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部分「起義」、「投誠」的國民黨高級將領，中共則授以官爵厚祿，以收買人心，比如傅作義就被任命爲水利部部長；而對於絕大多數「投誠」、「起義」的將領，中共則通過「鎮反」運動將之消滅。如傅作義等人的絕大多數部下均被鎮壓。
事實上，在中共建政前後，即在中共的所謂新老解放區，從來就沒有停止過鎮壓「反革命」和「反革命活動」的做法。據中共官方統計，中共建政初期國民黨殘留下來的潰散武裝曾被統稱爲「政治土匪」，約200萬人，另有特務份子60萬人，反動黨團骨幹60萬人，共300萬人。這些人大多數已在清匪反霸中被關、被管或被殺。
1950年3月和7月，唯恐殺得不夠的中共中央先後兩次下達了「鎮壓反革命」的指示。10月，則再次發出鎮反指示，即有名的「雙十指示」，警告各地糾正「寬大無邊」的「右傾」傾向。「投誠」的國民黨將領的厄運自此開始了。
在鎮反運動中，被鎮壓的國民黨將領大致分爲如下幾類：一、「投誠」後解職或被俘後釋放返鄉者；二、退役返鄉數年、從事其它職業者；三、打游擊而最終在「剿匪」戰鬥中被俘者；四、其他，如因畏懼逃亡外地者，隱姓埋名而被查出者等。前兩類人數最多。
第二類如國民黨上將宋鶴庚，1923年即隨譚延闓入粵投奔孫中山，並被任命爲湖南討賊軍湘軍第一軍軍長。1952年1月，中共「湘鄉縣人民法庭」以宋鶴庚 「曾充任匪軍師長、軍長、省建設廳長、上將參議等職，一貫危害人民，反抗革命……」等罪名判處死刑。實際上在1925年，宋就脫離軍界，1931年後就閒居上海，1949年，宋鶴庚還拿出自己私藏的槍枝，授意他的侄子組織湘鄉縣花橋警察隊，投奔中共地下武裝。
在此期間，遇害的國民黨高級將領包括：中央軍校學員教導總隊長王旭夫、中央軍校少將代理教育長肖步鵬、第1兵團副司令劉進、第2兵團參謀長、徐州綏靖公署中將高參韓起功、第3兵團副司令官兼第7軍軍長李本一、第10兵團副司令溫懷光、第12集團軍參謀長周址、第14兵團參謀長兼第7縱隊副司令金亦吾、第17集團軍參謀處長王育成、第2軍副軍長兼第9師師長陳應龍、第2軍副軍長兼宜昌警備司令尹作幹、第3軍副軍長兼第7師師長李用章、新編第5軍軍長徐經濟、第7軍副軍長兼師長鍾祖培、第3 兵團暫編第8軍副軍長曾憲成、第15軍軍長武庭麟、第20軍副軍長夏炯、第24軍副軍長向傳義、第26軍副軍長、滇西師管區司令曹森、第27軍軍長劉孟廉、第28軍軍長劉秉哲、第29軍軍長、軍事參議院參議張治公、第33軍軍長韓步洲、第34軍軍長高倬之、第44軍軍長陳春霖、第66軍軍長何紹南、第 85軍軍長、第15集團軍副總司令李楚瀛、第12戰區騎兵總司令王英、新疆迪化警備司令部少將高參謝靈石、國防部川鄂挺進軍司令部參謀長唐憲堯、國防部中將高參莫致寬、北伐軍左路軍第一路司令鄧玉麟、辛亥起義四川革命軍總指揮夏之時……
除了上述遇害的部份軍級將領外，師級、旅級等國民黨軍官遇害的也不少。因爲名單甚長，無法一一列出。他們中絕大多數是「起義」或「投誠」的將領，或許當中共的槍口頂着他們腦袋的時候，他們才意識到自己當初的抉擇是怎樣的愚蠢吧。
鎮反運動究竟「殺」、「關」、「管」了多少人，毛澤東曾說殺了70萬，關了120萬，管了120萬。毛的這個說法自然是有根據的，因爲它來自於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1954年1月的一份報告。徐當時的報告稱：鎮反運動以來，全國共捕了262萬餘名，其中「共殺反革命分子71萬2千餘名，關了129萬餘名，先後管制了120萬餘名。捕後因罪惡不大，教育釋放了38萬餘名。」以被處決人數71.2萬這個數字來計算，它已經達到當時全國5億人口的千分之一點二四的水平了。考慮到當時各地出現的瞞報情況，實際上全國範圍實際的處決人數很可能要大大超過71.2萬的這個數字。
上個世紀80年代，中共終於局部地承認了「當時被鎮壓的還有部份起義投誠人員」這樣一個事實。因「起義、投誠」而參加中共軍隊者，被開除軍籍和判刑、勞改、管制的就有包括國民黨將領在內的2.2萬人。然而，由於上述數字還僅僅是由今日仍然在當權的中共所統計，到底有多少人被冤殺、冤判和殘害，依然是個未解之謎。但我相信，那諸多的冤魂終會等到雲開霧散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