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很多中國人來說，特別是1949年後出生的人，很少真正見識過地主的兇狠殘暴和貪婪，但一提到地主，人們卻都會不約而同地想到劉文彩、周扒皮、黃世仁和南霸天。他們「罄竹難書的惡行」已經通過雕塑、小說、歌劇等藝術形式「深入人心」，地主更成爲了「剝削階級」的代名詞，有時三十歲以上的人還會開玩笑地說「自己的老闆是周扒皮、黃世仁」。然而，許許多多的中國人並不知道的是，他們所被灌輸的並非是歷史的真實。

上述四大地主中，唯一真實的人物是劉文彩，其他都是爲了配合政治的需要而進行的「藝術創作。」而這個真實存在的劉文彩，也並非是「喝人血、吃人奶、草菅人命」的大壞蛋，實際上是個大善人。

讓劉文彩「惡名」遠播的是1965年初四川美院師生的大型泥塑《收租院》。這幅長達近100米的泥塑，共有人物114人，道具108件，由「交租」、「驗租」、「過鬥」、「算帳」、「逼租」、「反抗」等26個情節組成。每一組泥塑都無言地訴說着劉文彩的罪惡：從小鬥放貸，大斗收租；私設地牢；剝削僱工------這幅泥塑不僅在1965年11月25日至1966年3月在北京展出，而且還在全國巡迴展出，甚至最後還上了小學課本。1949年去世的劉文彩就此成爲了「舊社會剝削階級的典型」，成爲中國人心目中兇狠殘暴的「大地主」的代表人物，而其後人也遭到了非人的迫害。

然而，歷史上真實的劉文彩不僅在鎮上修街道，修鋪面，收取微薄租金，提供給無房住的鄉鄰；而且出資修建「文采中學」（安仁中學的前身），在修學校的過程中，他每天都要上工地監督，檢查質量。學校建好後，他還花重金聘請最好的老師來任教，減免貧困生的學費，並絕不干涉學校的教學活動。據說，其教育規模在四川地區乃至在全國私立學校中都是最大最好的。因爲劉文彩爲人公道，許多鄉鄰間的糾紛也都找他來調解。

儘管劉文彩後人在文革結束後，奔走叫冤，劉文彩的形象得以獲得部份糾正，但令人尷尬的是，如今劉文彩莊園內仍在展覽着「揭露」劉文彩的物品，泥塑還被拿到國外去展覽，而中國的絕大部份媒體仍在緘默着。劉文彩的孫子劉小飛認爲，「短期內平反劉文彩似乎沒有指望」。

同顛覆劉文彩的本來面目不同的是，周扒皮、黃世仁和南霸天都是中共御用文人們杜撰出來的地主形象。

《半夜雞叫》的故事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周扒皮，是一個爲了讓長工們早起幹活、半夜三更偷偷趴到雞籠子裏學雞叫的惡霸。正是這個形象，加深了人們對地主的痛恨。據說這個周扒皮的原型是作家高玉寶的同村農民周春富，但後來高玉寶也承認，根本沒有半夜雞叫這回事，完全是藝術上的創作。而周春富的同村人對他的評語是：「不是惡人，不霸道。」然而，在第一次土改中被劃爲富農的周春富則因爲高玉寶的這本書，最終被劃爲惡霸而被徹底消滅。

舞臺劇《白毛女》中的地主黃世仁逼迫楊白勞和喜兒的惡行，也讓人們恨得咬牙切齒，雖然從沒有人見過他。而事實上，這也是一個杜撰的形象。據考證，「白毛女」的形象源自於晉察冀一帶民間的「白毛仙姑」，據說她法力無邊，懲惡揚善。抗戰時，有些根據地的「鬥爭地主大會」常常開不起來，原因就是村民們晚上都去給「仙姑」進貢。西北戰地服務團的作家邵子南爲配合鬥爭，把村民們從廟裏拉回來，就編了一個民間傳奇，主題是「破除迷信，發動羣衆」，這就是《白毛女》的雛形。不久，延安文人周揚憑藉着高度靈敏的政治嗅覺，組織人創作了主題爲「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的舞劇。從此，《白毛女》成爲中共文宣中的一個重要工具。善良天真的人們對這出戏的所謂「真人真事」的背景深信不疑，因爲對很多人來說，儘管他們身邊沒有黃世仁也沒有喜兒，但他們卻認爲這不過是自己的孤陋寡聞罷了，在那「黑暗的舊中國」，這樣的悲劇一定多如牛毛。然而，事實與他們所想像的完全相反。

《紅色娘子軍》中的南霸天是另一個「十惡不赦」的大地主。他利用萬貫家財、組織和支援反動武裝，與海南島的中共遊擊隊爲敵，後被「紅色娘子軍連」連長吳瓊花（曾在南霸天的家中當過丫鬟）擊斃。據說南霸天的原型是海南陵水縣當地一個叫張鴻猷的地主，而實際上這個地主也是個善人，不僅從沒有欺壓過百姓，而且家裏也沒家丁、槍支、碉堡。紅色娘子軍的第一任指導員王時香在2000年出版的一本書中曾說：「我們連長龐瓊花，就是電影裏的吳瓊花。她是貧農出身，並不是南霸天家的丫環，也沒有南霸天這個人。這是和電影裏不一樣的。」

然而，如今的中國人鮮有人知道上述真實的歷史，腦中依舊記得的是劉文彩、周扒皮、黃世仁和南霸天欺壓百姓的形象，由此可見，中共對百姓的洗腦達到了何種程度。

其實，中國歷史上地主階層在農村扮演了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因爲他們大多受過教育，因此不僅承擔着教化百姓的作用，而且承擔着災年救濟百姓、修建公共橋樑等設施、解決鄉鄰矛盾的責任。他們中絕大多數是非常善良的。1949年前，大多數農村尊稱土地和財富較多的人爲「財主」、「老爺」；租種地主土地的佃戶和長工則尊稱土地的主人爲「東家」，雙方互惠互利，基本不存在什麼剝削的問題。當時「地主」的稱謂蘊含的是尊敬、崇拜和羨慕，沒有絲毫的貶義。

但是隨着中共建政後的農村土地改革的進行，至少有二百萬以上的地主遭到了鎮壓並被剝奪了所有的財產，數十萬地主和家人被殺，地主階級被全部消滅。農村傳統意義上的士紳階層被徹底摧毀，傳統的道德觀和價值觀在中國的農村逐漸消失，農民失去了精神上的「導師」和可以仿效之人。中共政權也達到了其對農村控制的目的。從此，「地主」成爲一個貶義詞，直至今日。

是誰讓無數個「劉文彩」沉冤海底、是誰讓中國的農村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已不言自明，而那些被欺騙了數十年的中國老百姓們，是否還願意繼續被欺騙下去呢？

（大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