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打壓「吹哨者」 河南「血禍」曝光（点击视频直接观看） |
【人民報消息】2012年9月，即在習近平第一次擔任中共最高領導人前夕，中國衛生部前官員陳秉中先生向「十八大主席團及全體代表」寫了一封公開信，其開篇就指出，「發生於1990年代因推行『血漿經濟』導致愛滋病大流行的『河南污血案』……已近20個年頭」；這場「導致至少30萬人感染愛滋病毒和至少10萬人命赴黃泉」的世紀「血禍」，儘管「鐵證如山，但有據不查、有罪不罰」，加上「當局利用權力封鎖消息」、「幕後操控」，「並不為大多數國人所知」。直到今天，「血禍」都沒有完全終結，愛滋病毒仍在透過血液傳播，戕害國人。
然而，當不少人都在滿心期待著新的最高領導人能徹查「河南污血案」時，延續這場「世紀浩劫」的幫兇李克強卻坐上了國家總理的高位。實際上，在他之前主政河南、慫恿農民賣血、並將其產業化，隨後又五次扣押該省12個地區追究愛滋病爆發流行責任報告的罪魁李長春，在那時就已「被『伯樂 』相中塞進政治局，並帶著在河南的劣跡轉任廣東省委書記，之後又擢升為政治局常委」。而一直在前方大力實施、推動「血漿經濟」在河南「大躍進」式發展的「愛滋廳長」與禍首劉全喜也大搖大擺地當上了中共十六大代表，並被安排到省人大工作。
這幾個禍首、罪魁禍首、幫兇不但沒被立案、問責，還獲得了「加官進爵」的機會。同時，主管愛滋病防治工作的部級高官與司局責任人也在想方設法「把河南這一重大案件改為無需有人負責的『無過錯』，把對受害者的『賠償』改為不追究過錯的『無過失補償』」，企圖將劉全喜、李長春、李克強三人欠下的「血債」一筆勾銷。
常言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紙是包不住火的，官方的做法只能是一廂情願。那麼多受害者和知情人，中共能掩蓋的了嗎？此外，對掌握「血禍」第一手資料的「吹哨人」進行打壓、迫害，中共豈不更將自己操弄的這樁醜事弄得人盡皆知、甚至還要飽受國際上的譴責與詬病？
陳秉也特別提到，因鼓勵農民賣血而導致愛滋病大面積傳播時，「河南主政者不是把控制疫情蔓延放在第一位，而是把舉報者視為必須先拔掉的眼中釘、肉中刺，以達到隱瞞疫情的罪惡目的」；「在李克強的縱容下，河南省對敢於向外界揭露河南疫情真相的三位知名人士實施更嚴厲的迫害措施，逼得他們無奈離開中國」。
這其中，有一位是第一個發現農民被採血能染上愛滋病的醫生王淑平，而另一位則是第一個發現在醫院輸血也能染上愛滋病的醫生高耀潔。
據陳秉中介紹，王淑平是通報河南周口地區出現愛滋疫情的第一人。她曾檢測出，商水縣西趙橋村的賣血者「60%以上愛滋病毒呈陽性」。1995年底，她帶著62份HIV陽性血液樣本找到了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的院長曾毅。最終，在他隨機檢測的15份血液樣本中，有13份顯示的都是HIV陽性，還有兩份為疑似。但當王淑平將這樣的結果上報給地方衛生部門以及直屬中共的衛生部時，卻「受到一連串打壓，迫於無奈於1997年不得不離開河南……後來出走美國」。
來到海外的王淑平曾在2019年接受了BBC廣播4台《女性時光》節目的採訪，並講述了她由於「吹哨」、揭開了河南「血禍」的醜聞而遭到迫害的經歷。同樣在這一年，英國一位著名編劇也將她的遭遇改編成了舞台劇《地獄宮殿的國王》，並於9月5日在倫敦公演。
媒體採訪、劇場公演，眼看著河南與中共當局的醜聞與罪惡就要被公之於眾了，遠在大陸的中共感到氣急敗壞、坐立不安。於是，政府派出國安人員，上門騷擾王淑平在家鄉的親屬和同事，企圖透過他們讓王淑平取消公演。從此事能看出，中共對「血禍」真相被昭然若揭會本能地產生恐懼，它害怕自己當年為牟利而搞的「血漿經濟」這一肇始之因被公之於眾、受千夫所指。
說到「血漿經濟」，其初衷並不是為了讓農民過上富裕生活。幾十年來，中共對農民的盤剝是最無人性的。任何一筆補助、扶貧款都無法真正發放到貧苦的農民手中。到了八、九零年代，歐美市場的血液供應不足。中共一眼就發現了其中的商機，於是打起了底層民眾、尤其是農民的主意。「愛滋廳長」劉全喜曾算過這樣一筆帳，即「河南省有9,000多萬人口，80%以上是農民，哪怕只有1%-3%的人願意賣血，將河南省的血賣出去，……可以為衛生系統創造以億計算的收入」。
這裡的關鍵就在於，中共不把農民當人，一心只為斂財。因此，在採血的過程中，任何檢測都是能免則免。儘管「衛生部出公文，要求一個縣建一個血站」，但「無論是官辦的還是民辦的血站都沒有肝炎和愛滋病毒排查機制」。
為讓農民多賣血，政府還忽悠說，「把血抽出來，洗乾淨了，再還給你，治療貧血」，還可以「加快恢復造血」。於是，被單採血漿後，農民就會同意讓血站把分離後的紅血球加上生理食鹽水，輸回自己體內。然而，關鍵問題是，被輸回的紅血球不是自己一個人的、而是多人混合的。有媒體報導稱，「同血型賣血者中只要有一人帶有病毒，其他人幾乎都會被感染」，「在這種回輸下，愛滋病毒以幾何級數快速地複製傳播」。
有健康專家估計，賣過血的農民至少已有兩千萬，不只河南，來自山西、陝西、河北、安徽和山東等省的農民也很多。結果就是，經由血液傳播的愛滋病已蔓延到全國，其人數已龐大到要以村來計算；連死於愛滋病的，都要以戶來計算。短短幾年間，因採血、輸血產生的愛滋村、愛滋孤兒在中國大陸難以計數。
有如此龐大的受害者群體，中共想瞞談何容易。因此，打壓了一名「吹哨人」，中國大陸又走出了更多。陳秉中在公開信中專門提到的第二名「吹哨人」，就是年至耄耋的退休醫生、人們心中的「防艾第一人」高耀潔；「她從1996年開始深入到100多個愛滋病嚴重流行的村莊，……在河南嚴密封鎖疫情的情況下，她以活生生事實向外界揭露真相」。在她所寫的幾本專著中，成千上萬例的個案都是「最立得住」的。大量的真人真事都足以證明，是河南與中共當局「把數十萬計老實巴交的農民推向墳墓」。
政府釀造瞭如此大規模的、害人不淺的禍事，卻從未想過去彌補。沒有人理會農民的死活，導致染病的農民無醫無藥，在求告無門的情況下，只能自生自滅。高耀潔心存不忍，於是把自己的百萬積蓄以及海外頒發的獎金都捐了出來。她拖著年邁的身體親歷親為，給那些遭受「血禍」卻被政府遺忘、拋棄的愛滋病人送錢、送書、送藥。
對於內心不願承認有受害者的中共來說，高耀潔的善心、善行就是在跟政府作對。 在中共的授意下，地方官員多次派人監視、軟禁、威脅、加害高耀潔及其家人，最終導致這位真正想要關心、幫助「血禍」受害者的八十歲老人輾轉離開了中國。
來到海外，高耀潔沒有停止傳播真相。她不停地寫書、繼續為受害者發聲。2013年，臺灣立法院舉行了高耀潔的新書記者會。在這本名為「鏡頭下的真相－記中國愛滋病實況」的書中，高耀潔心痛地寫道，「賣血！賣血！因為貧窮才賣血換錢。本來為了賺錢致富，卻換來了愛滋病病毒，從此走上了不歸之路！輸血！輸血！因為治病才來輸血，本意為了輸血救命，卻把愛滋病病毒輸入了體內，從此再無生存的希望！」
在記者會上，高耀潔又沉痛地表示，六四發生後，天安門廣場說是有220具屍體，於是外界將此事件命名為「六四大屠殺」，而今天大陸的「血漿經濟」釀死要以十萬計，又何嘗不是一種「大屠殺」呢？
多年過去了，說這話的高耀潔已在海外獲得了許多獎項，並被《時代》雜誌評為「亞洲英雄」；在美國政要的授意下，連小行星都以她的名字來命名。不難看出，以美國為代表的國際社會能給這位「血禍」知情者、關注者、研究者、記錄者如此高的殊榮和美譽，就意味著，他們在一位女醫生與一個獨裁政權之間，選擇的是前者；甚至對中共包庇劉全喜、李長春、李克強在河南釀造「血禍」、草菅人命、禍害無辜一事深信不疑。誰講的是真話，誰又在隱瞞、說謊；高耀潔與中共孰是孰非、孰善孰惡，海內外的有識之士都看得出來。
事實上，在那段時間，因揭露「血禍」而留名海外的不只高耀潔一人。「第一位進入河南省愛滋病重災區上蔡縣文樓村」進行研究的外省醫生桂希恩也是其中之一。
1999年，當他得知河南的「愛滋病毒陽性率高達62%」，但「幾次向地方官員反映……都被拒絕」後，就開始在隨後的5年中，「自費到河南許多村莊送醫，為大量疑診愛滋病的病人做檢測，資助58名孤兒繼續上學」。到了2003年，英國銀行家馬丁．哥頓先生將「貝利馬丁獎」頒給桂希恩。2004年，美國《時代》雜誌將他評選為「全球醫療英雄」。
頂著高壓，為河南的愛滋病人提供了5年救援的還有北京佑安醫院的醫生張可。 他幾乎每週都是「週五出發，週一早八點以前就趕回北京上班」。就在他「深入河南省上百個愛滋病村莊，收集了大量一手資料」後，他表示「如果河南一開始就公開疫情而不是一味隱瞞，完全可以將那場災難控制在萌芽狀態」。
到了2004年，河南社科院資深研究員劉倩也開始深入該省多個艾滋村，進行了長達6年的「不順利」的田野調查。寫出「見證了這段歷史」的《血殤》一書的她在接受法國國際廣播電台採訪時表示，將「一場本來應該是可控的公共衛生事件演變成了一場人道主義災難」的官員都是「有罪」的，由於「體製本身的問題」，「整個事件自始至終都沒有人負責」。她指出，「沒有人負責的體制……就是一個有組織的不負責任的體制」，在「這種體制下不可避免地肯定還會發生新的悲劇」。
這話並非危言聳聽。試想，劊子手不被法辦，就會繼續出來殺人。官員們不對老百姓負責，不怕幹出傷天害理、草菅人命的驚天禍事。活在這種體制下，老百姓根本毫無安全可言。中共不解體，包括「血禍」在內的任何一場由權貴釀造的人禍都不會有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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