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幸存者们2022年6月4日回忆33年前的那场屠杀。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引发大学生与各界民众在天安门广场自发悼念他，并提出反对官倒与贪污的口号。
一名学生手举「自由」字样的标语。
中共军队在6月4日血洗天安门广场。
六四屠杀的照片刊登在外国媒体的显著位置上。

【人民报消息】从中共非法建政以来，在非战争时期，造成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已经超过8,000万人。这意味着，这个政权是把人民当成敌人在消灭。 自古以来「华」是指华夏，是指中华民族，是指炎黄子孙。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共政权，是不折不扣的反华势力。 1989年，数以万计的年轻大学生反对中共官员贪腐、呼吁改革，在天安门广场写下轰轰烈烈的民主浪潮；但1989年6月4日凌晨却遭到中共军队的残酷屠杀镇压。 据外媒透露，死者上万，伤者数万。但在人证物证之下，中共至今依然矢口否认。 1989年六四亲历者之一，定居德国的陈刚2012年在接受采访时，讲述了他在当年亲眼看到的坦克清场将睡在帐篷里的学生辗死后的场面。
被中共军队屠杀的学生们。
他说：「1989年6月3日晚上，我当时是帮忙抢救伤员，在五棵松路口，我看见一堆肉泥，薄薄的贴在地上，这当中有背心、人的衣服，后来我才知道那曾经是个人，被坦克碾成了一堆肉泥，当中有几颗牙陷在肉泥里头，后来我才能分辨出来哪边是头，哪边是脚，否则根本分辨不出来。我就随着救护车去了军事博物馆附近的北京铁路总医院，看到被子弹击中的人太多了，不光是在治疗室里头，连走廊上到处都是伤员。当时我看见一个小伙子被击中头部，但是他还活着，喘一口气吐一口血。因为伤员太多了，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在那儿等死。」 6月4日上午，陈刚乘车回家，和几个从天安门广场出来的北方工业大学的学生坐同一辆车。当时学生们也说，中共军队清场时，坦克和装甲车活活压死了在帐篷里睡觉的学生们。 「他们都显得特别悲愤。有一个小女孩一直在哭，后来我问她天安门广场的情况，她就哽咽地告诉我，他们在被解放军驱赶出广场的过程当中，坦克还有装甲车从长安街金水桥那个方向向广场推进。在坦克轧过帐篷的时候，这个小女孩听到有一些帐篷里头发出一片惨叫声。」 当陈刚了解到中共在六四之后又镇压修炼真、善、忍的佛法修炼群体，并且活摘他们的器官时，他说：「作为共产党这个黑社会组织，它不配给六四平反。文革之后胡耀邦给右派平反，结果不还是有天安门广场屠杀事件吗？共产党这整个的邪恶组织，指望它平反之后将来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件，不可能！它就像毒蛇，你指望它哪天不咬人了，这不可能！对于中共这个黑社会组织还是要解体它，方向是解体中共、惩办凶手，才能让中国不再受共产党的继续迫害。」 一位从北京移民到加拿大多伦多北部的居民，2003年向记者讲述了自己在六四所经历的事情。几秒钟之前还兴高采烈的他，提到六四屠杀马上声音哽咽，说每当想起六四的经历，他总忍不住想大哭一场…… 他回忆道：1989年6月3日早晨，我接到朋友的电话，说昨天军车把人给撞死了。我向老板请了假，10点多到了天安门广场。广场上的广播说，西门冲出一千多军人清场。我过去一看，军人都穿着白衬衣、绿裤头，其中很多人身上有那种带有长长天线的步话机。
一对母婴被中共屠杀的镜头被外媒曝光。
这时广播再响，说在六部口截到军车，里面全是武器。我和朋友赶紧过去看。那是一辆被学生截住的军车，车上全是步枪和棍子。车上的军人跑掉了，学生们就在那里做武器展览。我后来拿着一枝枪站在车顶上向围观的几百人展示。这时从中南海西门打出催泪瓦斯，我们的眼睛、鼻子、嗓子都呛得特别难受。几百个军人拿着警棍冲了出来，见人就打。警棍上有血。我从车顶跳下来，跟着人群跑。鞋子都跑断了。一个德国电视台记者在拍枪的特写，他背着沉重的摄像机跑得不快，后背挨了好几棍。我们跑到向南的胡同的时候，他把上衣脱下，让助手拍下他背后的伤。 回到我在政法大学附近的家，父母看到我被催泪瓦斯熏得红肿的眼睛，非常紧张。广播里在一遍遍播放通知，不让出门。 晚上9点，我的一名大学同学到我家找到我，我们就一起出了门。路上，先遇到一队政法大学的学生，接着，又碰上北航的学生。我们一起往天安门方向走。还没到复兴门，就看见两辆平板车往回开，上面有头被打破、身上是血的受伤者。 晚上11点，我们到了复兴门，看见红的、绿的信号弹。军车发疯似地往人群里冲，向天安门方向行驶。这时听到枪响了，我们都以为是橡皮子弹，可是看见有人随着枪声倒下。接着，站在我身边的人也中弹了，打在脚上，我们抬着他往回走，放到板车上。 当时特别害怕，也特别恨，有一种要跟他们拼的感觉。 后来我们来到了长安街。这时木樨地方向开枪了，我们一边唱着歌，一边往复兴门立交桥下撤。 军人上桥了，听到歌声，就打过来一梭子弹，马上就有人中弹。我当时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把一个中弹受伤的学生模样的男子背在背上就跑。他在我背上痛苦地呻吟。跑了有一百多米吧，过来了一辆板车，别人就把他接过去放在板车上拉走。 我在一旁大口大口地喘气。心里惦记着不知伤者是死是活。他一定伤得很重，我的白衬衣有一半是红色的血迹，蓝色的裤子也有一只裤腿因浸泡进血而变成黑色。这时一名骑自行车的人路过，起先他还以为是我受伤。他要到人民医院拍照，我就坐着他的车来到了人民医院。 急诊室的过道上挤满了人，能看到几十人。地上有坐着、躺着的伤员，呻吟声不断，陆续有受伤的人被抬进来，来来往往的护士特别紧张。 我们又来到了西单。 在电报大楼西边的胡同里，我看到两个被打死的男子躺在地上。 我们二百人左右聚在路口一直到六月四日凌晨四点。这中间，有些军车、装甲车开着枪从我们身边开过去。这时天安门广场那边枪声很密集。我们这边只要一打枪，就肯定有人倒下。 看到他们这么杀人，我觉得已经没希望了，就往家里走。母亲处理了我那件有一半是血的上衣。 清晨六点，我在我们家附近看到一辆平板车上拉过来一母女，小女孩六岁左右，穿着连衣裙，身上中了三、四枪，已经死了；她妈妈抱着她，整个人都傻了。 我很担心那位昨晚和我一起出去的同学的安危，就上他家找他。他还活着，头上缠着白色的绷带。他被军人用石头打的，有点脑震荡。他惊魂未定地告诉我，他刚刚捡回了一条命。他在宣武医院包扎后，头上的绷带太显眼了，经过西单时，军人看到他了，追着他开枪，有一颗子弹从他骑的自行车后挡板穿进去，打在两腿间的自行车横梁上。若稍微偏一丁点儿，后果不堪设想。 那天，我在政法大学看到四具尸体。其中之一是子弹从眉毛处打进去，因为用的是开花弹，整个的后面大半个脑袋都不见了；还有一个是被装甲车从身上压过去，半个身子都没了......看到这些，我腿都软了。 后来中国电视、广播里说的那些，北京都没有人相信，因为大家都看到了当时是怎样的。死了那么多人，亏他们还能撒这样的谎。 我的一名朋友是从坦克轮子下逃出来的，他在六四期间写了许多文章，印了一本叫《铁流》的杂志在清华、北大发给学生，1990年他被捕，后来以反革命罪判了11年。六四过去十多年后，他服满这11年刑才出狱。 这位移民加拿大的北京人是天安门广场屠杀的目击者，只要他活着，就不可能忘记中共带给中国人民的无尽苦难。(文/黎梓)△ （人民报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