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先声─中共72年多前的承诺(5)(图)
| 江泽民下令把信奉「真、善、忍」的佛法修炼者们活摘器官。 |
【人民报消息】人民报编者按：中共总是用一个藉口坚持一党专政，那就是「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打下了红色江山，中共建政后就是要保卫这个红色江山，否则对不起流血牺牲的革命先烈等等。包括中共现任党魁习近平也极高调赞美党，并要求党指向哪里，必须打到哪里。
近日，中共党校教授、军队高官子弟蔡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讲述了她是如何通过现实与思考。明白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血腥体制，如果这个体制继续存在，就会继续屠杀人民，无论谁当政都不会改变这个党的邪恶本质。正因为她的清醒，「伟光正 」将其开除出党，并取消了她的养老金。
我们决定再次连载被中共化为纸浆的这些半个世纪前的「承诺」。没有任何修饰和修改，一个笔名为笑蜀的笔者仅仅把中共非法建政前的承诺一字不改的整理成一本书，名为《历史的先声─中共半个世纪前的承诺》。但连中共时任政治局委员、人大委员长万里都没见过这些「承诺」。当秘书费力找到这本书时，万里花了两天时间看完，之后问：这上面写的是真的吗？秘书承认都是中共在国民政府当政时公开发表的文章。只是中共非法建政后把这些历史真实化成了纸浆。
历史的先声─中共半个世纪前的承诺
──编者：笑蜀
◎ 自由不是专卖品
抗战是为了民族的自由，为了人民的自由──自由不是专卖品，不是施茶施粥似的慈善事业。谁也不能自由到说：这玩意是我的，高兴给谁就给谁。更不能自由到说：「我有分配自由的自由，你只有不自由的自由。
……
──《新华日报》1944年1月22日短评
◎「人民真有发言权的国家才是真民国」
(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会演说词)(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二日)
演说者：周恩来
我们今天纪念孙中山先生，讲到他的遗嘱，真是无限感慨。遗嘱中说，国民革命的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我们知道，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对外独立，对内民主。可是孙先生已经逝世十九年了，这个目的，还没达到。抗战本是求民族独立的，但时间快近七年，全国离反攻的真正准备还远。民国本是应该实行民主的，但国民党执政已经十八年了，至今还没实行民主。这不能不说是国家最大的损失。我党毛泽东同志老早就说过：「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这个道理，现在全国人民都了解，所以各地人民的宪政运动，都一致嚷出：要实施宪政，就要先给人民以民主自由；有了民主自由，抗战的力量就会源源不绝的从人民中间涌现出来，那反攻的准备，才能真正进行。
……
各方面正在讨论这一宪政问题，我们很同意许多方面的意见，我们认为欲实行宪政，必须先实行宪政的先决条件。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人民的住宅随时可受非法搜查，人民的身体随时可被非法逮捕，被秘密刑讯，被秘密处死，或被强迫集训，人民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被禁止，人民的言论出版受着极端的限制和检查，这如何能保障人民有讨论宪政发表主张的自由呢？孙中山先生曾说过：「现在中国号称民国，要名符其实，必要这个国家真是以人民为主，要人民都能够讲话的，确是有发言权。这个情形，才是真民国。如果不然，就是假民国」(孙中山：《国民会议足以解决中国内乱》)。开放党禁，就是要承认各抗日党派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合法就是不要把各党派看做「奸党」「异党」，不要限制与禁止他们一切不超出抗日民主范围的活动，不要时时企图消灭他们。有了前两条的民主，地方自治才能真正实行。
……
关于时间问题，我们也一向主张应在抗战期间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照我们经验，在敌后那样艰苦的环境中，人民尚能进行普选，讨论国事，选举抗日政府，实行地方自治，那有大后方不能实行民选和自治的道理？因此，一切问题都看执政的国民党有没有决心和诚意实施宪政，如果有，就应该在抗战期中提前实行。因为民主的动员是能最有力的准备反攻，取得抗战胜利，而且从民主中，才能找到彻底解决国共关系的途径。
──北京师范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三册原题《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
◎ 科学、民主，继续前进─鲁迅先生逝世六周年纪念
距今四十几年之前，一个青年的海军学生跑到日本去改习医学。在当时「科学救国」和「富国强兵」正是青年人共同的理想。但是，当他有一次在仙台看见了一部日本人拍的影片，「刽子手是日本军人，上断头台的是中国人，围着看而毫无表情，如醉如梦地在喝采的也是中国人」的时候，他便憬然有感，觉得改革「已经硬化的人民的精神」，是比医学更重要的事了。从此之后，他「常常提笔」，「在寂寞和艰难中」，「喊几声助威」，「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治疗」。──他，就是在六年前的今天逝世了的中国新文化奠基者，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战士的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穷毕生的精力，百死不悔地从事着的工作，择要地说，是在为数千年来的专制政治所僵化了的中国国民性的改造，因为他确信「中国的改革，第一着自然要扫荡废物，以造成一个使新的生命得能诞生的机运。」他所期求着的新生命是什么？用他毕生的言行来说明，也正就是孙中山先生以四十年的努力来争取的自由平等幸福的中国，而要使这样的一个新中国能够诞生，他和中山先生同样热心，同样执拗地主张着：中国要有科学、民主！
科学与民主，已经不是新的口号了，但，半世纪来，赛先生和德先生在中国，正和我们伟大的民族先行者一样，「依然在沙漠上走来走去」！巨眼的思想家是早就看清了这种阻碍新中国诞生的主要障碍了，他自己选择了的正是在沙漠为肥田的工作，开荒、疏溶，做「革命的马前卒」。枪毙中国人民心里的阿Q，肃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精神文明。──也许，中山先生不曾和鲁迅谋面，但是从真实的意义上说，鲁迅才真是中山先生的最忠实的协力者，最有力的发言人。
到今天，这位思想界的巨人已经逝去六年，他不幸而不及目击的民族革命战争，也已经继续了五年以上了。由于全中国的团结，由于千万健儿的英勇抗战，由于国际情势的丕变，中国已经走上了否泰交替的关头；科学与民主，又成为全国一致的口号了。但，在这黎明将要到来的时机，我们需要更大的戒慎与恐惧！在国际形势日见好转的时候，自高自大、自满自足的「精神胜利法」，不又在我们民族里的少数人心头开始蠢动了吗？用鲁迅的战斗精神来彻底的肃清「中国地大物博」、「道德天下第一」、「外国物质文明最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式的阿Q性格，我们在今天更应该迎头赶上，更响亮地提出：中国要的是科学与民主！
──《新华日报》1942年10月19日社论
◎ 中国需要「变」
──摘某报社论
「『现在交通迅速之奇迹，已使此世界为之缩小』，这是罗斯福总统自克里米亚会议返归美国时的名言之一。我们要知道正为了『世界为之缩小』，世界才在那里急剧地转变。」
「世界缩小了，时代转变了。政治、经济、制度、习俗、艺术，以及思想，信仰等等，都因之不能不转变了。整个的世界都在那里急剧的转变，若有人焉，偏要固执己见，坚持所故而不变，试想这个人是否能成功？其愚蠢的程度是否可及？其后果的悲惨，是否还可以想象？」
「因为如此，我们敢明白主张要『应变』。要随着历史的法轮去即时转变。因为固执而不变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必要的。唯有应兹时所需以转变，方不失为俊杰，才能在今后的世界史上，算得上有劳绩可称述的人物。」
「现在是非变不可了！」「但如何变呢？」「我们只要看看人家。换句话说我们一切要民主。我们一切制度、政策以及其他种种，都要向着能配合世界转变上去改造。一个国家的制度及政策，是应付世事的，任何思想或主义，是针对问题的，如果问题改了，世界变了，那么，昔日的思想制度，以及政策，也就不容不随之改变了。」「所以世界上的聪明人，没有不因着时代转变而转变的。我们不相信我们中国人都是傻子，所以现在我们敢明白主张要『转变』。」
──《新华日报》1945年4月8日
◎ 一切光荣归于民主
作者：李普
有人说：民主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因为免不了你一嘴我一舌，议论纷纷，所以必然会减低行政效率，甚至毫无效率可言；因此，特别在战争的紧急情况之中，民主是绝对不适宜的。
解放区的经验证明这是胡说。
共产党员对民主作风的学习中，党的领导机关的坚决的领导起了决定的作用。但是同时，民主作风本身所发挥的惊人的效率和力量，也有同等的重要性。如果没有它本身的那种惊人的效率和力量，民主作风的普遍风行便会是不可思议的事。
同时，如果实行民主反而必然减低效率，削弱力量，那末「民主是一件好事情者」，究竟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不是恰恰暴露了那些衷心反对民主却又不得不伪装民主的人，只是在抄袭一套刀笔吏「欲抑先扬」的恶劣手法吗？
我们还是来谈点实际的事情。首先，让我们介绍河北临城西峪村村长、共产党员郭秋根转变作风的故事。
郭秋根转变作风以前，这个村庄事事没有生气，抗敌工作做不好，生产运动搞不起来，全村仍旧过着贫穷的生活，年年不够吃的。以后，由于他「使唤了民主」，才动员和组织了全村的力量，领导了全村从贫穷走到了富足。县上开劳动英雄大会时，这个村子被选为生产模范村，他自己也被选为模范村长。下面是他在大会上的讲话，让我们看他怎样一点一滴，慢慢地尝到了民主的味道。
「我是抗战以来的老村长，自己过去的作风是『下马三声炮』，叫别人干什么，不干就不沾。我常常说，西峪村的老百姓都是我的人，一切都在我肚里装着，我啥事情不能够做主？去年麦收前上级调我到县里受训，讲的全是『树立群众观念、克服行政命令』，并让我们反省。我当时发言说：『如果和群众商量，啥事也办不成。老百姓是奴隶性，不压迫就不沾』。上级又给我解释三次，我说：『就比如我们村干部吧，区里不硬逼还不干哩。老百姓不逼还能沾？』后来上级又说：『光强迫在群众间树立不下威信。你想想，如果上级对你光强迫，你心里能高兴吗？如果你能好好说服群众，用道理打通他的思想，那样群众一定很满意，你在群众中，就有威信了』。这句话把我提醒了，我发觉就是这样，如果上级光强迫我，我也是不高兴。如果我光强迫群众，同样群众会不信仰我。这样子对上对下都不落好，何苦来？在心里总有两种想法：一个是和群众商量说服，到底沾不沾还不保险。一个是自己命令劲头已形成了老习惯，还不能一下子克服，必得慢慢来才行。」
「受训回来以后，我心里的想法是试试吧，看到底哪样办法沾。后来我就开始试验了，起初我想先和群众商量商量，如打开脑筋就算了，打不开还是强迫。试验了一下没试成功，我就逐渐不信上级所说的话了。」
「到冬天，上级布置了扩兵工作，全村干部都忙起来。这个去说服，那个去动员，总是不沾。年青人大家都有意参军，但是谁也怕走后家里没人照管。干部说保证优待，他们不信。我那时候没有学会民主，在群众当中毫没有威信哩，这事情可真是不假哩。后来我们想出个办法，就是让群众大家讨论，大家动员，大家保证优抗。这样一试验，就弄成了。我一想：原来是人多话大，大家保证优抗，就使想参军的人安了心。这就使我感到群众还是沾，动员大家做，比光是干部做有效力。」
「今年春上，上级号召打洞备战。干部夥看了一个地方，群众都说：干部看的地方打下去准有石头。打了一下，果然被石头挡住了，群众看的地方一打，就打下去了。这又给我一个经验，就是群众大家的办法比我们的办法沾。」
从此之后，他就遇事采取了和群众商量的办法，比如，全村割麦时干部会计划的是五天割完(往年是紧七慢八)，又派群众讨论了一顿，大家都说四天保险能完，可是干了两天半就收割、打场、藏粮都闹好了，这说明群众自己讨论决定的事自己定是『肯干』。再如动员群众打蝗、开展秋耕、刨地等都是因为和群众商量讨论所以闹的很好。」
这给我们说明了一个真理：
民主能发挥无穷的伟力，唯有实行民主，事情才能办好。
当然，这首先必须那些事情真正符合于人民的利益。这一点十分明白，无用乎多加解释。唯有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人才利于实行民主，反对人民的人谁敢给人民以民主权利──世界上没有一个统治者愿意让自己压迫之下的人民起来谈话、愿意把自己压迫和剥削人民的企图和设施给人民来讨论，天下没有这样的傻瓜。
山东沂蒙区在几年以前开始推行民主文化运动的时候，个别的干部唧咕说：「实行民主就坏了，办公不好办，不大离儿硬一点才行」。有的说：「民主，还不是叫咱下台」！因此，比如某庄庄东头的老百姓要向庄长提意见，庄长一口就止住他：「你提啥，我还有啥坏处？」
但是现在，诚心为人民服务的人们已经感受到了民主的力量，他们已在普遍地歌颂民主了。
让我们再引一个行政村主任的话：
「这几天的会，开的我脑筋有了些开化，越想越不对。象年冬时，要集军火合作社的款，村公所给我村计划跟老百姓自动一千块，我回去就按户每家摊了五十元。款是集起来了，可是下层有了反映，说我主任办事不公道，『枣□桃一类数』，为什么不论穷富一律五十块？我那时心里不舒意，埋怨老百姓意见多」。
「所以，过年时，要慰劳部队和抗属，我没有动员，又怕下层反映，就自己订了个数目，都给上层的摊开。好面、菜饭虽然也都起齐了，可是上层又有了反映，藉口说为什么我不让人家下层抚军，说我压迫。我心里还是不舒意」。
「这一次开会，我可想开了。前天队伍打开方山□洞，我想我应该发动劳军，这次我再没用摊派的办法。我民主了一下，让众人们自动，想不到人家都自动的哗哗报上来，你出三斤好面，我出一担萝卜，不论穷富都出的乾脆，比上回还慰劳的多。比我心里事先估的也多。」「你们看，不民主，群众有反映(反感)，事情也弄不好。发扬民主，事情就办的比你想象的还好」。
「咳，我索性彻底吧。我做工作，老实说，什么都是应付。给老百姓谋利益，我不往那上头想。过去我一点也不积极」(这时有人发问，以后你是还要应付，还是要积极？)。「以后我当然要积极。你看，方山□洞都打开了，我们要争取更大的胜利。有了民主什事还怕闹不好？」
对于诚心为人民服务的人，民主带给他以无比的信心！
劳动英雄温象栓说得好：「我们要把坏思想丢到河滩里，明年开春，解了冻，给水推走，装上好思想好作风去工作，大家翻身发财……。」
实践证明了一切，谁还能丝毫怀疑吗？
一切力量来自人民！
一切光荣归于民主！
──《解放日报》1945年7月2日
◎ 不能因国民程度不高而拒绝民主，应用民主政治教育人民，提高人民争民主是全国人民的事情
目前再来公然反对民主政治，似乎是不可能了。目前再来企图根本否认民主政治对于抗战的重要，似乎是不可能了。于是反民主政治论者就来一套新的法宝。他们说，民主政治是好的，但是我们的国民不好，不能实行。他们说，我国人民素来缺少教育和自治的训练，如果贸然实行，就要产生不好的结果。所以现在实现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
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他们好象忘记了中国今天是处在艰苦的抗战中，忘记了中国今天来实现民主政治，不仅是历史发展普通的一般的要求，而且是抗战特殊的迫不容缓的要求。
至于民众教育程度和自治能力的培养，这自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要知道，民众的参加抗战动员，民众自身的民主生活，是他们受到训练和教育的最好、最迅速的方式。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在这种方式下，群众可以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把他们自身的教育和抗战事业，同时推向前进。
中国正开始向着民主政治的道路前进，这是抗战的需要。在这方面，我们的成绩虽还不大，但在全国上下共同努力之下必能更加进步。今后的努力方针在于：第一，加强民意机关的发展，把现在的国民参政会和各省正筹备中的参议会，逐渐变为真正代表人民的机关；第二，切实执行抗战建国纲领所规定的「于抗战期间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这是提高民众教育程度和自治能力的有效方法，也是实现民主政治，加强民众动员争取抗战建国最后胜利的重要任务。
──摘自《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社论《民主政治问题》
◎ 让人民思想！民主最大的危机就在你的冷淡
作者：(英)普里斯莱
我们的男人打仗死去了，我们的女人含辛茹苦。所有这些牺牲都是为了民主。可令人困惑的是：在胜利之后，大多数民众能否适应民主？实在有太多的人，既不明了也不关心政治。而这样势必造成一种极危险的情势。
现在我不想打肿脸充胖子，说我们已有了所需要的全部的民主。我们还沿用一种可笑的等级制度；特权占有者为了自身的利益，仍在操纵人民和政治，人民常常难于了解真相，……这些我都承认。可更明显的事实是，许多民众不会恰当地运用我们已占有的民主机构，而它的力量比他们估计的要大得多。他们正象传说中的傻瓜，抱怨自己被锁在门外，却忘记了他口袋里起码有一把钥匙是他从未用过的。
其中一个麻烦，就是叫作「我们和他们」的思想习惯。对于军人这是可以理解的，在军中他们只能服从命令，走到这儿又到那儿，做了这件又做了那件，因为一个莫测高深的上司要实施其计划。但如果把「我们和他们」的思想习惯带到民众生活中，就大错而特错了。事实上，并非有什么神秘的「他们」在告诉我们该怎么作，而其余的人只能唯命是从、糊里糊涂地「我们」。只要我们有决心、有毅力，就可以有我们所喜欢的政府，并且可以看着这政府作我们大多数人所要它作的事。权力是握在我们手中的，只须我们肯诚心使用它。
我们必须使用它。在这国度中，大多数人，尤其是妇女，把政治看成游戏和嗜好，这真是一种可怕的观念。政治支配着我们的生活，它使我们卷入或脱离战争，它决定男人能否有固定的职业、女人能否有温暖的家、孩子有没有机会健康成长……。你可以对政治毫无兴趣，可你必须确信：政治对你却太有兴趣，政治绝不会因为你对政治不关心而放过你。所以，假如你不想作戏台上一具可伶的傀儡，给别人随心所欲地推来推去，你就别无选择──必须关心政治。这其实就是关心你自己。
人们在政治上感到迷茫，感到孤立无助的原因之一，当然是因为现代生活太复杂，许多问题只有专门家才能正确地观察和分析。要得到最基本的知识，对常人来说往往是很难的。可这仅仅意味着：如果我们因此而放弃自己的权柄，那就活该我们倒霉，权柄必定为人所掌握──不是我们大多数民众掌握，就是极少数野心家垄断。德国人民放弃了，希特勒和他的党徒们就把它抢夺过去。要是我们宣称权柄对我们来说太深奥太麻烦而效法德国人民，那你就乖乖地让希特勒式的野心家来独占吧，而他们必定凭借它变成奴役我们的永久的主人。
我们仍旧听到呼唤领袖的声音。对这种呼唤不以为然，我要算一个。很自然地，在三十六行中，行行都有领袖，而民主的团体当然也有被选举、被信任的代表。但有领袖是一回事，「领袖们」所做的一切都比其它人英明这种想法，则是另一回事。民主就植根于一句老话之上：「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让人民讨论、合作组织集体行动，不只成群结队地跟着领袖走；这样才会迎向光明。
民主，和别的生存方式一样，也有它独特的技巧。而且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比方说吧，如果我们的正当要求被拒绝了，我们就要去争取。这时我们就需要学习虽然麻烦却决非学不到手的关键性技巧，就是把利害相同、愿望相近的人联合起来，共同讨论，再拟定一个共同步骤。而这就需要妥协──求同存异──以求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最没用的人就是想得到所需的一切的人──若是得不到一切就生气而走开，不顾惜他方的愿望，不尊重他方的意志，因而永远没有巩固的盟友。在我们这个国度，有成千上万的人，他们知识丰富，也不乏精辟见解，可他们自我拯救的种种努力却终归无济于事，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民主的技巧──怎样去与别人联合，也就是怎样达成妥协而实现互助互利。
我们一定要洞察我们的病症所在，调整原有的计划，而去发现一个公理。谈判、辩论，乃至怎样开会、怎样写决议案等细节，所有这些无疑既费时又繁琐。可是虽然如此，它们毕意是民众自己主宰自己所必不可少的，是民众生活的艺术。有了热诚、坚韧的品性作后盾，它们就不但不会使人讨厌，反而会成为世上最具威力的武器。我们知道了自己需要哪一种候选人，就必须坚决地推选他，这样才能使国会代表我们的意志。不然你就别抱怨你的政府，因为你从没有费过一点心机，用于挑选你所需要的正当的人。
可是必须牢记：产生效力的意志是群众的意志。仅仅千把人的团体所发表的共识，要比一百万个分散的个人的指摘，诅咒有力得多。所以加入一个什么团体──或者组织一个新的吧！然后你的意志才能有机会变得更有力，你的活动才能有机会产生更大影响。你才可能移山填海。
我们的政府其实还算是对人民的意志感觉相当敏锐的。但有些组织精密的少数人，能不顾大多数人的反对而实现其意图，就因为他们组织精密。
……
我们可以支配自己的命运，要是我们愿意这样做的话，因为我们握有这种权利。可这权利一定要运用适当。我们参加战争就为了这权利，若是不运用它或是运用不适当，那末有一天我们会大梦初醒，发觉它已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了，男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女人为之含辛茹苦的自卫法宝，我们已轻轻放弃。所以我们必须警觉、必须努力，而努力的时间，就是──「现在」！……
──《新华日报》1945年9月11日文字略有改动
◎ 争民主是全国人民的事情
万里长城和海洋都阻止不了世界潮流，今天已经是人民的世纪、民主的时代了，一个国家不能孤立在民主的大潮流之外，于是中国必须而且必然要实现民主了。那么我们要问：如何才能实现？
曾经有一种看法，以为民主可以等人家给与。以为天下有好心人把民主给人民，于是就有了等待这种「民主」，正如等待二百万元的头奖一样。但是中外古今的历史都证明了，民主是从人民的争取和斗争中得到的成果，决不是一种可以幸得的礼物。
还有一种看法，是把一国的民主可以由国际条件来决定。固然民主潮流普遍于全世界，而一个民主的中国将不仅对中国有好处，也对世界有好处。这种国际形势是有利于民主在中国的实现。但是世界的民主潮流是由于全世界每一个国家中的人民卫护自己的权利、并抗击逆流而争取来的。中国人民假如放弃了自己的责任，专一依靠国际条件来促成中国的民主，这也正和依赖外援来获取抗战胜利同样是不可靠的。
此外也有一种看法，是把中国的民主问题当做只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之间的问题。固然国共两党间的关系是目前国内政治生活中主要的、甚至是核心的问题。但是实现民主是全国人民所共同要求的事，在国共两党以外还有许多党派和无党无派的个人，还有更广大的人民，他们都反对专制，都要求民主。实现民主是有关广大人民的事，也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的力量。人民一定要积极起来，主动地参与国内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反对实现民主的一切障碍，中国才能真正走向民主之路。
由于无数次的实际经验和教训，中国人民已经渐渐摆脱了这种种不正确的看法。他们由等待而失望的经验，使他们懂得了要民主就得用自己积极努力来对中国并对世界负责，这样才能在有利的国际条件下实现中国的民主；他们不再袖手旁观站在国共两党之外，他们知道在民主团结问题上，他们并不是旁观的第三者，而是应该发挥主人翁的决定作用的。
人民要发挥这种主人翁的作用，就一定要坚决地依据民主原则，在有关全体人民利益的国事的一切具体问题上，有所判断、有所主张，然后为了自己的所信而行动。
在参加民主斗争的人民中，包含着各个不同的阶层，有最广大的工人和农人，也有小资产者、自由资产者、开明绅士及其他爱国分子。在某些个别的问题上，他们相互间会有不同的意见，但在有关整个国事的问题上，他们的主张和行动是可以而且应该一致的，只要他们都能坚决地执行民主的原则。这种一致性不是这一部分人服从那一部分人，而是大家共同服从民主的原则；服从民主的共同原则也不是牺牲个别的利益，因为民主的原则也就是整个国家民族所渴求的原则。
人民大众要用民主原则来团结自己，来反对民主的阻碍。没有任何名义可以改变或歪曲人民大众的民主原则。法统主义么？人民大众要根据民主原则来检视这种法统是否还应存在。权威主义么？人民大众也要根据民主原则来检视这种权威是否值得尊重。只有民主原则能够决定人民大众要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要做什么、要不做什么，也只有民主原则才能解决问题、转变时局。
中国人民已经看出了自己的力量，看清了国际潮流，并且懂得了如何发挥自己的力量；于是他们就要以主动积极的态度，以明确和坚决的精神，根据民主原则来参与国事，来掌握中国的命运；这样一个民主的新中国就一定要实现。
──《新华日报》1945年7月3日
◎ 为民主拚命
黄炎培先生①在复旦大学关于宪政与民主的一篇泛谈，读来使人击节兴奋。这是黄先生最热烈坦白的一次言论，尤其值得我们重视。足见民主的要求已经达到高潮，激荡着人心。
黄先生说得好：「民主是不成问题的，一定要民主，怕的只是假民主。」又说：「我们是为民主而战，为自由而战，就一定要民主，要自由。」他更指出，不管别人是不是有诚意实行宪政，」「我们自己不动，休想别人把宪政的礼物送上门。」所以他主张「为民主拼命」。最重要的一点，是黄先生痛切地大声疾呼：「民族的苦难日益严重，希望我们大家以后做人要改革作风。我以前作事也未免有些地方怕困难怕阻碍，今后要说就说，要干就干，良心以为该做的便做，认为不当做的便不做，绝对不做。要做民主国家的人民，这是起码的条件。」
这是完全正确的。三心二意、口是心非或心非口是，都不是做人的方法，更不是争取民主的作风。要争取民主，就是要从改变这种怕困难怕阻碍的作风做起，要取于拼命。
黄先生的话，是值得我们记取的。
──《新华日报》1944年6月2日短评
注：黄炎培（1878─1965），江苏川沙人。中国民主同盟主要发起人之一。建国后曾任政务院副总理等职。
◎ 工程师和民主
作者：韦华
离开大学我便在黔桂铁路服务，到这一次狼狈逃难止，恰恰三年半。在这三年半中，我测量过路线，监造过桥涵隧道，最后我主管一个军用车站，赤着脚在水田里看经纬机，修了马路，建了站台，造了好几所房子。可是曾几何时，这些都崩塌了，破坏了。
修这条铁路为的什么呢？为的运输物资、军队，为的打日本。但……假如湘桂等地工厂机器运不出来，而只是替特殊阶级运输桌椅沙发，那么又何必修它呢？！假如……假如有更有效的方法能使这铁路多保存几时，能使桥涵隧道车站多保存几日，为什么不去做呢？！工程师就专为的是修路和破坏路吗？多少人都认为科学技术与政治无关，工程师不必去管政治，现在应该看出关系是如何密切。要是政府尽了最大的努力去保存这铁路，去保护这些铁路上的员工，要是军民关系搞好了，民众组织起来了，军队生活改善了，铁路员工本身就是一个战斗单位，我相信我们的铁路是可以多用几日的，我们的工作意义当更大些，要做到上面这几点，单单局部改革没有用……；必须真正做到民主动员，必须有民主政府持行并保障一切民主的措施，这真理还不简单明了吗？
──《新华日报》1945年1月18日
◎ 关心政治犯牧颊
关心政治、改良政治──一位工程师的话
我们机关里新近来了一个同事，是工程师，我们是个文化机关，和他所学的风马牛不相及。再打听一下，他在国内大学毕业，又在日本、德国留学多年，专攻航空工程，因为不善逢迎，先后被几家工厂和某机关赶跑了。有一次，他对我们发感慨道：
「我过去以为切切实实学点有用的技术，就可以报效国家，用不着关心什么政治。但现在我知道，这是行不通的。你不关心政治，但政治却来影响你。一种不良的政治，它到处会排挤你，压迫你；使你有天大的本领，也无用武之地，不仅报效谈不上，甚至连生活都发生问题。因为人家讲究的是派系、背景、吹拍，迎奉等等，用不着你的本领呵！这种残酷的现实，迫使我觉悟到：无论学什么的，都必须关心政治，进而争取改良政治，所以我以后决心跟随大家多多研究政治。」没有良好的政治，学什么技术，也还是没有保障。
──《新华日报》1945年3月7日△（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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