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官方派了11个工作组下去说服民众，而民间也有4个调查团前去调查真相。官方工作组难以取信于民，一是因为重复官方说词，无法释解民众诸多疑问；二是因为工作组领导利益涉身，属回避对象。
有意思的是，有的民间调查团(公盟)也得出了与警方一致的“普通交通事故”的结论，有些著名人士称之为“真相”。不是说调查结果不可以与警方一致，而是说调查程序必须可信，不能陷入警方套路。而公盟调查只是“按警方规定的路线和人选走了一遍”，“掌握的证据比警方还少”，“破案的速度比警方还快”，怎么能得出真正的关键真相？难怪此结论遭到了公盟内部参与调查的人员和广大网民的诟病。
乐清案中，中共在第一时间连续开新闻发布会抢夺话语权，调动媒体宣传造势，出动各类“五毛”搅水，又利用“民间”调查结果(公盟)曲线证实自己清白，应该说应对突发事件的手段和措施都用上了，依然难脱凶嫌。为什么？
首先，中共若不是真凶，最有效的摆脱干系的办法就是公布真相。但中共控制了所有关键真相资源，反而极力掩盖真相，这就使人不得不认为真相对中共不利，很可能真相大白之日就是中共罪行暴露之时。
比如被温州警方以“袭警罪”关起来的“证人”钱成宇提到在现场与他擦肩而过的四个人。这四个人最可能是最先看到钱云会遇难的关键证人或凶嫌。但他们匆匆走脱后就彻底从公众眼中消失了，再也没有出现。以中共强大的警力不难找到这四个人，但中共提也不提，可见是怕露出事实真相。另外，中共对所有关键证人都施行威胁或抓捕。如果自己没干，为什么怕证人说出事实呢？再有，那个下令关闭摄像头储存功能的人到底是谁？找到他，追下去，可能案件就真相大白了。但这对中共来说，就引火烧身了。
在民众无法接触到关键原始证据时，所谓民间调查根本就是摆样子。其实调查、举证和释疑本应是官方的责任和工作，而民众的义务就是质疑。现在中共自己垄断了证据，倒打一耙要民众来举证，乃十足流氓行径。
其次，中共与乐清案有很深的利益关系，非常害怕被揭开黑幕。2003年10月10日，乐清市当局下达84文件为浙江省“五大百亿”重点工程浙能乐清电厂工程征用钱云会所在浙江乐清寨桥村大量农田。参与工程的是浙江省乐清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底下有5个国企股东。所征用土地面积占到了全村土地总面积的 67.6%，被征用的土地收入占全村总收入的96.78%。
也就是说，乐清县当局和国企两股利益联合起来要夺农民的生命线，而且补偿低，农民当然不同意。被民众选为村主任的钱云会就代表民众去上访，因此被用“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等莫须有的罪名关过3次。但钱云会反而赢得了民众的爱戴，在他释放回来时，老百姓放着鞭炮欢迎他，在接下来的村委换届选举中，2500多名村民参与投票，钱云会获得2300多张票。
中共当局要从征地中捞钱，而钱云会要为为百姓维权，双方之间的矛盾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2010年底面临换届选举，如果钱云会当选依然要领导村民维权抗暴。全国民众以此判断，相信中共有除掉钱云会的动机，而且目前中共残害维权运动领头人的事件也屡见不鲜了。对这一点，中共当然是讳莫如深的。
最后，中共当局长期欺骗加暴力的统治方式已使它丧失了公信力。民众已经通过无数个案，把对单个中共官员的不信任转化为对于中共当局和整个政治制度的不信任。
所以，当乐清案中关键证据被中共垄断、揭示真相的信息被封杀或歪曲时，一连串有根据的疑问就很自然地构成了中共作案的假定。中共假、恶、暴的特性使其落入嫌疑。除非中共能一一公布真相，否则不可能证明清白。但中共与真相互不相容。这样，有关中共特警参与谋杀的“五大疑点”(工程车逆行、死者身体方向与轮胎呈90度、路口摄像头失效、 工程车不刹车、肇事司机立刻被特警带走)，及“三大反常”(控制证人、全村电话被控制、市相关领导非常重视)就成了中共的死穴。
执政当局一旦失去人民的信任就意味着失去统治的道德权威，就会引发统治危机，导致政权解体。子贡问孔子，国家安定需要哪几条？孔子回答：“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但孔子又说这三者之中，人民的信任是最重要的，即“民无信不立”。中共一旦失去公信力就被边缘化了，老百姓根本不拿它当回事了，中共政权随时可能崩溃。 这就是乐清案引出的一个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