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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志剛應以死謝罪的是在貴州強推的「玉米革命」
高新
2024年11月10日發表
【人民報消息】我們夜話中南海專欄的上篇文章中已經介紹了上月底才被判處死緩附加終身監禁的中共前貴州省委書記孫志剛進秦城以後，會有17個和他同樣下場的中管幹部伴他一起終老獄中。這樣說的理由是相比他們這18位，此前已經陸續被送進秦城的包括周永康在內的一大票被判處死緩或無期徒刑的大老虎、老老虎們，只要長壽，日後都會有活著走出高牆的美好前景。
解釋一下，表面上看無期徒刑是比有期徒刑的最高年限25年更嚴厲的懲罰，但事實上根據中共現行法律，被判無期徒刑的罪犯在經過一次或幾次減刑後，其實際執行的刑期不能少於十三年。只要在獄中「悔改並表現突出」。只是起始時間應當自無期徒刑判決確定之日起計算，而不是從羈押之日算起。
所以從理論上講，於2015年6月被一審判處無期徒刑的周永康，即使排除保外就醫及假釋的可能性，刑滿出獄的時間也可以早至2028年6月，有盼頭。當庭表示認罪服判，不上訴的庭審表現，甚至還當庭表示「對我問題的依紀依法處理，體現了全面從嚴治黨、全面依法治國的決心」，充分體現了「我國司法的進步」的誠懇態度，決定了他周永康百分之百屬於「悔改表現突出」者。
至於被判「死緩」者的緩刑到期後,一般可以改判爲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然後就是減刑。至於判了死緩的人得多少年才能出獄，按照牆內權威律師的說法：「這個沒有定論，但通常都是在二十年左右，根據具體表現可能更少。」
如此說來，被判處死緩但有幸未被附加終身監禁，比孫志剛早兩年多時間進到秦城的來自中共貴州官場的另外一名正省部級貪官，在孫志剛擔任貴州省長和省委書記期間先是擔任貴州省委副書記，然後升任省政協主席的王富玉也會在孫志剛進去之後陪伴他18年左右。按照秦城監獄的生活和醫療條件，1952年出生的王富玉和1954年出生的孫志剛都能再活個18年以上的概率挺大。
因爲夜話中南海專欄的上篇文章裏一一開列了18個被判了死緩還要再附加終身監禁的中管幹部的犯罪金額，所以在此要對被判死緩卻沒有被附加終身監禁的王富玉多說幾句。
此人在法庭上當庭表示完全承認法庭認定的他在位期間受賄財物摺合人民幣4.34億餘元，退休後又利用影響力收受他人給予的財物摺合人民幣1735萬餘元。但如此巨大的數額爲什麼還沒有被判終身監禁呢？
筆者把法庭上給他的判決書內容與被在死緩基礎上附加了終身監禁的那18箇中管幹部一一做了對比，發現雖然這18個人中的半數都沒有王富玉的受賄金額高，但王富玉是被法庭認定爲「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辦案機關已掌握的部分受賄犯罪事實，主動交代辦案機關尚未掌握的利用影響力受賄和絕大部分受賄犯罪事實，系自首，（且）部分受賄犯罪系未遂」。
另外與孫志剛相比，王富玉是「違法所得及收益全部追繳到案」，這一點也比較重要，特別是「違法所得」的「收益」都被全部追繳到案。這裏的「收益」應該是包括了銀行利息以及用受賄款投資後賺取的利潤。比如王富玉或者他的家人用1個億的受賄款「投資」了50套房產，日後賣掉這些房產獲益1.5億，那麼他和他的家人不但把這一個億的「本金」上繳，同時也還把1.5億的獲利一併上繳。
也就是說，王富玉實際上繳的財物摺合人民幣是要超過被認定的受賄總金額的。
但無論怎麼說，王富玉的受賄總金額高達4億5千多萬卻還沒有被在死緩基礎上附加終身監禁，怎麼說都是「組織上」對他的法外開恩，所以他纔在法官的判決書沒有讀完的時候就迫不及待地高聲喊出了「服從法院判決，不上訴」。
筆者去年9月曾在夜話中南海專欄的《前腐後繼的貴州省委書記們》一文中調侃說被判無期徒刑的劉方仁如今正在秦城監獄裏等著他貴州省委書記崗位上的晚輩孫志剛同志的到來。
不過日後屈指一算，早在2002年1月就被中紀委「雙規」，繼而於2004年初就已經被判無期徒刑的劉方仁，入獄後還要服刑20年的可能性很小，因爲當年的中共官媒曾經專門報導過他劉方仁進入秦城監獄後是如何地自己對自己進行「普法教育」，並向「組織上」誠懇表示「知罪、悔罪」，同時對二審的維持原判「心服口服」。實屬「悔改表現突出」。
不過呢，這位貴州的劉書記和日後重慶的薄熙來書記一樣，在進秦城監獄之前都曾經有過一個因爲「不知法、不懂法」而持續了一段時間「拒不認罪」的過程。
在中共貪官羣裏，像當年劉方仁那樣在一審法庭上敢於當庭抗辯，並表示不服判，堅決上訴者爲數不多。筆者關注過的也就有薄熙來一個了。當年給劉方仁的判決書裏給他羅列的全部罪名就是1995年3月至2002年2月在擔任中共貴州省委書記和省人大常委會主任期間，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爲他人謀取利益，單獨或夥同其兒媳易陽，先後22次收受他人人民幣661萬元、美元1.99萬元，共計摺合人民幣677萬餘元。
如果與日後的薄熙來相比的話，表面上看他劉方仁的經濟犯罪金額甚至比薄熙來的還要高，但是薄熙來的犯罪金額的大部分是貪污，而中共政權對黨內貪官的司法處理，一向是對犯貪污罪行的懲罰更嚴，更何況薄熙來是被以貪污、受賄和「致使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濫用職權三罪並罰。
當然，薄熙來也有他自己的被「冤枉」之處，而劉方仁比日後的薄熙來更「委屈」的是，他那677萬中有500萬根本就是他當時的兒媳易陽本人收受的。按照劉方仁自己的辯稱，他本人是在被中紀委辦案人員反覆威逼他「坦白從寬，抗拒從寬，拒不交待，死路一條」的過程中，才第一次聽說還有一個「500萬的故事」。
劉方仁持這一理由的上訴當然會被駁回，因爲時任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在劉方仁獲刑之前早已發話「嚴懲不貸」。而且，易陽也沒有被「從寬處理」，最終獲刑15年。
劉方仁入獄後，牆內媒體曾有文章如此描述說：劉方仁在貴州的腐敗從他到任之後不久便開始了，但他還是平穩地度過了兩個任期，而且在老百姓中贏得了不錯的口碑。「比較有實幹精神」、「不像一般的領導喜歡打官腔」、「爲人比較平易」，是記者在貴州採訪時聽到較多的關於劉方仁的評價。
雖然不敢苟同牆內記者的如此評價，但從比爛的角度，孫志剛絕對是包括劉方仁在內的中共政權歷任貴州書記中最招恨的一個。在貴州百姓以及貴州各級地方官員的心目中，孫志剛絕對比劉方仁壞的多得多。
上網搜尋一下就不難發現，自孫志剛案一審開庭以來，牆內媒體對他的大批判內容集中在了他當年爲貴州「脫貧」而在全省農村強行推廣的「玉米革命」上。
當年孫志剛由貴州省長就地升任省委書記半年後，該省政府辦公廳遵照孫書記的旨意於2018年1月24日下發一紙《關於打贏種植業結構戰略性調整攻堅戰的通知》。其中最關鍵的內容就是「爭取旱地基本農田全部種植經濟作物，徹底改變種玉米的傳統習慣」。
爲推動這場「振興農村經濟的深刻產業革命」，孫志剛決定將其此前爲貴州省政府創造出的「五步工作法」，即政策設計、工作部署、幹部培訓、監督檢查、追責問責，進一步發揚光大，要求具體落實到「消滅玉米地的產業革命」中來……。
於是，爲了討好孫書記，更是爲了不被「追責問責」，貴州最貧窮的幾大農業地區的黨政領導人競相喊出了「你敢種，我敢鏟，堅決不留苞谷（玉米）稈。脫貧要幸福，不要種苞谷」的口號。一場轟轟烈烈的消滅玉米種植行動在貴州全省展開。
有報導說，當時對孫書記指示執行最爲得力的地區之一凱裡市，居然在《調整玉米種植結構通知》中規定，禁止在村內多處地方種植玉米，若因違規繼續種植玉米被通報或處罰者，還要將免去三年的合作醫療補貼。
孫志剛離開貴州後纔有一位當地的玉米種植專家敢於對外介紹，禁種玉米期間，省裏有的地方從源頭上對銷售玉米種子實施管制，因爲「上級要求貴州省境內的市場上不能出現玉米種子」，對此農業部門壓力就很大……。
我們夜話中南海專欄今年9月刊登的《到底是誰向中紀委出賣了孫志剛？》一文中曾經介紹說：牆內媒體上也不乏有從政治角度揭露孫志剛罪行的文章。比如新浪財經在孫志剛於天津受審的當天的報導文章就是取標題爲《當了十年正部的他，70歲被開除黨籍，帶壞風氣多個下屬被查》。文章中說：孫志剛主政貴州的5年間在幹部考察中搞非組織活動。其主政貴州期間被提拔重用的兩名副省級官員已落馬。第一個就是在孫志剛天津受審的前兩天才被判處死緩的李再勇。
孫志剛是2017年7月由貴州省長就地升任省委書記的。而李再勇是當年初才被陳敏爾提升爲省委常委、省委祕書長的。但就在孫志剛接替陳敏爾的當月，這個李再勇就被下放任貴陽市委書記。
接下來的幾個月時間裏，這個李再勇此前執政六盤水市期間強推過的「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的寶貴經驗」被孫志剛利用。於是孫志剛在制定出在全省範圍內消滅玉米地的「改革」政策的同時即安排李再勇出任了常務副省長和省黨組副書記。日後這個李再勇最被孫志剛稱道的表現就是爲了禁止種植玉米，會拿著望遠鏡檢查路邊、山坳等區域。一些當地官員迫於他的壓力，同時又擔心會徹底絕了當地農民，特別是山區農民的生計，只得私下授意農民們在大山深處，李再勇的望遠鏡無法看到的地方種點玉米，「聊補無米之炊」。
有道是，相比孫志剛的受賄罪單項罪名，這個李再勇是被判了受賄罪、濫用職權罪。其中濫用職權罪一項被法庭認定是「社會影響特別惡劣，給國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別重大損失」，但其中只包括他在主政六盤水市期間毀林毀地開發「旅遊項目」的敗筆，並不包括他在省政府任職期間配合孫志剛在全省範圍內強推「玉米革命」的那部分。
同理，孫志剛的「玉米革命」雖然給貴州全省農村造成了無法統計的經濟損失，但卻沒有被因此治罪。因爲這事關習近平對孫志剛領導貴州「全面脫貧」從而才實現全國範圍的「徹底脫貧」的充分肯定，所以雖然連百度百科都專門建立了「孫志剛曾一年『消滅』近800萬畝玉米」詞條，但法院方面還是不敢鬥膽給孫志剛增加一項「濫用職權」罪。
中共當局對孫志剛的黨內通報中只強調他對貴州官場「政治生態」的破壞和「收受鉅額財物」，但他最應該以死謝罪的絕對是他主政貴州期間對當地經濟生態的破壞和給全省農民帶來的巨大經濟損失。
孫志剛落馬的當月即有牆內媒體引述貴州省內玉米專家的話對外披露，孫志剛因年齡原因不再擔任貴州省委書記後，雖然貴州全省的玉米種植面積已經逐年恢復到了去年的一千多萬畝，但還是沒有完全達到到孫志剛在當地強推「玉米革命」運動之前的種植規模，希望能夠在未來時間逐步恢復、增加到1800萬至2000萬畝，以此才能確保全省範圍內的糧食安全。由此可見這個孫志剛真的是罪該萬死！△（轉自自由亞洲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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