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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封控亲历者:外卖小哥的「游击战」(图)
 
2024年12月19日发表
 
资料图:2023年8月31日,郑永华在圣利安珠滨海公园,参加湾区港人纪念8.31集会。(薛明珠/大纪元)
【人民报消息】现居美国加州湾区、来自广东东莞的郑永华今年34岁。在2020—2022年中国新冠疫情封控期间于南京、东莞、广州等地从事过外卖员的工作。他在近日接受了自由亚洲电台专访,讲述了他在封控期间作为一名「外卖小哥」,与当局的封控政策「打游击」的情况。 郑永华在疫情期间的经历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郑永华告诉记者,在2020年1月时,他正在南京做外卖员的工作。当时,新冠疫情刚刚爆发,他第一次感受到了由此而来的恐怖气氛:「到处都是散发出那种恐怖气息,街上都没有人,除了送外卖的。小区里面,因为南京那边部队比较多,所以说他们基本上很多都有武警把守,他们非常的严。」 在那之后,郑永华很快回到了广东,首先乘坐飞机在深圳落地,而后被朋友接回了东莞。刚回到广东时,他还没有感受到南京那种程度的恐怖气氛。他说:「后来我就在东莞跑外卖,没有那么多钱,然后感觉去广州好一点,就去了,在广州应该有两年左右。」 在广州时,郑永华继续从事著外卖员的工作,先后在棠下、小洲、棠东三座城中村租房居住过。他感觉广州的封控政策不像南京那么严,但在广州时,他还是与当局的封控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对抗。他说:「很多人都不怎么会对对付共产党,我对付共产党是有一套的。对共产党,你在面对它实力比你强一百倍的时候,不能跟它硬拚,你必须要用其它的一些渠道跟它拼。」 郑永华对封控政策的「游击战」 郑永华表示,他所居住的城中村曾遭遇过很多次封村,并说道:「反正它一封村,我连房子都不住了,我就连夜提桶跑路了。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控制不了我。其实它每块铁板中间都打了钉,你一脚就可以把它踢开一个小洞。」 就他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在每次封村开始前,都会有一种「预警信号」:「一般都是凌晨(封村),其实很少人知道。因为我是夜不归宿的那种,我晚上去珠江新城这些地方玩。当我差不多进村的时候,人特别多,凌晨不可能有那么多,(一般)最多就一两个治安仔。突然之间一晚很多治安仔,肯定有问题。」 郑永华所说的「治安仔」,是村中雇佣的治安维持人员。每当发现这样的情况时,就是郑永华「跑路」的时候。有时候,他在逃走时甚至连行李都不要,因为值钱的东西都存放在他位于东莞老家的村里。他表示:「我的电瓶车,有时候是放在村外面,有时候是骑到里面,有时候我连电瓶车都暂时不要,放在村里面,等它封控完了我就进去骑走。」 郑永华说,在封村的情况下,普通的方法是没法出村的:「包括我认识的一些治安仔,他也没办法让你走,说『你看,现在我们这条村有一个红码,万一你连累其他人呢?』包括跟你关系很好的,他也不让你出,这是共产党文革时代留下来的一些残骸。」 不过,郑永华也谈到,他曾见过一次治安仔「放水」的情况:「当时我最记得,有一个人在我前面,看到他红码,所有的治安仔第一个反应是『赶紧走』,没有抓他。治安仔不抓,警察会抓。因为如果他红了的话,是不是会让这些治安仔自己变红?所以他们这么怕他。」 至于如何逃出村子,郑永华也有一套自己的方法。他说:「基本上,如果你经常跑外卖,去了很多的地方,有一些地方,连那些治安仔都不知道其实有路可以走出本村,甚至连本村的人有些地方都不知道。所以说,你想出去随时都可以出去,要用其它的办法,不能用常规的办法。」 郑永华已经不记得他多少次这样逃出城中村。他说:「因为很没办法数得清楚。它一封村我就提桶跑路,我就回东莞,然后看新闻,(看到)广州没验到有红码的,我又回广州。」 封控期间的生计:外卖员生意由好变坏 城管处境好 郑永华说,在疫情封控的几年里,外卖员的生意有一个从好到坏的变化:「这两三年,前期还可以,前面的一年半载还可以,后面就不行,因为有很多人失业了,全部都出来。白领也好,什么人也好,全部出来跑外卖,因为(跑)外卖不需要成本。」 他谈到了在生意环境变差后,外卖员的收入:「只要去街上问任何一个外卖小哥,外卖小哥都会跟你说,现在没有办法跟以前比,现在已经卷到不行了,以前可能6块钱一单,现在3块多钱,都有人去跑。」 他也谈到了他和同行们交流后得知的情况,表示:「我问过其他同行,基本上从十点开始跑到下午一两点以前,没有疫情之前这几个小时是跑到200块钱。有疫情了之后,这几个小时很多人就跑到100块钱出头。」 据郑永华的了解,在他认识的人当中,还是有人受到封控政策的影响很小:「其他人受的影响蛮大,唯一的是我的堂哥受的影响最少,反而(处境)最好。因为他是做共产党的一些工作,他是城管。所以说他反正也有工资发,封不封跟他没关系,他也可以去上班,他可以自由出入。」 郑永华谈到,在封控的时候,村内最痛苦的是外来人口:「其实本村人还好了,因为没有压力,房子是自己的,菜也买够了。外地人反而更惨,有些外地人跟我一样找各种漏洞走出去。」 他表示,他之所以和当局的封控政策进行这种对抗,是因为他认为中共当局的这些规矩并不合法,并说道:「我认为它的制度有问题,它没有经过人民的同意,他们所谓的法律都是完全不合法的,所谓的人大代表我都不知道谁代表的我,我都不知道人大代表是什么东西、是谁选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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