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報導披露，趙俊萍說，她刑滿獲釋後，已從服刑的遼寧瀋陽女子監獄直接趕到了北京，一是會見自己的律師周澤，要求他幫助自己繼續向有關部門申訴；二是向曾幫助過自己的一些記者、網友「請罪」和「道歉」。

可見這場兩年前的風波並沒有平息，就像每一起發生在陽光下的冤假錯案一樣，受害者的服刑終點，便是進京上訪的起點，既使是被判死或折磨至死的人的家屬，也會持續不斷地提出上告。一茬又一茬的中共地方各級官員，不得不窮於奔命在冤民的憤恨和上訪的壓力之中，而趙俊萍只不過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個而已。

2007年3月21日，西豐縣女商人趙俊萍攜帶自己蒐集的舉報材料，趕到北京中紀委等部門上訪，控告縣委書記張志國以權謀私，濫用職權，這至少表明她對共產黨的基層政府領導人不滿，但對她的上級還是充滿希望的，然而，就是在中記委的眼皮底下，她被西豐縣警方抓走了。而後，2007年12月28日，張志國操控下的西豐縣法院以偷稅、誹謗兩項罪名，判處趙俊萍有期徒刑3年半。其中，偷稅罪的量刑爲2年半，誹謗罪的量刑爲 1年半，最終決定執行3年半有期徒刑。趙俊萍稱，從2007年3月21日被羈押算起，到今年3月20日刑滿獲釋，她整整度過3年的鐵窗生涯。「她少服的那半年刑，（是因爲）我在監獄內表現較好，獲得了6個月的減刑。」這又表明，既便是受了如此之大的冤屈，她也不和獄方作對，這進一步說明，中國百姓的善良，順從，和忍耐，達到怎樣一種令人難以想像的程度。

我認爲，趙俊萍活着出來，不瘋不傻，能夠理智地面對生活的艱難和官員的惡行，其最大的意義是，通過事件真相的揭露，而讓人們看清一黨執政的弊端，官員的枉法追訴和未來中國民主化的必然前景。她說，2008年1月1日，趙俊萍偷稅、誹謗案一審宣判4天后，《法制日報》旗下的《法人》雜誌記者朱文娜披露了此案。1月4日，西豐縣委書記張志國派出公安人員奔赴位於北京的《法人》雜誌社，要求拘傳朱文娜。幸虧媒體及時報出此消息後，海內外輿情大譁。正當案情朝着趙俊萍一方有利傾斜時，趙俊萍突然在監所內提出了撤訴，一審判決隨即生效。其原因究竟是什麼呢？當時人們感到撲朔迷離，百思不解，官方操控的媒體又窒息了真實資訊的流通，使此案虎頭蛇尾，莫衷一是，現在人們才找到了答案。

趙俊萍透露，原來一審判決後，她是要上訴到底的，但在被西豐縣看守所羈押的過程中，有關人員對其威逼利誘，其被迫放棄了上訴權利。這一情節頗似後來發生在重慶的李莊案，看來恂私枉法的壞人，都是一個師傅教出來的徒弟，他們都是採取誘騙和恐嚇的卑劣手法，使陰謀最終得逞。

趙俊萍表示，她現在的申訴理由主要有兩點。一是，一審判決認定的偷稅罪，實際上是其試營業期間、正在登記取得發票期間發生的臨時性事件。當地的民企都是如此；二是，誹謗罪應當是自訴案件，應由「被誹謗」的縣委書記張志國本人起訴，但已經生效的判決，並沒按照自訴程式來審理，甚至沒有直書被害人的姓名，也沒有所謂的「被誹謗」的受害者證詞，故這個判決根本就不能成立。趙俊萍還說，在服刑的三年期間，她被強制拆遷的加油站，還沒有獲得任何賠償。

原來事情的真相如此簡單，張書記無視國家的法律，不僅動用公權力，打擊報復上訪和控告自已的民衆，而且，還要蠻橫地進京抓捕司法部下屬刊物的媒體記者，只因他的官職太小，海內外輿論壓力太大，記者才免於牢獄之災。否則，朱文娜既使和趙俊萍一樣刑滿獲釋，也將永遠地失去新聞記者的工作！較之趙俊萍，她是多麼幸運啊，但她必須知道自已的使命並未完結，她應當繼續爲趙俊萍大聲呼籲！

是啊！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世道啊，中國一個七品芝麻官就能辦成如此驚天動地的冤案，以至他的故事寫進了中國新聞發展史。過去，連漢朝皇帝漢文帝都強烈遣責官員的枉法追訴，一再強調「慎用刑」，對錯判案件的受害者說：「眹甚憐之」，但如今，在號稱「三個代表」的中共官員眼裏，恂私枉法，大行其道，等同兒戲。假如不是一黨獨大，不是權力沒有制約，沒有監督，沒有制衡，怎麼能夠產生如此之多，如此之嚴重的咄咄怪事呢？！

那麼，當趙俊萍開始新一輪的上訪，並向媒體澄清真相，還要爲生活而奔波的時候，對其進行了誣陷迫害的書記張志國在做什麼呢？

這篇報導說，記者近日獲悉，因「進京抓記者」一事而「引咎辭職」的遼寧西豐前縣委書記張志國，目前依然賦閒在家休養。2008年2月5日，他被認定爲在該事件中負有「直接領導責任」，被上級主管部門「責令引咎辭職」。當年11月20日，鐵嶺電視臺披露，張志國將出任沈（陽）鐵（嶺）城際軌道交通工程辦公室副總指揮。造成輿論再次大譁，又是迫於壓力，11月24日，中共鐵嶺市委在網站上公告稱，這一委派僅屬鐵嶺市個別領導的個人動議，市委並未作出任何決定。但不論如何，趙俊萍的遭遇，並不使張書記感到羞愧，他雖然丟了官職，但衣食無憂，過得比趙俊萍優越百倍！

我想，中國目前的司法制度是如此地荒唐，它能使擁護共產黨的好人，變成他們的仇敵，使良民變成刑餘之人，而恂私枉法的官員，不但得不到制裁，有的還步步官職高升，只是迫於公民社會的輿論壓力，張書記才不得不賦閒在家，安度晚年，連他自已也沒有任何良心發現，表示一絲愧疚的跡象。

那麼，爲什麼像張書記這樣的小官，敢於如此蠻橫呢？原來，中國的各級官員都是上行下效的，北京中南海的高官，動輒把批評他們的記者抓去坐牢，藉口和罪名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遼寧省長薄熙來可以一聲令下，監禁記者，拘押律師，張志國在西豐縣也是一樣，他自認爲就是那個地方手眼遮天的「土皇帝」，和江澤民，薄熙來沒什麼本質上的區別，唯一的不同是，江澤民操控北京的法院，薄熙來掌握遼寧的法院，張志國左右的是西豐縣的法院，中國所有的司法系統，都可能被品行不正的貪官所利用，而更爲可悲的是，他們恂私枉法之後，沒有任何人被追究法律責任！

我的這一判斷，不幸被上述報導所證實。出獄伊始的趙俊萍說：西豐縣不大，張志國我以前就認識。他要求手下的局長五分鐘報到，沒人敢六分鐘後趕來。他很霸道。比如他想建個大市場，就不聽反對意見。我是個商人，也希望西豐經濟發展，但問題是，在這個交通不發達的地方，建那麼大一個市場有誰去呢？他強迫我們建那麼大一個加油站，第一次它值300多萬,第二次它就只值22萬？爲什麼不能反對他呢？......這段話已清晰地勾畫出了張書記這個「七品芝麻官」的醜惡嘴臉，他狂妄自大，其實沒什麼本事，正是缺失監督的政治體制，造就了他這樣的說一不二的「土皇上」，以至他利令智昏，竟敢跑到比他官職更大的「太上皇」的地盤去抓記者，並引得衆人憤憤不平，議論紛紛，他終於被上級官員拋棄了！至此，他還霸道什麼？

正因爲他悟出了這一點，自已既是一黨執政的制度的受益者，也是它的受害者，張志國才對記者說，他已經習慣了保持沉默，不想再說此事，儘管記者窮追不捨，一再啓發他懺悔，但他不願意發表任何回應。只是說：「我已經習慣了沉默！」這說明，爲保住“革命晚節“，他已沒有了言論自由，也死去了人的良知，如同行屍走肉！

這個令人悲哀的故事充分說明：專治制度是一個可怕的惡魔，它在官員得志的時候，可以呼風喚雨，輕鬆地吃掉他人，只因爲那時，別人是無助的弱者，而一旦情況發生變化，這個官員嘴上的血跡未乾，他就有可能變成弱者，無情地被他人吃掉。在我看來，進京抓記者，把趙俊萍投入監獄的張志國，與死在獄中的原哈爾濱市副市長朱勝文比較，頗爲類似，唯一不同的是，他的肉身還在苟延殘喘，但精神和靈魂已經死了，死在一片沉默之中。我相信，總有一天，中國一黨執政的專治制度也會死亡，死在它殘害過的無數個冤屈的趙俊萍面前！

2010年3月31日於多倫多

轉自《自由亞洲電臺》（有更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