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新又遭封殺中國政治空前混亂

【人民報消息】2023年末的中國，在北方冰封、甘肅地震的同時，南方經濟再次受到來自北京意識形態官僚的政策衝擊，幾乎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經濟蕭條的氣息，越來越多的企業家、知識分子和年輕人患上了嚴重的冬季憂鬱。他們發現，中國政治正陷入1978年以來前所未有的混亂之中，甚至超過1989年那個最寒冷的冬天。 政治分化與復闢 正因為如此，中國最後一家自由派媒體《財新》周刊發表年終社論，以空前嚴厲的語氣重溫45年前中共改革開放之初強調的實事求是精神，將中國當前的經濟困難、國際孤立和自我粉飾與文革後期相提並論。這篇社論在中國社群媒體上廣為傳播，但很快就被中共自己的網管部門封鎖。只要身處中國就能感受到這篇社論的非同尋常，它沿襲著中共傳統的借鐘馗打鬼進行動員，反制毛主義的洶湧復闢，不啻為打破冰封政治中的號角。換言之，如果對比45年前中共政治伴隨真理大討論開始分化為擁戴改革開放的改革派和堅持兩個凡事的凡事派，前者衍生的團派對之江系的節節抵抗直到最近隨著前總理李克強的卸任和離世才告最終瓦解，那麼素有改革派最後陣地之稱的《財新》及其背後殘餘的改革派力量在今天發出如此信號，固然有天鵝絕唱的悲涼，卻可能開啟中共內部新的分化，即求是派和復闢派的對立。所謂復闢派，也隨著毛澤東130週年冥誕的紀念日講話正式形成。中共領導人在這次罕見的紀念毛的長篇講話中藉招魂毛澤東來鞏固自身地位的意圖十分明顯。同時，中國領導人召開政治局會議，一方面重提久違的民主集中製，似有讓步、分責姿態，另一方面又強調統一思想，儼然以教主身份要求中共最高層做到從身體到靈魂向領袖的絕對效忠，如同毛的重生。此舉，固然有意正式確立新毛主義的意識形態地位，也因此暴露出中共領導人面對變局計無所出的權威削弱和窘迫混亂。 社會分裂與極冷 如果再看聖誕節前後中國社會的分裂，更足證過去一年北京當局對於疫後如何收拾人心、重整山河幾乎毫無建樹。在聖誕節到來之前，各地方政府下發通知要求企事業單位不搞聖誕促銷，大學嚴控學生參加平安夜彌撒、聚會，官方教會領導人也被統戰領袖召見要求“從嚴治教”，各地教堂被嚴防死守，街市毫無聖誕氣氛。在冷清之中，人民看到中國的執政黨並沒有汲取動態清零的教訓，不在乎商業利益和宗教自由，不想修正反而強化了反西方、反國際社會的立場。在北京看來，聖誕節儼然成為另一個意識形態上甘嶺。然而，經歷了去年三個月封城之苦的上海市民毫不理會這些明暗限制，商家繼續聖誕促銷，市民們也穿上聖誕裝扮走上街頭，繼續著兩個月前萬聖節的人民狂歡。與此對照的，是南有長沙、北有丹東，分別舉行了大規模的「毛誕」紀念，呼應著中共的新毛主義回魂，為復闢造勢，讓幾乎所有人在這個冬季都感受到了新文革到來前的嚴寒。事實上，政治氣候的極冷並非驟然而至，在新冠疫情結束後的過去一年裡，政治混亂愈演愈重，也為十餘年中國政治的複闢浪潮營造了最後的現實主義氣氛。這些混亂，既是領導層路線搖擺帶來的，也有路線失敗後的黨內清洗，都為年末意想不到的黨內分化營造了氣氛。其中，最具指標意義的，自然是北京高層官員的接連落馬和某些部委機關的全盤清洗，例如外長秦剛和防長李尚福的先後失踪，無論坊間傳聞幾何，均與中國對美外交失敗有關，而且大大削弱了中國對美的對抗意志，才有今年舊金山峰會上美中之間的緩和。然而，對僵硬的中共體製而言，即使此種最低限度的緩和都需以清洗兩位最為「戰狼」的鷹派高官為代價才可能取得，儘管無損意識形態部門的極端反美，姍姍來遲且有限的緩和無助於減輕國內外資本和中產階級的疑慮，無助於減緩歐美對中國的去風險化進程，反倒驅使官僚部門以朝三暮四的機會主義加速摧毀經濟和社會層面的信心，造成過去一年北京先後釋放出近一百條復甦政策仍無效果。其結果，圍繞民營經濟和威權政治之間的內部脫鉤進程已經開始，也就是國內廣義中產階級選擇的去風險化道路。這是《財新》週刊背後黨內求是派最焦慮的，卻是北京主政者不以為然的。後者從今年底以來試圖以「經濟宣傳」取代經濟政策，以為封閉了所有經濟統計和評論就等於將經濟送進了無菌病房那樣安全，卻不知如何急救。 “中國式現代化”？一場被動革命 只是，在這個閉關鎖國的巨型ICU病房裡，當企業家、知識分子和年輕人幾乎同時間患上了嚴重的政治抑鬱，那也意味著大蕭條來臨了，儘管股市和消費都以更為類似憂鬱的緩慢而非1929年股災突現的模式再現。這就是2023年的混亂結果。然而，人們不知道這場混亂的根源究竟來自何處。或許可以簡單地將一切混亂和無能歸咎到某個領袖，甚至新冠疫情本身，這樣就忽略了中共黨內在過去一年的政治分化其真正根源，也就是當下毛派復闢的現實基礎。理論上，如同路易.波拿巴政變的歷史啟示，不同於馬克思，義大利的葛蘭西曾經在獄中給予了消極革命的解釋，類似過去45年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都是相對於法國大革命或者毛主義革命的積極革命而言的一種消極革命，對後者，尤其是過去十餘年在中國發生的“繼續革命”，都是無力消滅潛在領導階級也就是中國的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的背景下所做的邊緣化和吸收式努力，並且以選擇性現代化的方式進行，選擇特定的行業和階級予以現代化的激勵，然其根本都是既為了維護統治集團的存續，也是為了不觸及資本主義的根本，後者正是美中之間能夠實現最低限度的緩和、繼續保持至少名義上的開放和名義上的市場經濟的唯一基礎。然而，這種消極革命的本質終究是反動的，最終不可避免地因為官僚國家的任意性而得罪了幾乎所有階級，也在現代化的光鮮外表下掩蓋了所有醜陋保守的沉渣，造成葛蘭西所所說的“一切都改變了，其實一切都沒有改變”，也就是無論19世紀的法國還是當下的中國其政治混亂的根源——一個空有雄心卻無能的專制政權以進步的名義所能造成的一切混亂和退步。在這個意義上，曾經被諷刺為「沒有一人是男兒」的中共黨內自由派和改革派們，或許正是中國目前最愛黨、最擔心黨國命運的一小群人，如同1976年的密謀者。只不過，今天他們所利用和擁有的只是殘存的一點公共聲音，試圖喚醒黨內外人民的歷史記憶，而不是禁衛軍。而人民，即使包括那些患有政治憂鬱的精英，如何可能從清醒認知的憂鬱狀態中找到出路？他們面臨的是新冠疫情後的無盡黑暗。在大蕭條的中國未來，在求是派與復闢派的鬥爭中，或許只有狂熱的復闢主義者才能生存。對這個世界而言，那意味著真正混亂的開始。△（轉自美國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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