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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亳州疫情封控親歷者：基層街道辦的濫權（圖）
 | 資料圖：2022年6月17日，中國北京，保全人員在入口處檢查社區居民的健康碼。 (Photo by Lintao Zhang/Getty Images) |
【人民報消息】現居美國加州、來自安徽省亳州市的趙先生今年四十多歲。在2020—2022年新冠疫情封控期間，他與他的家人居住在亳州市區內，完整經歷了當地的封控過程，並在此期間經歷了強拆。他在近日接受了自由亞洲電臺採訪，講述了他的故事。
疫情爆發後大部分人失業
在新冠疫情爆發前，趙先生在亳州當地的白酒廠上班。他説，當時酒廠的生意還很好做：「那時候經濟還是比較繁榮的，然後工廠也比較多，人們的收入也算是可以的，所以説對於這些消費品，還是能夠掏出自己的腰包的。」
但是，隨著新冠疫情的到來，一切都變了。趙先生表示：「疫情來了之後，除了政府工作人員，大部分人都被封控在家裡面。然後商店關門，工廠停業，交通甚至都癱瘓，整個城市甚至農村都是一個沉寂甚至死寂的狀態。」
趙先生説，在疫情開始後，在他認識的人當中，包括他自己在內，大部分人都失業了：「因為封控在家，沒辦法出去。政府通過一系列政策把人管理在家，街道辦的幹部直接就能管理到你。」
街道辦大擴張 小區保安可以抓人
在新冠疫情開始後，趙先生與他的家人們許多次被封控在了他們的小區裏。在進行封控時，街道辦的幹部們會通過走訪和微信瞭解到小區居民的動向，執行封控政策的人員則包括大白、街道辦人員、城管和小區物業的保安。趙先生説，小區的保安權力在疫情期間變得很大：「保安甚至在那一階段，就不知道自己是保安了，而是把自己當做警察了。」
他表示，在封控的情況下，如果有民眾想闖過這些人的封鎖，後果會很嚴重：「直接把你抓起來，而且不是警察抓你，是保安或者街道辦的人員，或者城管直接就把你抓起來了。他們有手銬，有一些防暴器具。他們武裝得就像警察，除了沒有槍之外。」
在趙先生的小區，被這些人員抓住過的人有不少。被他們抓住的人，會被送到小區保安室或者街道辦專門用於關人的房間，關押幾個小時或一晚上。如果在這個過程中，被抓起來關押的人有所反抗，就會被送到警察局。趙先生評價這些封控人員説：「他的權利，也是疫情期間政府給他的。」
趙先生説，他注意到，在疫情開始之前，街道辦的工作人員很少。但在疫情封控期間，街道辦的人員經歷了擴編。他表示，在疫情結束後，街道辦中仍有許多工作人員：「估計人員只有增加，沒有減少。因為現在就業條件也不好，估計往裡面塞人肯定是很正常的。」
疫情期間街道辦人員投入強拆 有「關係」的人擁有特權
在封控期間的2021年10月，趙先生居住的小區經歷了強拆。趙先生表示，當時政府提出的補償金額遠低於對拆遷周圍小區時所作的補償，也低於小區居民的實際訴求。對於趙先生一家來説，政府補償金額與他們要求的補償金額之間有上百萬元人民幣的差距。在強拆發生時：「我們還期待著和政府能夠交流，能夠傾聽一下我們的聲音，但是他們沒有給你機會，一天拆一家。拆的時候（針對）每家每戶（出動）上百號人，包括一些武裝人員、街道辦人員、保安、城管。每拆一家都要去幾十輛車，隊伍浩浩蕩蕩，你根本就沒有反抗的餘地。」
趙先生所在的小區，由一棟棟獨立房子構成。他講述強拆時的情形説：「直接從你家裡面把人給拽出來，你想再去保護你的財產，根本不可能。把你給抬出來，幾個人（把你）按倒在地，我就是被按倒在地。然後我父親被從屋裡面拽出來、抬出來，他想保護他的財產。那幾十年的老房子，是他一生的積蓄。」
在這之後，趙先生的家被挖掘機挖倒。他説：「包括傢俱，包括冰箱，包括一些桌椅板凳牀什麼的，東西全部都給你推倒了，都被房子壓了。」
趙先生回憶説，在這之後，他被塞上汽車拉到拆遷辦強制簽字，而他甚至來不及看清楚那份文件的內容，也沒有拿到那份文件的備份。他説：「找律師沒啥用。因為律師講了，那是政府行為，我也不能告政府，你只有簽字。」
不過，也有一部分小區居民有免於被拆遷的門路。趙先生説：「如果説你家裡面有人，比如説兒子是在公檢法裡面，或者在政府部門工作，可能不強拆。」
趙先生就此發出了感嘆，説道：「我的個天！疫情期間，他們還不忘掠奪老百姓，真是的。」
在這之後，趙先生的父親病了一場，在醫院躺了很多天。趙先生一家由於無家可歸，只能住在他小妹的家中。
在封控期間，趙先生就有了離開中國的打算。但他表示，當時辦理護照很難：「有的人很容易的，像我疫情期間辦護照，怎麼都不給辦。和我一起辦護照的那個人，他（本來）也不給辦。但是我們倆一起出去，他出了大門口之外，給他在公安局的親戚打了個電話，然後就辦了。」
向誰追責？
趙先生在疫情剛開始的時候就失業了，他的妻子也在疫情期間沒有工作，兩個孩子無法正常上學。他表示，在疫情的幾年中，他為了維持生計，只能打零工，或者做點出售生活用品的小買賣，但小買賣的生意也不好做。不過在他所住的小區，由於超市沒有完全封控、且會向小區配送米麪，所以食物還沒有出現短缺。
趙先生對三年封控作出了他的評價，表示：「責任全在政府，這個肯定沒得説，難道是我們老百姓嗎？本來中國老百姓都是兢兢業業、踏踏實實幹活的，都應該説是最好管理的人。然後突然發生疫情。疫情是怎麼來的，咱也不知道；疫情是怎麼消失的，咱也不知道。」
他談到，在封控期間，老百姓成了「冤大頭」：「老百姓確實是當了冤大頭，好多人失業，經濟也停擺，生活也比以前下降了很多，對吧？也很無奈。」
在那幾年裏，令趙先生印象很深刻的另一件事，是封控政策在2022年底的突然解除。他回憶當時的情形説：「前一天還在做核酸，小區街道還在排隊，每天早晨、晚上都要排隊，一天做兩次核酸，形勢很緊張。但是突然第二天就不做了，我們都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不知道什麼原因。」
他表示，在突然放開之後，亳州當地有不少人病死，街道上出現了許多送葬隊伍：「（2022年）12月份還有農曆新年之前，一個冬天那是死了不少人，其中大多數是老年人。」
趙先生認為，封控的突然放開，也是政府的一種失策。他説：「是政府對老百姓的一種極不負責任，它沒有任何徵兆，突然放開，就像一個生氣的小孩一樣，不管了，什麼都不管了。結果造成好多人死亡。」
對於中共政府在新冠疫情當中嚴厲封控，然後又突然放開的做法，趙先生進行了總體的評價。他表示，如果一直封控下去的話：「大家都喝西北風去了算了，包括政府工作人員。政府工作人員工資高，到時候所有經濟都停頓了，你工資高，有錢、有紙幣也花不出去，沒東西了，誰生產？是不是？而且一直封控下去，這是與世界趨勢所違背的。」
而對在這之後的突然放開，趙先生的總體評價是：「你要是想放開的話，必須有措施，必須有一系列的保障，對不對？你（應該）慢慢地放開，不要説什麼都撒手不管了，也造成那麼多人死亡，政府應該負全責的，對不對？你醫療其實要配備配套好吧？是不是？」△（轉自自由亞洲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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