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著名人权律师高智晟。 |
【人民报消息】“我的新东家给我预支了二十天的工钱。… 与王老板的冷酷与人性坏死情形有天壤之别，这种朴质在民间虽然已奄奄一息，但却还存有着。这让当时的我们，对这个社会还保有一点安全感，这种感受不是几十年以后的今天我的理性认识。— 高智晟” 饭后，男人说他姓胡，问高智晟“愿不愿帮他干活，工价每天七角钱，每完一天即付清工价”。这是求之不得的，他立即答应，与老胡商定，他每天的工钱由雇主买成饼干，加上两碗热水给弟弟。因此，从第二天起，每天天不亮就跟着老胡去地里干活，直到天黑得看不见了才歇手。如此一干就是一个月，而这一个月里，居然很少看清楚弟弟的模样。天不亮离开，天黑了回到窑洞，而绝大多数时候弟弟已睡得很熟了。但是，回来后听到弟弟的呼吸声，偶尔摸一摸弟弟的额头看有没有发烧。尤其是每天夜里听到弟弟熟睡的声息，他感到一种莫大的安慰。值得一提的是，弟弟的腿经过老胡的查看说没有断，这是天大的好消息。而且，一个月后弟弟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实际上，十几天后弟弟就可以一瘸一拐地行走着去上厕所。老胡的妻子待他们很热情。三十天里，“她每天给弟弟送一袋饼干、两碗水，从未耽误过”。高智晟一直对她心存感激。 凑巧的是，老胡家的活做完时，高智晟弟弟的腿恢复了行走能力。而且，这个时候那个同村的农民又辗转回来找到了他们兄弟俩。三个人出来近一年了，口袋里还没有一分钱，他们合计了大半夜决定下一步怎么办。大家都不赞成立刻回家，没挣到钱，没脸也没有能力回家。可是三个人继续在这里也不是办法。于是，他们决定，他的弟弟和同村人一起去西安打工，他一个人留下来给农民打工，但是，要找到新的雇主愿意预支二十天的工钱，即十四块钱。这样二个人去西安的路费就解决了。幸运的是，经过老胡夫妇的斡旋担保，第二天高智晟找到了新的雇主也预领到了十四块钱。与弟弟分别的时刻到了，那一天在老胡的陪伴下，他们在公路旁的煤炭过磅处，谈妥了一辆愿意以八元钱带二个人到西安的卡车。汽车一开动，他弟弟在车大厢上跳起来哭，他也在下面双脚蹦地的哭。 高智晟一个人回到土窑里，想到弟弟“又开始了不确定的漂荡，心中的愁苦无以言表”。他母亲多次交代过，挣不挣到钱兄弟俩必须在一起。可是，超乎想像的残酷现实使得兄弟俩不得不分开，好在弟弟与一个同村人为伴。他实实在在地做完二十天后，又多做了五天，将雇主的活儿“圆圆满满地做好、做完”，而且坚决不要这额外五天的工钱。离开老胡夫妇的那一天，在道别时，让他没有料到的是，平时沉默寡言的老胡竟抱着他痛哭起来，“娃娃儿，腊（那）么好的一过（个）娃娃儿，咋个就这么苦啊！”这句话重复了好几遍。又一个没有料到的是，老胡和他的新雇主，每人送给他足够吃三天的包谷面窝窝头。 离开店头沟之前，高智晟去煤矿上“偷回”了那条被扣下的被子。其实那个时候，王老板已经离开了煤矿，根本用不着“偷”。他“听说王老板在煤矿上的帐已结算完，店头本地的拉煤工的工钱也都发到了手”。他还打听到，“王老板是黄陵城东二十里外的一个村庄的支部书记”，与二王的几个兄弟的关系都很密切。王书记“每年都出来以村委会的名义承包矿上拉煤的活，但每到秋收季节就会结账回村搞秋收。他每年出来承包挖煤时，全雇外地人挖煤，然后黑掉他们的工钱”。高智晟天真地认为，既然王书记的帐已经结了，他和弟弟的血汗钱就应当还给他们。于是他在车村找了另一个破窑洞住下，开始了长达二十天的讨薪。从车村到王书记的村子，“单趟六十里，需要六个多小时”，“总共去要了三趟”，每次在那个村住一晚上。每次都是在矿上为王书记记账的安会计接待他。头二次，安会计骗他说王老板不在村里。第三次，安会计对他说“娃娃，来咱爷俩说点心里话”。并且说前两次王书记都在，因为住在村里才最安全。王书记在村里势力很大。“你一个人要账，你人又老实，他不理你，你人要多一点，打得你连村子都进不了”。“这个人以前并不恶，当上村上负责人就变啦”。最后安会计劝他不要再来了，“因为从来没有人能从他（王书记）手上要到钱”。至此，高智晟的讨薪再次无果而终。 “下跪，是中国人的一种特有本领，在这个时代，这种本领在全人类中也是独一无二的，我自己也不能例外。而正是这种在国人群体中的普遍保有，才使得这种本领不仅一文不名，而且充满着卑怯和低贱。— 高智晟” 返回车村的晚上，陷入绝境的高智晟想起了上一年当兵没有被录取的事情，忽然心里一豁亮，“决定回家去当兵，两年多打工挣不到一分钱，差一点连生命都不保，实在感到是无路可走”。而家在几百公里之外，手里没有一分钱，怎么办？好办，他“决定全程步行要饭回家”，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第二天天不亮，他背着那条破被子决绝地离开了车村，踏上了归途。 走了六小时到了黄陵县城，按计划，高智晟“晚上是要睡在客运公司大门口的，为的是第二天看着朝延安走车方向起行。确定了客运公司门口的位置后，当务之急是解决饥饿的问题”，因为他昨天晚上就没有吃东西。他“试图到坊间去乞讨来解决问题，但赼趄着走到几家居民门口，终于还是没有勇气敲门，究竟觉着自己一个大小伙子向人家乞讨的底气不足。这第一次，也是平生第一次乞讨的尝试就这么失败了”。他只得返回客运公司附近，实在是疲惫不堪，倚着一处墙根坐在地上，呆呆地望着熙来攘往的行人。忽然，他眼睛一亮，因为“一队军车停到了街对面路边上，从车上陆续下来不少军人，一股希望又升腾起来”。从小他受到的教育是，解放军是全心全意帮助穷人的、是人民的子弟兵，而他从未对此有过一丝怀疑。于是他站起来不安地走到一个军官跟前，说出自己的困境，希望能得到帮助。但那个“人民的子弟兵”的脸上毫无表情，接着他跪在那个“全心全意帮助穷人的”军人的脚前，央求能不能帮助他吃一点饭，依然没有反应。他抬头看了一下，发现跟前的军人正全神贯注地盯着街的对面，原来那儿走着一位引人注目的姑娘。他沮丧失望地站了起来回到原地坐下，茫然地望着行人。 高智晟想到了身上穿着的衣服，尽管天气已经很冷了，他还只穿着单衣裤。衣服是他唯一能够支配的财富。于是，他“抱了一线希望脱下了上衣，走进了对面的一家食堂，那食堂里极冷清，没有就餐的人”。他忐忑不安地拿着衣服走了进去，说希望能用上衣换一点吃的。这时一位大个子从里面走来，一把卡住他的后脖颈子，将他推搡出门，然后卡着他的头转过身，指着上面挂着的“国营食堂”牌子骂道，“你他妈没长眼睛吗？这是国营食堂”。然后将他“推了个趔趄，拍了拍手走了进去”。他感到了一种莫大的耻辱，但这就是社会的现实，他又能怎样呢。提着上衣返回墙根坐下，这时天慢慢地黑下来。不过，他并没有绝望，给自己打着气，想着出了城就不会被饿死了，因为当时正值秋收后期，田里到处都有土豆、红薯、苞谷，而这也是他敢于一路步行回家的一个原因。对当天的晚饭，他不再抱任何希望了。坐在客运公司大门口几个小时后，周围安静下来，又饿又冷，高智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饥寒交迫”一词的内涵：“那种使人被迫煎熬的过程，那叫一个刻骨铭心”。坐着坐着，他疲倦了，于是躺了下来。 “几十年过去了，老人抟揉面的情景历历在目，永远地嵌在我的记忆里。他显然不是抟面的行家里手，有些笨手笨脚。那双长年斫打石头的手上，裂着一道道的口子。— 高智晟” 高智晟紧闭着双眼，大概是晚上九、十点钟，他听到有一群人从身边走过，感到有人在跟前停住了脚步。“娃娃，你怎么了？怎介躺在这里？”一个五、六十岁的老汉嘴里衔着一杆旱烟锅蹲在他前面问道。只见老汉“头上笼着陕北式的羊肚子手巾，肩上挎了一付用半个篮球做成的包，那是那个年代陕北石匠惯用的行头，用以装放石匠的常用工具”。这时他蜷伏在地上，浑身不停地抖动着。“我快要饿死了”，他哆嗦地回答。“唉，说啥也不能让把人饿死，起来，起来跟我走，有我在就饿不死你”，老石匠说。他跟着老石匠走进了客运公司的大院里的一孔窑洞，这是一群打工的人住的宿舍。这群人开始上炕睡觉，一个炕上挤了十多个人，中间留下很窄的一块地方，是老石匠的铺位。老石匠让他上炕睡在那里盖上被子，自己忙着给他做揪面片。饭做好了，老石匠倒了一海碗的揪面片汤面给他，他接过来就吃，碗里吃光了下炕自己盛，老石匠无声地“趷蹴在一旁吧嗒吧嗒地抽着烟锅”。他把盆里剩余汤面全部倒进了海碗，倒完了才意识到有些不妥，问老石匠“你吃一点吧”。“吃，你娃娃，我吃过了的”，老石匠说。吃完饭后老石匠非让他睡在炕上，并且凑到他枕头跟前低声说：“娃娃，你要到哪里去？怎会睡在外面？”其他人已经睡熟了，他轻轻地、大略地讲述了遇到的困境，老石匠一直弯腰低头听着。听他讲完后，老石匠说“娃娃，你往低了睡点，挤不下，我今夜就在炕楞上坐着过吧”。那时的高智晟“真憨的可以，竟然没有给人家一点谦让，挪低了枕头倒头便睡”。 不知睡了多久，高智晟感到有人轻推他，睁开眼睛，是叼着烟杆的老石匠。老石匠半侧着身，盘腿坐在炕楞上，躬着背，双肘支撑在大腿上看着他说：“娃娃起来，五点啦，五点半到延安的车要开，这是一张车票，不好买娃娃，站了半黑夜的队才买的。这是五块钱你拿上，多了没有，老汉也是个穷人，今年工程上不行，没明没夜的受罪，一天挣一块二还常给不了。可怜娃，回去吧，回去亲人跟前活命去吧！”他迷迷糊糊地在坑上坐起来，接过老人手里递过的钱和车票，下到地上给老人鞠了一躬转身就走。他当时“竟然没有问明老人姓名和那里人士，没有向这位可敬的人说声感激的话，那的确是只顾了高兴却忘了一切”。高智晟在家书中自责道，这是他“一生迄今最不可原谅的一次疏忽，是最不能抹平的一个心病。他（老石匠）身上有一种善，一种原始人性的善。那是我们人类的根，他有些迟钝木讷，朴质得像身边的泥土，泥土是不要回报的”。“那时一个救了我命的好人，他本身就不大有力量，而他却竭尽力量救助我，不为任何功利，只为救助一个人，我心里常想着这个人，哪怕是能与他的后人们保持上联系，那是一件何等幸福的事。”当他回到家后，将这个可敬可爱的老石匠救他于危难的事告诉母亲时，她看着流着泪的儿子却笑了笑说，“你记住就像他一样帮助别人就行啦”。 长途客车开了约十一、二个小时，下午四、五点左右，高智晟到达了延安城。“可对这已拥有了的五元钱，如何节省下来交给母亲，颇费了心思，（他）终于还是决定步行回家”。这时，他的心情舒畅。因为“身上是装了五元钱，那自然是有了些底气的”。他最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下一段的路途不再惊心动魄。 在延安客运站门外熬过了一夜，早晨沿着去绥德方向大约走了三个小时，遇到了一辆抛锚的卡车，司机正在修理。他拿着水桶从离公路一里多的地方找到了水，在提了二趟水给车加了之后，司机将他带到了绥德客运站。然而，在站门外地上睡觉的时候，被民兵小分队当作小偷抓起来，幸亏客运站值班室的老大爷把他偷偷放走，那位大爷不愿告诉他名字，而且还给他烤了二个大红薯。大爷对他说，“来娃娃，赶紧把这个红薯吃了，知道你不是坏人，吃完赶快走。他们来了大不了噘我打我一顿，被他们抓去明天把你带到采场采石头，那是无期限的。什么时候他们高兴才能放你，你快回家，当兵找你的出路去吧”。没有吃晚饭的他，一个红薯就吃饱了，大爷说第二个留着他在路上吃。 高智晟“身上和心里一样的热乎乎的，带着对老人的感激和一个热红薯”，他踏上了去佳县的公路。“大约走了两个多小时，遇上一个上坡，一辆满载粮食的车缓慢地爬行而来，那竟是佳县运输车队的车”，他几乎不加思索地就从后面爬了上去。在坡顶，卡车停下来了，司机开始怀疑他是偷粮食的，消除误会后，司机让他坐在驾驶室里，直接带着他开到了靠近小石板桥村的地方。 高智晟在村口山上一露头，有小孩大叫“闰会（高智晟的乳名）回来啦，闰会回来啦”。他的母亲从院子里跑了出来，在碱畔上等着。“闰会”，母亲哭了，她上来拉住他的手走进院子。而他“却很兴奋，因为终于回到了家，而且是意想不到的快”。母亲忙着给他做饭，他却由于高兴，并不感到饿了，“挑起水桶，竟一口气从半里外的沟里挑了两趟水，仍觉得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在吃饭的时候，他说他回来是为了要去当兵，母亲没有说话，他的大哥作主，同意了他的要求。因为要当兵，他“依着村里的习俗给自己起了高智晟这个名字”，一个智慧而闪光的名字。 高智晟先生这一段的经历，笔者写到这里不胜唏嘘。要知道，八十年代是中共推行所谓的“改革开放”时期，公众一般认为，那时，中共执政是比较“宽容”和“开明”的。然而，高智晟先生的这些活生生的故事，给了笔者以极大的震撼。可以说，中共统治的七十多年，中国最底层的百姓一直在死亡线上挣扎。即使在八十年代，我们看到中共基层官员贪得无厌地吸取底层百姓的血汗和残酷无情对底层百姓的压榨；看到中共所谓的“依法治国”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谎言，中共的法保护的是流氓恶霸而不是平民百姓；也看到所谓的“人民子弟兵”被中共训练成了脱离人民的党卫军。更令人叹息的是，当兵是高智晟先生走投无路时唯一的出路。 天将降大任于我们的英雄高智晟，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苦其心志，让他自我修行完善。高智晟的母亲常对他说，“穷人的孩子天照应”。这对在艰难危险的环境中拉煤的高智晟兄弟是极大的安慰。在高智晟一次次陷入绝境时，上帝总是为他打开一扇窗，让他度过难关，看到发亮的未来。老胡夫妇、安会计、在黄陵客运站打工的老石匠、绥德客运站值班室的老大爷，是这些善良的普通人给了他帮助，也给了他对民间社会的信心。后来成为律师的高智晟，正如他母亲教诲的，尽其全力帮助走投无路的底层民众。在艰难困苦的磨练中，高智晟先生一直拥有真诚、善良和坚韧的品德，他无疑是我们的榜样。△ (转自《韩亦言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