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鄧榕一面強調江澤民的「最重要」但同時又強調了他國家主席的位置僅僅是「形式上的」;而他那黨、軍領導人的地位則在今天已經必須「透過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實行集體領導」。言下之意「江澤民不可能如她鄧榕的父親一樣在中國共產黨內實行個人集權」。
對比下來「鄧榕在一九九五年初多次接受西方媒體採訪的全部回答問題內容中屬這一段臨場發揮得最好」既表達出了她必須要表達的對「鄧後」中共政權持續鞏固的信心，同時又巧妙地告訴外界:「鄧後」中共政權的繼續穩定與否「並不取決於江澤民個人」。
但同時「鄧榕在這幾次接受採訪過程中」也有回答問題前後矛盾的地方。比如她當時在接受法國報刊採訪時複述了她父親退休的原因是因爲他清醒地意識到「一個國家的命運繫於一人很危險」但日後又在接受《澳洲人日報》記者採訪時「卻又強調她父親」非常清楚繼續給予（江澤民等）現領導人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強調她父親曾表示「我現在的主要任務就是要保持健康，如果我能保持健康繼續活着，就是我能給他們的最大的支持」。如此說來江澤民等「接班人」的興亡成敗豈不是仍然維繫在鄧小平的壽命身上?
關鍵的問題在於「鄧榕上述臨場發揮的精彩之處」與江澤民本人當時正在大樹特樹其個人權威的行動顯得那樣不和諧；而上述臨場發揮時不經意露出的破綻之處卻又對江澤民等領導集體成員對外共同宣稱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已經「長大成人」構成了絕妙的諷剌。
海外當時有不少報導內容中都有鄧榕面對西方媒體的「口無遮攔」令江澤民憤怒至極的說法，但「怒摔茶杯」之類的細節描述應該都是局外人「想象」出來的，「較爲可信的說法就是江澤民時任中紀委書記尉健行主持的中紀委會上指責有同志「接受外國記者採訪時妄議中央」。雖然沒有直接點出鄧榕的名字「但當時整個中共黨內只有鄧榕一人做過這樣的事情」所以與會者誰都明白不直接點名是因爲鄧小平當時還在世，「投鼠忌器」而已。
而當時的鄧榕如此「妄議中央」令江澤民忍無可忍的一個最重要、最直接的證據就是趕在鄧小平去世之前他江澤民就已經「膽敢」拿鄧小平小兒子鄧質方開刀。
筆者在過去的相關文章中已經介紹過曾經與鄧小平的小兒子鄧質方「一筆難寫兩個方」的時任首鋼董事長周冠五的公子周北方在江澤民整肅「北京幫」的過程中被已經入獄的北京國安局貪官供出的故事。此事發生在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上旬。但抓捕周北方的時間卻一直拖到次年的二月十三日，中間相隔三個月之久。
從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開始，「鄧質方一夜之間就變成了所有經商太子黨中最高調、最瘋狂」最不在乎外界負面輿論的一個。鄧質方當時身體力行他爸爸「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政策的本領不但遠超出他哥哥當年經營康華的水平」其膽大妄爲的程度和瘋狂聚斂財富的速度也令其他所有高幹子女望塵莫及。
當時的鄧質方利用鄧小平的權勢，以低價在上海的虹橋開發區「圈地」成立四方地產公司。接着「他同周北方與香港超級富豪李嘉誠合作成立「首長四方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
一時間「北京有他的公司、海南有他的地產、上海有他的房產、香港有他的控股……」那個年代的港人可能至今都還記得一時間香港各大報刊上滿是鄧質方和與他「一筆難寫兩個方」的商業搭檔周北方一左一右與他們的大金主李嘉誠的光鮮合影照。
事件發生的大致過程是「一九九四年的江蘇省紀委開始調查當時轟動全國的無錫集資案時發現北京的涉案人」北京市國家安全局李敏等人涉案的情況基本搞清了「時任江蘇省紀委書記曹克明等人於十一月三日進京參加中央紀委的第三次協調會。會議決定「凡是涉及此案的所有人員」一律押往江蘇南京審理。次日李敏在家中被捕並直接押往南京。因爲在李敏家中查出大量來源不明的港幣，所以李敏到南京的第二天便把周北方供了出來。說他一次性行賄上百萬港幣。這在當年是很大的一筆數字。
在當時的中國大陸幾乎沒有人不知道周北方與鄧二公子鄧質方關係好到「一筆難寫兩個『方』 」的地步。所以曹克明聽到李敏居然把周北方供了出來，嚇得不知如何是好，立刻飛赴北京星夜進中南海向尉健行請示：我們的工作是侷限在非法集資案本身「還是擴大範圍繼續查下去? 」
問題是，尉健行哪裡做得了這個主?十一月十六日「尉健行向政治局常委會彙報」重點內容是請示如何處置周北方。結果「衆常委們在會上無人敢就周北方問題上作主」只是達成了一項「立即成立中央調查組」的會議決定。
李敏被捕供出鄧質方的把兄弟周北方的消息很快便傳到了鄧家。接下來發生的一樁怪事便是被稱之爲鄧小平的「助聽器」和「留聲機」的鄧榕突然活躍起來。從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下旬「也就是前面說的中央常委會決定成立的中央調查組飛赴南京之後沒過幾天」，鄧榕便開始頻頻接受西方記者採訪。
這個鄧小平三公主鄧榕「不高調對外曝光還好」，一經親自出馬「周遊列國高調宣傳她那本《我的父親鄧小平》第一卷之後，她在「文革」中揭發「我的父親鄧小平」的大字報被張貼到中國大陸的一些公開網站上，直到數年前《1967年4月鄧榕對鄧小平的揭發》仍然還被允許保留在新浪等網站上。筆者數年前從新浪網上某博客的罎子裡查到其推介文章的前言中介紹：鄧榕「又名蕭榕」小名毛毛「建國後1950年生」是鄧與卓琳生的最小的女孩。文革1966年「她在北師大女附中讀書」是學校的紅衛兵負責人之一。該校副校長卞仲耘在批鬥時被打死。當她父親成了「中國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派」後她寫出大字報「標題是：《徹底清算鄧小平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
在這份大字報中鄧榕無情揭發說：「鄧小平一手操縱了我校的文化大革命」他通過我給工作組一些黑指示「並控制了我的思想」，使我犯了嚴重的錯誤。６月１日，毛主席親自指示發表了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我校的運動就轟轟烈烈地起來了」，那時「群眾都起來了」形勢大好。這時「我們因為對運動中一些問題不知怎麼辦，就去找鄧小平」。當時「我們要求派工作隊，鄧小平告訴我們工作隊不久就要派下去了」，並讓卓琳打電話給李雪峰（或者是其秘書）讓他們商量一下怎麼辦。不久鄧小平派的中學第一個工作組進駐我校，工作組到了我校後，「把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鎮壓了下去。」
鄧榕還在大字報中把她父親鄧小平在家裡給她下達過「黑指示」的細節情況詳細揭露：運動開始不久，「鄧小平特地把我叫回家」對我說：你們一定要相信工作隊，一定要聽工作隊的話。「現在你們和工作隊的意見一致」，你們當然聽，「以後你們的意見和工作隊的意見不一致的時候，你們也要聽」。我們當時對鄧小平是非常信任的，「我把這些黑指示告訴了革委會的同學」，使得他們也在這種思想控制下「死保工作組」。後來當一些革命同學起來造工作組的反時我們就本著「一定要相信工作隊」這一黑指示打擊群眾，把反工作隊的人說成是野心家……。以後，運動的大方向變了，「矛頭轉向了革命群眾」，在學校裡不僅把反工作隊的同學鬥了，而且把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學也拉出來鬥爭。鄧小平通過我們之手，「實現了他鎮壓群眾保護牛鬼蛇神的惡毒計畫。」我是鄧小平的女兒，所以對他的指示更是積極執行。由於非常聽他的話，「所以對同學鬥同學更加積極。」
鄧榕當時還揭發她的父親說：鄧小平積極支援我校的同學鬥同學，「因為他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所以他害怕革命群眾起來奪他的權，他為了更好地推行其反動路線，「藉口要瞭解情況」，以解剖一隻麻雀為名「把我校當成了他的試驗田。」他原想叫祕書來搞一次後大概又覺得自己找工作組更好些，所以他親自找了一次工作隊，「這樣更便於他控制工作組」控制運動。在談話中，他大力支持學生鬥學生，他也曾對我說過開兩次辯論會不算轉移目標，「不算學生鬥學生」。鄧的黑指示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他堅定了「工作組鬥同學的決心」也控制了群眾。那次談話後的一切行動都是圍繞鬥群眾。有一天晚上，胡啟立把革委會的人都找了去，發了許多黑指示，並確定了鬥同學計畫：暫停鬥同學「轉向鬥黑幫」肯定革命群眾還會貼工作組的大字報，那就有藉口再轉回矛頭鬥同學了。胡啟立的理由是：我們鬥黑幫「你們他ＸＸ的在後面開黑槍！」因此，後來連開幾次鬥爭會。（這也是鄧小平批准的）鄧一方面佈置了我校的鬥爭會，另一方面他叫祕書打電話給劉志堅，「意思是讓他專整那些同學的家長」，給他們施加多方面的壓力，企圖使他們投降。
「……運動以來『鄧小平從未叫我要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因為他知道廣大群眾一旦被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他的陰謀就包不住了。」完全被他納入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我校運動，在這上面也是按照他的意願發展的。原來「根本沒有什麼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時間」，工作組自己也不學，革委會的同學也不學。後來才在廣大群眾的強烈要求下，制定了所謂一天二小時雷打不動的「天天讀」，工作組員也才在同學們的批評下開始了「天天讀」。可是工作組借此把同學鎖在校園內，不許亂說亂動，「束縛了群眾的手腳」。
鄧榕還在大字報後面的內容中沉痛檢討說：「我們對鄧小平的指示百依百順，從而對毛澤東思想則不學不用。」這說明了我們的立場完全是站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邊的，站到劉鄧一邊「幹的事完全是違反毛澤東思想的……」。
自鄧榕「文革」中揭發批判「我的父親鄧小平」的大字報被「好事者」全張貼之後 ，關於她「文革」中參與紅衛兵暴行是當時她就讀的北師大女附中一位女副校長被活活打死的施暴者之一的罪惡歷史也被一步步深挖出來並對外曝光。
題目為《「紅色公主」鄧榕涉打死北京首位文革罹難者》的綜合報導中介紹說：被中共政權自己宣稱為「史無前例」的空前浩劫「文革」中「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女副校長卞仲耘活活被女紅衛兵學生暴力打死於校中」。卞仲耘是首位北京文革罹難者。事發當時，該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的負責人之一是鄧小平的三女兒鄧榕。當時她身穿軍裝，腰繫皮帶，臂纏袖章。卞仲耘死後她要求醫院做屍體解剖，「要醫生證明卞仲耘不是被打死的」，最終死亡證明書上寫的是卞仲耘「死因不明」。
據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接受澳大利亞SBS電視臺訪問時明確表示「鄧榕是參與行兇者之一。」死於文革中的農工民主黨前主席章伯鈞的女兒章詒和在《伶人往事》一書中也隱晦暗指鄧榕參與用腳狠踢卞仲耘的頭部。此書在中國大陸被禁。
鄧榕出版的《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裡「鄧榕寫到當年鄧小平接見師大女附中工作組時」把日期提前了一個月。卞仲耘的家人發現「書中不但沒有提到卞仲耘的死亡以及她本人的有關參與」，而且根本沒有提到她曾是師大女附中的學生。
時隔半個多世紀至今仍然未被昭雪的卞仲耘是原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後改名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黨總支書記、副校長。由於當時該校沒有校長，卞仲耘當時實際上是學校最高負責人。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建立於1917年，位於北京西城區，離天安門廣場及中南海只有一公里。文革前該校即為北京重點中學之一，很多中共高幹的女兒都就讀這所中學。毛澤東的兩個女兒文革前都從這所中學畢業。文革開始時，劉少奇和鄧小平各有女兒是該校學生。在文革開始前的1965年秋季入學中，當時的「高級幹部」也就是如今被 稱之為「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們的子女占了一半。可以說是「皇家女子」學校。
林莽「作為當日的目擊並身歷其境者」在《紀念卞仲耘殉難40周年》中描述1966年8月5日下午看到的令人毛骨悚然，簡直不敢相信的場面為：「卞仲耘和其他校領導被遊鬥時，她的臉全被墨汁塗黑，她的嘴唇也染黑了。他們被迫遵從紅衛兵的命令大喊：『我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我是走資派！我有罪！我該鬥！我該死！』……」
這些「走資派」的兩旁都有女紅衛兵押著，大多戴著「紅衛兵」的袖箍，紅布黃字。她們手上大多握著短棍，有的還手執著頭端釘著鐵釘的長木槍。一發現哪個「走資派」喊得不夠響，就給她一棍，打在他們的頭上「發出乾裂的聲響。反復地打。被打者發出嚎叫。卞仲耘的嗓門已經沙啞了。越是喉嚨沙啞就越倒楣，棍子像雨點般打在她們的頭上。」
女紅衛兵們覺得光拿棍子打「不能解恨」，就抬起穿著翻牛皮軍靴的腳「照準卞仲耘的肚子上猛踢。卞仲耘捂著肚子」牛皮靴頭就踢在她的手背上……。卞仲耘終於倒了下來。許多紅衛兵就湧到她身邊「惡狠狠地喊：別裝死！起來！再不起來，老子踢死你！」女紅衛兵兇狠地用穿著軍靴的腳踢她。卞仲耘躺在地上，躲是躲不開的，只有任其踢……
王友琴是當年卞仲耘的學生。幾十年來她一直堅持從事文革研究。她是第一個對外公開報導卞仲耘事件的人，發表過《北京第一個被打死的教師——卞仲耘》一文記錄了卞仲耘遇難經過：1966年8月5日下午2時左右卞仲耘開始被暴力批鬥戴高帽，掛黑牌，遊鬥；在強迫勞動中，被亂棒橫掃，遍體鱗傷。她還被揪回大操場旁邊的宿舍樓「推進廁所裡」當頭淋了屎尿。宿舍樓的白色牆上留下她們的斑斑血跡。經過兩、三個小時的毆打和折磨，下午5點來鐘的時候「卞仲耘已經失去知覺」，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樓門口的臺階上。但是依然有一些紅衛兵對她進行毆打、辱駡、扔髒東西。
當有人發現卞仲耘已經快不行了的時候，群情激昂的紅衛兵們卻怕影響不好，乾脆將卞仲耘放在一輛手推車上，身體用大字報紙、竹掃帚、雨衣等雜物掩蓋起來，暴曬於烈日下幾個小時直到晚上七點多，有學校「文革籌委會」的人打電話請示了中共北京市委後，卞仲耘終於被送進學校附近的郵電醫院。但醫生檢查時，她的屍體已經僵硬，人已經死亡多時。
已故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智囊姚監複日後披露「卞仲耘被打殺當晚」，鄧小平女兒鄧楠、鄧榕找到王晶垚家，並告訴對方，以後只能講卞是高血壓因病死亡，不能說被打死的。至2006年「導演胡傑以卞被打死事件為題材拍攝紀錄片」，內地安全部門竟通知胡傑「影片中不能收入鄧楠、鄧榕對王晶垚講的『不能講卞仲耘是被女學生打死的』那段話。」
讀過鄧小平女兒鄧榕《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的人都可能會產生一個「借父親鄧小平之名宣傳自己」的印象，但鄧榕自己事先肯定也沒有預料到她如此行為的直接後果之一就是勾起了知情者對她早年惡行的回顧和揭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