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委員、招商銀行行長馬蔚華表示，房價上漲是因爲老百姓的錢太多。他說：「那些剛剛畢業的學生借家裏的錢都要買房，爲什麼？因爲今年不買，明年會更貴。」房價上漲根本是一個貨幣問題，因爲老百姓手中的錢太多了。竊以爲，馬行長之所以敢如此放言，是因爲他眼中的老百姓只有兩類：權貴和富商，其他的都是 「屁民」。
全國政協委員、北大教授厲以寧在會上發言稱，土地經濟快進入尾聲了，沒有多少土地可以再賣了，因此發展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就是以後的方向，而若要多元經濟發展廉租房，也許可以引進民間資金。與厲教授以往的雷語「中國的貧富差距還不夠大，只有拉大差距，社會才能進步，和諧社會才有希望」、「房價漲的快是好現象，說明居民的收入多了」相比，此番話似乎「輕柔」了些，不過本質上並無不同：都是爲中共利益集團狡辯。衆所周知，發展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並非是爲了盈利，出發點是爲了解決窮人和年輕人的住房問題，政府理應加大投入；一旦引進講求利潤和利益的民間資本，誰來保障老百姓的利益呢？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中華民族博物館館長王平同樣語出驚人：「不要鼓勵我們農村的孩子去上大學，因爲一旦農村孩子讀了大學，就回不到自己的家鄉，回不去自己的家鄉就是一個悲劇。」「他們不用來城裏，在農村也許就發展起來了，有技術，有目標，有幸福。」也許王委員的初衷是「好的」，就是「條條大路通羅馬」，農村的孩子不讀大學也可以找到幸福。問題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城鄉差距巨大、戶籍制度依舊存在的國家，農村的孩子不讀大學如何取得出人頭地？恐怕連在城市立足都是難上加難啊。
全國政協委員、工商聯常委、研祥集團董事局主席陳志列認爲，中國公務員的數量佔中國的比例是非常小的，因此即使有的公務員職位有許多大學生報考，也只是比例的問題。此言大大的差矣！或許陳主席也甚少閱讀中共官方媒體吧。早在2006年，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就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中國實際由國家財政供養的公務員和準公務員性質的人員超過7000萬人，官民比例高達1：18。這樣的比例在中國1949年的歷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如果連這樣的比例都是小的，那麼陳主席眼中的比例難不成是1：2？
全國人大代表、湖南省委書記周強在談及拆遷問題時就表示，拆遷問題不可避免，關鍵是要在公共利益和個體利益之間找到平衡點。「不可能每一個人的利益都能得到最充分的保護和最充分的實現」，「能因爲個別利益解決不好，就放棄公共利益。」貌似合理，但誰能在公共利益和個體利益之間尋找到平衡點？強勢的政府難道既要做獲取利益的一方，還要當仲裁者？沒有對個體利益的保障又何談得上公共利益？難道公共利益的獲得必定要損害個體利益？不過又是替政府開脫的狡辯之詞。
全國政協委員、上海紫江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沈雯的認爲，提高貧困線彰顯了政府實事求是的態度和政策的人道主義關懷，會讓我們更有面子。可是「我們」是誰呢？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軍事科學學會副祕書長、中國戰略文化促進會常務副會長兼祕書長羅援少將提議：將清明節前一天定爲「中華民族英烈日」，先緬懷先烈，再祭奠親人。爲啥要緬懷先烈？豈不是「要謝就先謝國家，然後才能謝父母」的複製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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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雷人雷語，今年兩會上還有不少「雷人提案」，如有「坐牢」反腐的，有網吧「國有化」的，等等 。
「兩會」一些代表和委員們能發出如此的雷人雷語，或是因爲「幸福過了頭，真心感謝黨的恩賜」，或是根本不知自己的角色究竟是什麼，或是心雖似明鏡但嘴卻要向着黨……只是這些雷人的委員們大概沒想到的是，在這個中共無比擔憂中東革命波及自身的情況下，在中共將「維穩」作爲頭等大事之際，這樣的提案和驚人之語只會讓早已失望的百姓們陷入絕望，只會給早已憤怒的百姓們「火上澆油」，只會讓人們更清醒地意識到「讓中共下臺」才是唯一的選擇。如此一來，雷人的委員們不但沒有幫了中共的忙，反而壞了中共的大事。這大概又是中共政權始料未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