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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擴大對基層民眾監控,特別關注與外國有聯繫(圖)
 
2024年4月25日發表
 
資料圖:保定學院教室布滿攝像頭 每人頭頂一個(視頻截圖合成)
【人民報消息】4月初,江蘇省的李靜(匿名)又在家中遇到了上門走訪的社區工作者。這是她從2023年初以來,第十次在家中遇到社區工作者。他們按照慣例詢問了李靜家中現在有幾人居住之後,彷彿不經意地提起了李靜在美國工作的兒子。李靜告訴他們,自己會在5月份前往美國探望兒子和兒媳,對方頗有興趣地詢問了她會去多久,待在哪個城市,最後又很客氣地祝她旅途順利,還提醒她不要在國外被騙。 據美國之音報導,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最近發布了《關於加強社區工作者隊伍建設的意見》。4月10日至11日,新華網、人民網等中共政府的主要官媒連篇累牘地報導了這個消息。從「維穩信息員」到「網格員」和「微網格員」,再到許多城市都在招聘的社區工作者,中共政府對於基層人民的信息的收集和監管不斷升級。 在美國生活的兒子成為了「關照」對象 「疫情期間,好像是叫網格員,網格員的年紀會大一些,做的是類似之前居委會的工作。我們小區被封過,當時,誰家幾點下去測核酸,開證明出小區去看病或者工作、送藥、送物資,都是網格員負責,」李靜對美國之音說,「現在的叫社區工作者,是一個專門開設的崗位,來我們家的社區工作者都很年輕,而且問的問題也詳細很多。」 她第一次遇到的社區工作者是兩位看起來大學畢業不久的小姑娘,她們拿著表格,按部就班地問她家裡有幾位人口,其中幾位在這個地址常住,是幹什麼的,不常住的現在在哪裡,在幹什麼。她提到自己兒子在十多年前大學畢業後就前往美國留學,雖然戶口還未遷出,但已經在美國定居。對方當時沒有追問,但很快就再次上門,詳細詢問她兒子在美國哪所大學讀研,現在在哪家公司工作,做什麼的,在美國的家裡有幾口人。她告訴記者自己有點後悔提到兒子最近剛結婚,妻子是早年移民美國的臺灣人:「對方聽說這點之後,互相對視了一眼,然後又拿筆記錄了好多。我後來和我兒子說,我兒子怪我不應該把他的工作和婚姻情況說得那麼詳細。」 她自己猜測,在美國科技大廠工作的兒子和老家在臺灣的兒媳讓她成了社區工作者的重點關注對象。「同一城市的其他朋友的社區工作者上門都沒有這麼頻繁的。我家裡老是上門,如果哪天上門我們不在家,還會貼紙條要求我們給他們回電話,預約時間再次上門。」 經濟不景氣下,年輕人加入社區工作者大軍 在山東省青島市工作的社區工作者韓越(匿名)則告訴美國之音,海外關係確實是自己工作範圍內需要關注的內容。三本院校畢業的他畢業後找到了一份銷售的工作,但因為疫情期間的嚴格管控和經濟不景氣等各種原因,銷售業績並不理想,收入也非常不穩定。家人建議他找穩定的「鐵飯碗」,因此找到了本地社區工作者的工作。 韓越告訴美國之音,自己報考社區工作者時,要求是年齡在35歲以下,擁有本科及以上學歷,如果已經在該社區的街道和社區基層工作過,可以放寬條件至大專學歷。他目前的稅前薪資在5000多左右,雖然工作本身是合同工的性質,並沒有編製,但算上各種福利,已經是他大學同學中比較優渥的一份工作了。 記者在網上找到2023年10月,青島市城陽區城市社區專職工作者招聘的信息,要求和韓越所說類似,勞動合同並非與政府簽署,而是與思達人才集團簽訂。試用期之後,薪酬約每月5,800元。 「考社區工作者比考公(務員)和考編容易,」他告訴記者。2023年初,他在學習了網路教材後,比較順利地就通過了初試和面試。他表示同事中不少都是和自己一樣二十出頭的年輕人。「現在找工作也不容易,(這份工作)雖然工資不高,但是有五險一金,而且除去雙創(創建文明城市,創建衛生城市)期間,基本不用加班,雙休日也能休息,而且上班也近。也有人把這份工作當做跳板,一邊上班,一邊學習考公和考編的資料。」 中共國家統計局3月20日公布2月份全國城鎮不包含在校生的16至24歲勞動力失業率為15.3%。26歲的韓越表示自己身邊找不到工作的同齡人遠超過這個比例,不少人要麼在家「啃老」,要麼做一些直播主,或者送外賣這樣收入不固定的工作。也因此,沒有編製的社區工作者原本現在也越來越難吃香。 除了維穩,瑣事更多 韓越形容自己的工作「非常瑣碎」,「一會兒要幹這個,一會兒要幹那個」。 除去關注社區居民的海外關係以外,有長居海外的人來居民家中探親走訪也是重點關注的對象。他所在的社區今年春節時有不少已經加入外籍的華人回鄉探親,他都會一一上門提醒要登記。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境入境管理法》,外國人在旅館以外的其他住所居住或者住宿的,應當在入住後二十四小時內由本人或者留宿人,向居住地的公安機關辦理登記。 當被詢問這份工作是否有維穩成分時,韓越覺得雖然有一些,但維穩並非是這份工作的主要側重點。他聽說其他社區的工作者要關注少數民族居民,也聽說有其他社區的居民因為長期被欠薪,通過各種網上途徑舉報投訴甚至上訪,社區工作者需要上門瞭解情況,進行安撫,並匯報給上級,但他本人並未遇到這些情況。「但比較重大的社會事件,肯定是由更高級別的人處理了,」他說。 除此之外,工作中也有許多並不光鮮的地方。「比如掃地,撿垃圾,特別是去年創建文明城市期間,」他告訴記者,「還有處理居民之間各種雞零狗碎的事情,居民吵架,也要去調解。」 因為中共國務院於今年3月印發了《推動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行動方案》的通知,在網路上也有不少網民分享社區工作者排查居民家中冰箱、彩電、洗衣機、微波爐、空調、熱水器甚至電風扇的使用年限。 韓越說自己還沒有接到這方面的排查要求,但他表示自己的許多工作都緊跟時事,當海外電詐猖獗時,他需要挨家挨戶上門要求裝反詐APP,並教育居民不要接聽境外來電。今年2月,南京一高層住宅樓因為電動自行車起火而造成嚴重火災時,他的同事一連幾天檢查是否有人違規將電瓶車停放在樓道。 從「維穩信息員」到「社區專職工作者」 中共政府在基層招聘大量的人員進行信息收集和維穩並非新鮮事。 早在2018年,就出現過「維穩信息員」這個概念。當年,北京多個社區的居委會貼出告示,稱根據北京市委、市政府的要求,招聘有政治敏感性的常住居民為社區維穩信息員。韓女士在接受採訪時對美國之音表示,自己的小區是近10年修建的高層公寓小區,有專業的保安。但大約從三年前開始每逢「兩會」、國慶或重大政治會議等敏感節點,小區各個入口都有戴紅袖章的志願者巡邏。 「網格員」的概念則從2020年新冠疫情開始為人熟知。他們負責宣傳並執行疫情防控政策、負責日復一日的核酸採樣、負責進行打疫苗的宣傳、也負責將居民轉運到方艙醫院等各種隔離點。 中共民政部於2022年4月發表名為「社區網格員疫情防控顯身手」的文章,宣傳他們對防疫做出的貢獻。 到了2023年,外賣騎手被招募成為「微網格員」。成都市溫江區的官網上寫道,「我們鼓勵外賣小哥成為社區的『眼睛』和『耳朵』,一邊工作一邊『找茬』,把在街頭巷尾發現的安全隱患、鄰里矛盾、公共設施隱患、環境衛生等問題,通過『流動微網格』微信群、電話反映等方式,及時傳遞給街道、社區加以解決。」美團外賣旗下則有十名外賣騎手被諸暨市招聘為市校外培訓機構兼職網格員,他們的職責是在日常的送餐工作中,發現違規培訓線索,上報給對應社區和街道。 韓越覺得,社區工作者是網格員的「進階版」。他表示,社區工作者做的工作更多一些,從創建文明城市期間的宣傳工作,到調解鄰里糾紛,包括最新有些社區退出的心理諮詢等工作,超越了一般網格員所做的收集和整理信息,登記建檔這些工作。 中共的監控靠技術更靠人力 美國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府系教授裴敏欣4月18日在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舉行了一場活動中分享了他的新書《哨兵國家》(The Sentinel State),詳細講解了中共國家監控系統是如何運轉的。他提到一個重要的觀點,即雖然中共有天網這樣利用了大數據,人工智慧等高科技建成的非常先進的視頻監控系統,但中共國家能夠實行監控的能力真正來自於在於複雜的監控組織,和大量參與其中的監控人員。 這些監控人員,包括並非全職為此工作的「維穩信息員」和被外賣騎手等組成了龐大的情報網路,他們在企業、大學、社區等不同場所收集信息,可以為政府的不同職能部門傳遞消息。 他在講座中提到了中共國家監視系統的四個主要特徵:分布式監控;自上而下的協調;正式負責監視系統的政府員工隊伍少而精;精心設計的監視策略:主要關注重點人員和敏感時期,調用大量人力的勞動密集型策略和技術相結合。 裴敏欣教授在經過研究和分析之後認為中國現在的信息員數量在1000多萬到1500多萬人之間。而近期對於社區工作者職位的大量招募無疑會增加中共政府在維穩方面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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