓄意或惡意透過肢體、語言及網路等手段實施欺負、侮辱，而造成另一方身體傷害、財產損失或精神損害的事件。
臺灣親職溝通作家與講師羅怡君表示，霸凌是長期的行爲，而且是故意貶低他人自尊，應和一次性的肢體或言語衝突、交不到朋友等情況作出區別。
根據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2020-2022年間的調查，3108名未成年當中有一半以上（53.5%）認爲受過校園欺凌。
2018年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數據則顯示，中國學生通報一個月內被欺負幾次的比例（17.7%）低於世界平均值（22.7%）。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白皮書》也指出，中國未成年人因爲校園欺凌行爲被逮捕或起訴的人數在2020-2022年間持續減少。
校園霸凌原因多元「恃強凌弱」愈發明顯
儘管中國校園欺凌行爲比幾年前少，但「恃強凌弱」的特徵卻愈發明顯。
研究發現，生活滿意度低還有歧視、吸毒等社會不良風氣容易引發校園霸凌。此外，身體健康、成績好的學生或父母教育程度、經濟條件越高的子女，他們受欺負的概率越低。而自尊心較低還有來自農村、心理壓抑的學生則容易受欺負；缺乏正確家庭教育和關愛的孩童也常因爲自我否定、感到羞恥而欺負他人。
華中師範大學教育治理現代化課題組在2019-2020年對山東、廣東、湖南、湖北、廣西、四川等六個省份中小學進行抽樣調查時發現，留守兒童、父母離異或再婚的子女不僅沒有得到社會同情，反而常常因爲缺乏父母照料、關愛而處於弱勢地位，容易受到欺凌。
親職溝通作家與講師羅怡君解釋，這是因爲當社會價值觀涉及成績表現、家庭條件時，不僅導致青少年容易靠外在標籤來看待自己，造成自我價值感低落，也可能造就階級之分，成爲助長霸凌行爲的溫牀。
而這對當前青少年面臨的煩惱來說，還只是冰山一角。羅怡君表示，社羣媒體過度曝光，加上少子化，孩子面臨的壓力其實比上幾個世代還大：「他們不太像以前我們可以去做生活區域的分割，比如說回到家，學校的事情可能就告一段落，但現在沒有。現在是手機都在上面，都是Line、Instagram的社羣，所以學校裏任何問題都可能延伸到網路，而且加速地擴散以及複雜化。」
羅怡君說，不僅網路社羣的影響延伸至日常生活，一個孩子也同時被好幾位大人盯著，幾乎沒有自己的空間。如果他們無法調適好這些壓力和情緒，「就會在學校其他地方找到發泄來源。」
不過，中央研究院社會學專家吳齊殷提醒，造成校園霸凌的原因相當多元，有時甚至涉及教師之間的競爭，「也就是成人之間的衝突或矛盾藉由學生的衝突方式在展現」。這導致很難用一般性的公共政策來解決或防治，除非能把霸凌的所有可能原因都找出來。因此，他建議個案處理，纔能有效保護到受霸凌的學生。
法律能否有效防治校園霸凌？
隨著校園霸凌問題越來越受關注，中國政府也持續深化相關立法和政策規定。2016年起，中國教育部會同有關部門出臺過幾次有關防治校園霸凌的通知和指導意見，包括明確歸屬反饋舉報機制，以及各地學校的相關工作機構、辦公電話和實施方案。
《未成年人保護法》也在2020年通過修訂，要求學校不得隱瞞，應當及時向公安機關、教育行政部門報告，並配合依法處理校園欺凌行爲。此外，未成年人及其父母或監護人也有權通知網路商採取刪除、屏蔽等措施，以遏止網路欺凌。2021年，《未成年人學校保護規定》也進一步在拳打腳踢、推撞抓咬等肢體霸凌及網路霸凌之外，把辱罵、諷刺、挖苦等言語霸凌和排斥、孤立等關係霸凌也算入欺凌行爲。
儘管中國已有許多相關規定，但法治日報在2023年指出，許多學校依舊沒有足夠資源或按要求設立救助、舉報機制，也有不少老師沒有接受相應培訓，缺乏保護學生的責任觀念。這導致學生無法信任校方能公正處理問題，對霸凌者、被霸凌者及旁觀者都可能造成更大的傷害和陰影。
羅怡君對此表示，透過法律約束甚至嚇阻，而非從協助的角度幫忙孩子，反而容易讓霸凌地下化，更難察覺。她認爲，解決霸凌問題要從根本原因下手，也就是加害者與被害者的需求：「不是要去找到一個戰犯，定義誰是加害者、誰是被害者，然後道歉賠償了事結束。這樣無法預防下一次的霸凌，因爲現在的被害者可能轉身變成下一次的加害者，因爲他有情緒還沒有宣泄完。」
羅怡君說，防治校園霸凌應從建立友善支持且公平的環境，還有培養孩子的社交情緒學習（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兩項著手—首先是要讓環境氛圍的主導人或權力掌有者公平公正，明確處理衝突的原則，而非因人而異；再來是輔導兒童面對、解決衝突，而非刻意壓抑他們的負面情緒：「這件事情我們從來沒有教，所以就變成大家很主觀、帶著家庭背景，以自己平常慣用的方式去解決。所以家裡有暴力的，他就會用暴力的方式。家裡面的人冷言冷語，他也就是冷言冷語。」而閱讀青少年小說，或是在班會、週會讓孩子對不同情境角色扮演，也是培養孩子換位思考很好的練習。
落實法律及政策執行是一方面，專家也建議讓家長和教師瞭解學生的性格、日常表現和人際網路關係，以有效破除同儕之間怕被報復或愛莫能助的漠視、選邊站行爲。
社會學專家吳齊殷表示，現代化社會裏，人人被鼓勵往上層流動，因爲社會層級越高，能動用的資源或是擁有的權力就相對來講比較豐厚，被欺凌的機會就相對低。而這反映在校園也是如此，跟老師關係比較好的學生，容易被老師注意或讚許。而從友誼網路來看，朋友比敵人多或是不落單的孩子，因爲能有後援也比較不容易被霸凌。
吳齊殷說，社會結構如此，導致難以根治校園霸凌問題。因此，「應該要教導怎麼讓這些孩子比較容易被同儕接納」，學會怎麼交朋友，才能確保在有限的防治機制下，孩子能得到一定程度的保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