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以建设“新农村”、“请农民上楼”为主题的新举措正在大陆26个省市蔓延。按照2006年国土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若农村新增加了耕地，城镇就可按一定比例增加建设用地指标。于是在“土地财政”指挥棒的挥动下，更大规模的“圈地运动”正在大陆热演。尽管中共文件规定要保证农民利益，不过实际操作中人们看到的是另外一番景象。
搬进新楼的：生活水平下降了
周文辉，江苏无锡市锡北镇农民，在自己的耕地和宅基地全部被征收后，搬进了小区新楼房。让他感到不安的是，《房产证》至今没有拿到；生活也不像当初政府宣传的“拆迁是为了改善生活”。每月要支出的管理费、电梯使用费、公共燃料费等费用达200多元。原来自家可以种一些菜、圈养些家禽，现在都不能养了。他告诉《新纪元》记者：“现在不是生活水平改善了，而是下降了。”
“住进楼房里，再无立锥之地。”山东抚宁县大新寨村一名许姓村民说，现在是收花生的季节，各家各户都在院里晒花生，住到楼上怎么办；当地产苹果，各家院里都打了地窖，以后苹果怎么储存；养殖的牲畜、种的蔬菜怎么解决？一名被上楼的范姓村民说，村里水、电、气跟城里一样，需要拿卡到县城去购买。去年冬天，有些人家在新房内打眼，引蜂窝煤取暖。有些村民舍不得用气，睡觉铺一层电热毯再盖一层电热毯。
已经住了三年窝棚了
能住进新房，这对众多被征收土地的农民来说，已经算少数幸运者了，很多农民老房子被拆了，又无法住进新楼。
江苏省南通市平潮镇平西村22组的村民顾荣美告诉《新纪元》：“从2007年开始征地、拆房，我们组里的40多亩地全部征收，7个组的房子已全部拆完，但是到现在村民都没有住上房子。每月只给我们5元钱的过度费，有的村民还住在窝棚里。”
江苏锡北镇农民陶国芬因为几十栋安置房被开发商高价卖掉了一半，她等了一年多都没有得到安置。她告诉《新纪元》：“现在还没有安置我们，土地被强征的时候，每亩500元青苗补贴费。土地补偿一分钱都没有。只能去打工，不能打工的人生活就困难了。”
安徽省凤阳县城西镇有11位六、七十岁的老人，在2008年房子被拆掉后，没有安置，一直住在窝棚里。从今年初开始，除一位上吊死亡外，其余十人都冻死或病死了。广西桂平镇两年前就在拆农房建新农村，如今农房已拆完毕，耕地也全部被征收。王姓村民对《新纪元》记者说：“没有补偿，没有过度费，到现在也没有看到在哪里建新农村。”
在古老的“孔孟之乡”山东济宁，一年就扒掉了数以万计的农村住宅，50多万农民彻底失去了曾经安身立命的宅院。他们中只有一部分搬进楼房，更有相当多数，至今仍在一座座窝棚里度日。
矛盾激化 “恐怕要出大事”
今年8月份在海口举行的“城乡一体化：趋势与挑战”国际论坛上，官员陈锡文指出，和平时期大规模的村庄撤并运动“古今中外，史无前例”。他说，在这场让农民上楼运动的背后，实质是把农村建设用地倒过来给城镇用，弄得村庄稀哩哗啦，如不有效遏制，“恐怕要出大事。”
农家小院不仅是住的，还是生产材料的仓库，放置农机具、农药化肥，庄稼晾晒都可以，被上楼那只能买车库来寄放。车库面积之小，价格之贵，农民根本买不起，
重庆南岸区黄角垭镇农井村，几年前就是有名的小康村，村民都从事专业养菌菇。如今全部村民都被上楼，无法种蘑菇了。一位姓戴的村民告诉《新纪元》：“老百姓现在没有事做，全部就是打牌、打麻将。有的村民当着官员的面说，最多只有两年，我们就要抢了。”她表示，当初政府说过幸福的生活是假的，骗人的。
山东济宁邵庄寺村拆除后的三个月内，因安置问题致使大批农民流离失所，期间死亡人数多达15起。一个因找不到房租住而喝农药自杀；还有5、6个死于交通事故——农村的机动三轮车本来容易出事，加上租住地太远，农忙时披星戴月地来回赶，出事机率无疑更高。但所有这些都不能阻止政府决定今后5年再撤掉剩下6,274个建置村中的5,572个，群众称这是危及到子孙后代的事。
政府财政利益驱使
很多人评论，新圈地运动的实质就是“侵占农民利益来填补城市政府深不见底的财政亏空”。农民退出的宅基地，经过地方政府之手倒卖获得的收益，要远远高于为农民建设新房所需的成本。某一位地级市的领导雄心勃勃地表示：“我这个地级市一共有100万户农民，我准备用3到5年的时间把这些村庄全拆了，至少省出70万亩地，挣7,000亿元钱，什么事干不了！”
山东汶上县去年转让建设用地指标共1,300亩，其中1,063亩卖给了济宁市，收益1亿多元。但与地方政府成鲜明对照的，是农民家庭财产的缩水。邵庄寺村民就有这样的质疑，“以160～550元每平方米的价格拆了我们的好房子，再让我们以800～1,000元的高价购买楼房，还要背负那么高的债务。这对我们来说是进步，还是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