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鄙视中共司法之深之甚，以至于当6月1日湖南永州邮政储蓄支行守护押运队队长朱军用冲锋枪扫射法庭，把一贯判别人刑的法官当成被执行对像时，引发网上一片喝采叫好，人们甚至声援杀官者。这种情况与杨佳杀警被视为英雄、杨佳遇害时民间举国哀悼极为相似。

这种近几年兴起的民众暴力倾向有三个显著特点。其一，被杀对像多是中共官员，特别是公安和法院官员。杨佳专挑“七一”杀警，寓意不言而喻。法官本是判别人的，现在但却屡屡被民众判死刑。06年1月6日，甘肃民乐县钱文昭因法院判决不公，身绑炸药闯入县法院，导致5死22 伤。06年4月5日，四川广元残疾人士夏玉开在中级法院引爆炸药，与一名法官同归于尽。09年10月14日，贵州遵义市一名持刀者在中级法院杀死一名法警，刺伤3人。这次朱军枪击案造成3死3伤，朱军当场吞枪身亡。

其二，杨佳和朱军都没有专门锁定哪个办案警察和办案法官，进去见警见官就杀。由此看来，杀官行为针对的主要还是中共整体的司法不公。

其三，民众对不同类型案件的态度泾渭分明。对校园杀童这类滥杀案，网上的愤怒和谴责居多，反对杀戮儿童，指明了“冤有头，债有主，学校右转是政府”。当然，大量的文章也在寻找社会原因。但对杀警杀法官这类案件，官方称为恶性事件，网民却交口称快，为之喝采，称杀手为英雄。在事发法院门口还时常有举花圈欢呼游行的。

6月2日，永州零陵区法院外向朱军献花圈并喊冤的民众。

为什么官民之间的反应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法官被杀为何反而博得一片喝采？中国人有太多的理由将杀官者视为英雄。

首先，中共已彻底丧失了民众的信任。执法者和被执法者的位子在民众心目中已经整个颠倒。民众心里很清楚，公检法是恶棍当道的地方，不存在公平正义。中共法官群体(不是指哪个法官) 已沦为帮助中共迫害民众的鹰犬。民众只需要一个简单的推理：如果朱军没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绝对不会贸然杀官。

具体从朱军的案子看，中共媒体一开始说朱军杀官有两点动机：一是朱军3年前跟前妻离婚时，在财产分割问题上当地法院判其妻赔偿朱军两万元，但朱军认为判决不公。二是朱军得知自己身患癌症，情绪低沉。但这两个原因都很难成立。首先，朱军并没有对财产判决提出过质疑，而朱军枪杀的法官也不是处理他财产纠纷案的法官。其次，朱军得癌症并不一定就要杀人。

在民众质疑下，海外一家亲共媒体又推出一个说法，说朱军因为法院处理其10岁干女儿的被轮奸和被胁迫卖淫案不力而报复。据说，朱军一直在帮干女儿的母亲写材料打官司。这与杨佳帮其母写材料打官司的过程很相像。这固然能使人看清中共的司法黑暗，但为别人的女儿去杀人，似乎还缺乏充足理由。其实，有知情人披露朱军杀官前曾留有遗书，内容直指法院。看来只有那封遗书才能解开朱军杀官之迷，而中共官方死死扣住这封遗书不发。

也就是说，中共司法每天在维护中共利益中封锁真相，愚弄民众，制造出一个个冤案，这就是中共失去民心，把民众推到对立面的一个基本原因。民众甚至不需要看朱军的遗书，中共司法在强拆、躲猫猫、俯卧撑、嫖幼强奸等方面的种种倒行逆施，已足够让人们心灰意冷。民众怎能相信中共官府？怎能不仇恨中共官员？所以民众为朱军喝采完全是有道理的。在成片的民众都跪倒不敢作声的时候，突然有人站起来反戈一击，如杨佳、邓玉娇、朱军等，他们能不成为人民心中的英雄吗？这也折射出民间对中共官员的积怨有多深。

其次，当一个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荡然无存时，民众就把杀官等同于呼唤公平与正义。换句话说，一个病态的社会是需要手术的。如果不能通过正常的渠道主动开刀，它就会以另类的方式被开刀。

在正常社会，法院被视为公正的最后堡垒，法官被视为公正的最后守门人。但是在中国大陆，法院和法官恰恰站在公正的对立面。很多人觉得从杨佳和朱军身上找回了中共统治下失去良久的社会公正。警察和法官本应是主持公道的，但反倒沦为犯罪团伙。民众没有渠道进行申诉，也不敢反抗，而杨佳和朱军的行为正好替他们出了一口气。

据说，杨佳在庭审的时候泰然自若。那不是因为他的心理素质好，而是因为他自信在道德上占据了高位。美国人那句“我们法庭上见”除了体现出对制度的信任，也体现出对自己站在正义一边的自信。中国民众能大声为杨佳和朱军喝采，也是因为深信杨佳和朱军代表了正义，而党和政府代表了邪恶。

最后，杨佳杀警和朱军杀法官能被民众视为英雄，还在于这种行为再现了中国历史上渊源流长的“官逼民反”、“替天行道”的传统正义。水浒传中的英雄武松让张都监血溅鸳鸯楼，但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民众仍然为他喝采。中共官员的恶和张都监的恶形成了对等，而杨佳和朱军取代了武松，成为今天武松般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