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一、1949年後中國的五波流亡潮 自從2022年底在白紙運動及各種民間壓力下，中共被迫突然結束殘酷清零政策，清零政策導致的天怒人怨，以及清零終結後伴隨的大批死亡的雙重衝擊下，中國人中出現又一波逃亡潮，或稱潤潮，走線潮……至今, 愈演愈烈。這是1949年之後中國四波大流亡之後的第五波逃亡潮。 2004年，我曾在紀念劉賓雁先生的【流亡者：蘇武還是摩西？】一文中提出四波流亡潮的概念， “自從1949年以來，經過國民政府及其部分軍民的大規模撤臺，經過大饑荒後1962年大陸人洶湧的逃港潮，再經過1979年後開門，大量人員以及留學生的出國潮，特別是，經過1989年六四事變以後，中國人大規模駐留美、歐、日、澳， 中國人和中國文化已經進入了一個大規模的流亡時期。身爲‘華人’而擁有不同的國籍，這是20世紀下半葉以來日益彰顯的現象。並且，中國人及中國文化出離故國，向海外流亡，聚合成各各不同的族羣的現象，至21世紀亦不會終止，它將形成一種歷史性潮流。這一潮流的長程歷史後果，須作充分估量的。“ （《不死的流亡者》p430-431, 臺灣INK印刻出版，2005年2月） 目前正在洶湧的第五波流亡“潤“潮，坐實了當年的直覺預感。 二、第五波流亡走線潤潮人羣的新動向 出中國後，他們開始“重建中國” 2022年之後第五波中國流亡人羣有三個特點是前面幾波並不多見的： 基本上是中產階層、知識階層，甚至有不少富商 相對於過去流亡歐美者居多，現在則大量流向日本、新加坡、泰國、南韓等中國周邊國家 流亡華人積極建立自己的政治、經濟、文化社區，對故國轉型的使命感更強。 紐約時報最近的觀察是：“去年，一種新型的中國人的公共生活在日本等境外地區出現。“ 流亡日本的中國異議作家傅國湧說：我們“ 在東京重建中國”。 正如一些觀察家所看到的，這些移民正在創造一個不同的中國，一個更有希望的社會。在此過程中，他們正在重新定義作爲中國人的意義。 以我的觀察，這些潤來海外的華人，依其個人的本性及其人生的歷史際遇，他們分別想重建的中國主要側重於兩方面 ：“政治中國”和“文化中國” 。 1）關於政治中國 兩代人的堅持 我們過去也涉及過，這裏僅簡略談談：海外，尤其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一批流亡海外的中國人與各民主國家政學商界聯手推動中國融入主流文明世界，這些仁人志士被稱爲海外異議人士或海外民主運動人士，其奮鬥歷史是一個漫長而艱辛的甚至譭譽交加的故事。他們各自攜帶着自己在其特殊時代(1976,1979,1989……等年代) 奮鬥的政治資源和精神遺產。某種意義上，他們是將近半個世紀來中國民主運動在國際社會的象徵符號。值此中國即將風雲聳動的時代，他們正在海外召集和討論有關中國的國是會議，描繪和擘劃未來中國的藍圖。雖然他們大多數人已年過中年，卻是前赴後繼老驥伏櫪壯心不已。 這兩代身居海外而心心念念重建中國者，以居美國、加拿大、歐洲、澳大利亞等地的華人爲主。 新一代的崛起 而2022年底之後新近潤或走線出來的更年輕的華人，從東京、清邁到阿姆斯特丹和紐約，他們正在構建在中國遭到禁止的公共生活，培養自己的公民意識——而這些活動正是習近平主政後中共的禁忌。他們開設中文書店、舉辦研討會並組織民間團體。譬如，紐約時報報道，大約50名中國人擠在東京市中心一間不起眼的灰色辦公室兼書店裏，參加一場關於秋瑾的研討會。秋瑾作爲傑出的女革命家，一個多世紀前因密謀推翻清朝而被斬首。和他們一樣，秋瑾也曾作爲移民生活在日本。像傅國湧先生演講的標題是《在東京重建中國》，這既反映了在場人士的願望，也描繪了秋瑾的人生。 像這樣的活動十幾年前在中國大城市裏曾經屢見不鮮，中國在2000年代和2010年代初曾經擁有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所說的公共領域 （public sphere）。在國家認可的文化和社會生活存在的同時，當局也允許有比較活躍的、儘管受到審查的公共對話空間。但習近平時代開始後，一切都煙消雲散了。 今年1月組織該活動的人權律師李金星說，“大家需要一個地方苦水倒盡，牢騷發夠，然後我們再反思怎麼辦。”出於對自身安全的擔憂，李金星本人於去年9月從北京搬到了東京，他說“我們這些人對於推動中國轉型是有使命的”。 “我們現在是在爲中國民主化做準備，”2022年移居日本並參加了白紙抗議的研究生羽美說。“如果明天CCP倒臺，我們有沒有做好公民的可能？” 說到底，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他們所做的，無非是培訓在民主生態下的公民。 正如一位在海外創建中文書店的女士所說：“如果中國人也好，華人也好，在一個沒有自上而下的限制的地方，都不能重建社會的話，那我們就算改朝換代了，絕對也不會過上更好的生活的。” 從歐美到日本 目前這批新近流亡的華人，以中國的周邊國家爲主，日本、泰國、新加坡、韓國…..等國爲主。自然，走線的華人，美國仍是第一目標國。 大家注意到，最近去日本的中國人比較多，特別是知識界人士，相當活躍。 爲什麼是日本？因爲那裏有悠久的傳統。 中日地理相近，來往方便，居留日本費用節省，文字習俗相似是顯而易見的原因。衆所周知，我們現代漢語中許多耳熟能詳的詞語，如“哲學”、“物理”、“化學”、“觀點”，“取締”，“立場”，“銀行”，“派出所”，“物理”，“共和”、“文化”、“主義” ……等常用詞都是近代從日本引進過來的，統計表明，中國現代漢語中借用的日本翻譯詞彙至少有3000個以上。在當代，日本是G7 （七個工業發達國家）中唯一的亞洲國家，唯一的歐美之外的國家。 近代以來，作爲亞洲最先“脫亞入歐”現代化起飛的國家，日本曾經是促成中國變革的橋頭堡和根據地。1898年戊戌維新失敗後，維新派首領康有爲、梁啓超等被迫亡命日本。20世紀初孫中山等革命黨人也屢次因發動武裝起義受到清政府通緝而到日本避難。據不完全統計，20世紀初（1900—1911），中國留日學生所辦報刊至少有七八十種之多。無論保皇派、改良派還是革命派，各方都以日本爲基地，辯論中國的變革路徑，想像並籌劃中國的前途。 當年，許多學者、作家、留日學生一到日本，就跑書店、看報刊、聽演講，廣求新知。他們在日本接觸到的各種新知識、新思想，促使他們滋長民主、自由、法治以及革命思想。 日本東京成了20世紀初中國各種政治理念和文化派別的共同基地。維新派康有爲、梁啓超、蔡鍔自不必說，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主要骨幹如黃興、宋教仁、蔣介石、胡漢民、廖仲愷、汪精衛等，學者章太炎、陳獨秀，作家魯迅、周作人，革命宣傳家陳天華、鄒容、秋瑾等，這一大批極大影響了現代中國的人物，都是留日學人。 這些流亡日本的華人，通過創辦報紙雜誌、編譯出版書籍等方式，把來自西方和日本的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識，經過自己的消化改造，再向留學生界和國內知識青年廣泛傳播。由於留日學生人數多、能量大，所辦刊物種類多、內容新、形式靈活，對於當時啓迪民智、製造輿論影響極大。首當其衝者，當推梁啓超，汪精衛等人。改良派梁啓超主持的《新民叢報》與革命派章太炎、汪精衛等主持《民報》的論戰，精彩絕倫，迴響多年，深刻影響了中國歷史的進程。 據我們的一些朋友的告知，當下旅日的華人知識人也正在做類似其先輩的重建中國的工作，而當下的國際氛圍是有助於其推進他們目標的實現的。 2）關於文化中國 “重要的就是不只是你反對什麼，而是你想要的那個生活是什麼樣子，”一位在臺北和清邁都開設了中文爲主的飛地書店店主張潔平這樣闡釋了她的主旨。 張潔平是出生在中國大陸的記者，曾在香港工作20年，新冠疫情期間移居臺灣。2022年她在臺北創辦了一家書店。去年12月，她在泰國清邁開設了一家分店，並計劃今年在東京和阿姆斯特丹開設分店。 她的書店名爲“飛地”(Nowhere)，會向顧客發放“飛地共和國”護照，這些顧客被稱爲“公民"，而不是“成員”。 飛地臺北店去年舉辦了138場活動。清邁店在最初的六週內舉辦了約20場活動。主題非常廣泛：戰爭、女權主義、香港抗議活動以及城市和人際關係。 張潔平說，她不希望自己的書店只面向持不同政見者和青年叛逆者，而是面向所有對世界充滿好奇的華人。 張潔平說：“我希望我的書店成爲一個全球華人交流的地方。” 開辦中文書店，即使是處於網絡與人工智能令人眼花繚亂的時代，仍然是一個開啓民智的重要渠道。2023年，有四家中文書店在東京開業。在美國至少四個城市以及倫敦、阿姆斯特丹和溫哥華，受到2022年紐約成功舉辦的月度女權主義開放麥克風表演鼓舞，女權主義者也在舉辦類似的演出。在歐洲的中國移民建立了數十個專注於LGBTQ、抗議和其他議題的非營利組織。 這些活動，旨在擴展文化中國。大多數這樣的活動和組織並不帶有明顯的政治性，也不以推翻中國政府爲宗旨，儘管一些參與者希望有一天能夠回到一個民主的中國。但組織這些活動的移民表示，他們認爲學會無所畏懼地生活、相互信任並追求一個有目標的生活非常重要。 但是，即使是文化活動，也難免遭致無妄之災。2023年3月來自中國大陸的並已經在臺灣居住有十年之久的出版人富察，回中國大陸探親後失蹤，傳已被北京當局拘捕。富察有滿族血統，曾任職中國出版界。他在臺灣創立八旗文化逾10年，曾出版《紅色滲透》、《重返天安門》、《被隱藏的中國》、《曾經以爲中國最幸福》、《人民解放軍的真相》、《興亡的世界史》等書。今年二月臺北國際書展，該出版社曾發表日本學者新著《新疆》。 在極權政府眼中，一切文化都是政治。所以，他們的邏輯終點，是文化大革命，即大革文化的命。在這樣的國度裏，文化是斷無立足之地的。共產文化，就是消滅文化。因此，海外流亡者的文化中國事業，當然是懂得自己事業必須具備的生態環境的。 三、待從頭，收拾舊山河 我們作爲第一代流亡者，意識到：“流亡者大都是精神分裂症，他們過着雙重生活。一重生活是在別處，高度精神化。故國的臍帶把他與過去牢牢拴着，他實際 上仍是那個世界的一員，伴隨那個世界的喜怒哀樂而情緒迭宕起伏。” 雖然，有一些流亡者業已逐漸淡忘了過去的歲月，完完整整羽化成仙，化爲新居住國的一員。但大多數流亡者已被歷史文化所統攝。別處的生活，構成了他的主要精神世界，塑造了他的真正靈魂。」 我們想，各得其所，各就各位，大家順其自然即可。 人們注意到了，2022年之後的新移民經濟條件好，受教育程度高。他們關心自己的經濟福祉，也關心比自身更大的東西的歸屬感。這種歸屬感，使他們與上一代的“生活在別處“的流亡者有了共同語言。 回溯歷史，一百多年來的中國的流變證明，中國社會的發展需要強大的中國之外的力量。歷史反覆表明，沒有這種社會之外的力量，靠中國內部的力量互動消長，由於一種強大的趨同化慣性，社會便不斷地複製自己，不斷地惡性循環，走不出那個宿命的歷史死衚衕。 而中國與中國之外的力量間的互動越強，中國走出歷史慣性怪圈的可能性就越大。種種內外互動，是影響中國命運極其關鍵的因素。有朝一日，我們內外攜手，待從頭，收拾舊山河。△（轉自自由亞洲電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