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中國人從來就不喜歡搞亂社會，革命常常是逼出來的。不燒掉大軍的草料場，不知道有多少人願意上梁山。只有共產黨革命是個例外，那是蘇俄花錢出人買槍強加給中國的，而且這裏也有很大的逼迫成分，只不過不是被生活或社會環境逼迫，而是被共產黨用槍逼迫人們跟着它走而已。
如果縱觀中國歷史，不難發現兩個共同的現象。第一，「革命」通常是偶然事件觸發，不期而至。第二、最開始出來革命的人基本都在革命開始不久就被無情淘汰，最後得到天下的人都是些後起之秀。
歷史沒有假設，但仍不妨礙我們做一些推理。如果當時不是天降大雨，造成陳勝吳廣誤了行期，恐怕也就沒有了那場起義。陳勝吳廣的起義應該說是缺乏準備的，理論上只有一句話：「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但由於二世的倒行逆施，大秦帝國已是遍地乾柴，起義烽火才迅速席捲中國。
然而在另一方面，陳勝吳廣的起義只是這場戲劇的序幕，項羽和劉邦才是正角。劉邦在得到天下之後，曾經總結自己的勝利說：「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即張良）。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饟，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擒也。」（《史記.高祖本紀》）
換句話說，造反的領袖在最初造反的時候，是既缺乏理論準備，也缺乏人才準備的。他們通常都是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爲生計而造反，這是歷代農民起義最開始的一個通病。這一點也不難理解，在生計艱難的情況下，造反領袖無暇做理論思考，更無錢招徠人才，他們與社會的文化精英是隔絕的。
陳勝吳廣起義，劉邦坐了天下；東漢末年黃巾軍起義，曹操、劉備、孫權坐了天下；隋朝末年瓦崗軍、竇建德、杜伏威造反，高祖李淵坐了天下；唐朝末年黃巢造反，經過53年亂局，趙匡胤坐了天下；元末劉福通、徐壽輝起義，朱元璋坐了天下。宋朝和明朝都是亡於外族，不在討論之列。
那麼今天中國的革命條件是否成熟？我們看到，各地維權運動風起雲湧，幾萬人的抗暴大潮每年都會發生好幾次，但是這些抗暴潮爲什麼能夠被中共平息呢？
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這些抗暴活動，僅屬於經濟領域的「維權活動」，即維護自己的經濟權利，比如抵抗徵地、抵抗建立污染企業、抵抗難以承擔的稅收等等，或者是針對某一類似「我爸是李剛」的基層官員。用中共官場普遍的共識來說——能夠用錢擺平的事，都不是大事。我相信中共的頭頭們會對這種大規模的抗暴心存畏懼，但絕不是最恐懼的，只要拿出錢來滿足百姓的要求，或者把基層官員當作替罪羊拋出，那麼這些風潮就過去了，而且中共還可以秋後算賬。
當然也有人說，每個維權運動的勝利就是中共的後退，其累積效應會導致民主、自由、法制的到來。這種想法或許過於樂觀。中共讓步的前提是要能夠維護住一黨獨裁。如果讓步會造成該邪教體制的崩潰，那麼這些犯下鉅額貪污、殺人、酷刑、反人類罪的中共首腦們就會被清算。此時他們出於自保和恐懼，也會選擇孤注一擲、拚死抵抗的。那時也許只能看軍隊的態度、或者說抗暴者的運氣了。
目前，由於這種維權運動的目標過於具體，只是侷限在一時、一地、一事，因此無法在全國範圍內產生呼應共鳴的效應。因此運動或者說抗暴的宗旨和目標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朱元璋在北伐蒙元政權時提出的口號 「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一樣，「維權」運動如果能夠把結束中共一黨專政這個中國的萬惡之源作爲口號和目標，那麼才有可能在中國掀起一場革命。
然而我們看到中國現狀是：第一、還有很多人把希望寄託在中共身上，認爲中共的基層是腐敗的，但是中央能夠解決問題（當然這也許是一種鬥爭策略，但客觀上等於認可了中共的統治權威）；第二、如果以結束中共一黨專政爲目標，會遭致中共最爲殘酷的鎮壓，因此需要想辦法讓軍隊和武警保持中立，這需要大量的組織工作，而這種工作在中共特務遍地的情況下極難展開；第三、即使是代價最小的革命，也仍然是要付出代價的，需要一批理想主義者，能夠犧牲個人的利益乃至生命去推動這樣的革命；第四、維權抗暴仍屬草根階層，缺乏人才的發掘與協調運作。
我不認爲「革命」就一定意味着曠日持久的軍事衝突。如果這樣，在當今武器殺傷力如此之大的情況下，敗的一方固然慘敗，勝利的一方也會沾染巨大的血債。所以理想的「革命」應該是「天鵝絨革命」，或者就是我一直念念在口的「和平轉型」。
上面所提及的中國四點現狀其實可以通過「傳九評、促三退」來解決。第一、只有廣傳《九評共產黨》並深入理解「九評」，才能放棄對中共的幻想。如果我們自己都不敢否定中共，我們還指望中共自我否定嗎？第二、將「九評」通過網絡傳入軍隊和武警，使軍人主動唾棄中共這個邪教。第三、大陸許多正義人士爲傳播「九評」已經付出了相當多的代價，但仍堅持不懈。第四、「九評」已經產生了超過一億人退出中共的效應，這裏自然不乏人才和社會精英的聚集。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九評」是從道德的高度來認識和解體中共，能夠認可「九評」的人是有道德感的人。這樣也就爲「革命」（實爲「和平轉型」）後的中國打下了一個道德的基礎。在此之上生長出來的政治生態，自然具備了道德要素，也是避免中國重蹈共產邪教的文化與政治覆轍的基礎。
在2006年2月14日，我曾針對當時高智晟律師發起的「絕食維權」運動在《大紀元時報》發表過「對絕食維權運動的四個預言」一文。其結尾處提出的觀點，我想再次重複“我們需要不斷提醒自己，並告訴民衆：中共才是萬惡之源，只要這個邪教還存在一天，我們民族的災難就會延續下去，我們的人權和其它權利也不可能得到保障。這次（絕食）維權運動需要向廣度發展：告訴更多的人了解和參與這一運動；更重要的是，這一運動必須向深度上發展：傳九評、促三退，幫助中國人擺脫共產邪教，重獲新生。（絕食）維權運動如果能與「九評」「退黨」有效結合，則會將其性質從弱者向強者的抗議，昇華爲正義對邪惡的宣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