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
 

高学历”何时成了一种“负担”?

颜丹

【人民报消息】近日,在网络上读到一则关于毕业生求职的新闻事件。该事件讲述了一位研究生毕业的女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屡屡遭受挫败,被用人单位拒之门外的事情。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高学历的文凭和证书一直以来都被看作是就业时的“敲门砖”,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大相迳庭。在应聘过程中,她这个有着研究生文凭的高学历求职者竟不如本科毕业生受欢迎。接二连三的受到冷遇之后,她决定“隐证”求职,只在简历上列明本科学历来博得招聘单位的注意。在采访的最后,这位女研究生十分不解的问道:高学历什么时候成了一种“负担”?也许,这个让记者一时语塞的问题是当下的每一位教育学者和受教育者都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颇为讽刺的是关于另一条来自研究生招生考试的消息。这两日,中国大陆的研究生招生考试刚落下帷幕,各大网站就竞相爆出报考人数的统计数据。据悉,今年的研究生报考人数已超过180万,比去年增加了15万,已是第四年连续增长超过10万人,创下了历史新高。

笔者颇为好奇,不知这些蜂拥而至报考者是否看到了那位频频被拒之门外的研究生的坎坷遭遇?当他们带上了研究生的美丽光环后,是否会发现,在毕业求职之时,光环会变身为沉重的“负担”,让他们此后的人生更加举步维艰?

也许这两种不同现象的强烈对比都在映射着当下中国畸形教育体制下埋藏已久的毒瘤和暗疮。正如那个引人深思的问题——“高学历何时成了负担”一样,也正需要从这些毒瘤和暗疮中找寻根本的答案和症结所在。

到底什么时候高学历开始成为寒窗苦读的大学生的负担,恐怕要从20多年前的大学“扩招”政策说起。一位朋友的孩子是1999年参加高考的,当时他十分担心成绩并不理想的孩子是否能顺利的考上大学。就在高考分数和各大学录取分数线公布之时,当局开始通过媒体广泛宣传“扩招”这一大学升学政策。在喉舌媒体歌功颂德的渲染下,很多家长都觉得这是实现“望子成龙”之梦的机会,也为日后孩子的就业增加了学历资本和提升薪资的砝码。所以,当时几乎每一位高中毕业生的父母都会倾尽全力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大学的校园。而那位朋友的孩子因为分数线不够,就通过金钱贿赂的方式,将3万块钱送到当地二类本科校长的手里,自以为跟上了时代的潮流,帮孩子实现了大学梦。

像这样的父母绝不只朋友一人,他们成为了当局扩招策略下的间接执行者,也让孩子成为了浩浩荡荡的大学入学者中的一员。那个时候,也许他们并没有想到此举会让孩子在毕业找工作时遭遇更大的困境。笔者并没有查找到当时进入大学的学生人数,但从4年之后的大学毕业人数中也可窥见一斑。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大学毕业生人数达到了212.2万,比2002年净增了67万,2004年毕业生人数达到了280万。这个因“扩招”导致的庞大的毕业生队伍必定与当时市场所提供的有限的工作岗位数是不成正比的,于是,又有资料显示,2003年找不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有64万之多。

当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之时,继续留在大学校园再开始新的学习生涯无疑是回避就业压力的一种权宜。而由于大学生的不断过剩,一些招聘单位无法提供与之相平衡的工作机会和薪资待遇,于是,这些招聘单位的权宜便是提高就业门槛,将学历作为挑选人才最为重要的一个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陷入“继续读研读博才能有立足之地”的怪圈,当大批的研究生和博士生离开校园,走入社会之时,便再次成为用人单位无法回避的难题。

此时,对薪资待遇要求高于本科生的研究生和博士生在公司需要节省用人成本的条件下,则更显得缺少竞争力。大学教育中的误人子弟使他们既没有专业技能的实际操作能力,也不具备对某一领域进行独立且深入的研究能力和开拓能力,如此高不成低不就的水平也会让他们提出的“高薪水高职位”的条件遭到拒绝,从而一次又一次的失去工作机会。

这样的悲剧仍然不断地在上演着,然而,没有人能进一步深究谁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如果不是中共当局大肆渲染中国当前各领域的发展和成功,让人们对就业形势充满幻想;如果不是中共当局意图转嫁一手促成的就业危机,把学生们都赶回象牙塔;如果不是中共当局将大学变成其中一个为自己谋利的利益集团,让其丧失独立研究和学术创作的能力;今天的高学历求职者就不会郁闷、纠结、困惑不已,至少他们可以冷静的认清现实和自身的差距,从而找到在社会中立足的方式,并实现自我价值。

因此,将这些莘莘学子、炎黄子孙后代推进水生火热的境地,让他们陷入狼狈,丧失价值的罪魁祸首正是专制独裁的中共体制。中共一天不解体,中国华夏土地上就没有一个领域能够独善其身,而只有邪恶的体制不复存在,中国的教育、经济、民生才能摆脱折磨,根除毒瘤,真正的健康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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