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奧運安保模式」，是中共針對2008年北京奧運會「安保」所創立的。這個模式就是在特定時期，將某個區域視同于軍管區域，視所有民衆如潛在的破壞因素，在日常的管控手段之外，再加上諸多臨時的嚴厲管制措施，以區域內民衆失去許多行動自由爲代價，以防範任何事故的出現。由於其「維穩」效力奇佳，後來成爲上海世博與廣州亞運全力效法的模式。隨着維穩形勢的日益嚴峻，中共當局啓動「奧運安保模式」的時候越來越多。
先談談何謂中共的日常管控手段。200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求是》雜誌登載了國家公安部部長孟建柱的長篇文章「處置羣體性事件要做到化解要快防止蔓延」，主要內容是談如何加強當局處置「羣體性事件」（即社會反抗）的能力，其中特別提到要加強「六張網」的建設。
對於「六張網」，孟建柱作了非常清晰的解釋，即街面防控網、社區防控網、單位內部防控網、視頻監控網、區域警務協作網和「虛擬社會」防控網。孟建柱表示，通過這「六張網」可以「實現對動態社會的全方位、全天候、無縫隙、立體化覆蓋」。在中共統治下生活過的人，看了孟建柱這篇文章，就明白這「六張網」 幾乎將中國人從居住的社區到工作單位，從公共場所到網絡「虛擬世界」全部覆蓋。在「六張網」籠罩之下，中國人已無什麼穩私可言。現實中屢屢發生的「故事」 足證「六張網」的高效：在網上發帖者一個當局眼中的「問題」帖子發畢不久，警察旋即上門抓人。
「奧運安保模式」就是在這「六張網」的基礎之上，構建「以公安爲主體，市委市政府有關部門齊抓共管，各社會力量共同參與」的「大安保工作格局」。其做法是：除了讓警察扮裝成便衣，與巡防隊員、保安員等職業隊伍全部上街之外，還動員「志願者」如治保積極份子、「單位門前三包人員」等社會力量，織成一張防止一切反抗發生的天羅地網，用「人民戰爭」的方式消滅一切可能的反對力量。
由於「奧運安保模式」大大地消彌了民衆可能的抗議，此後中國每逢有慶典如上海世博、廣州亞運，或需要加強防範的一些特殊日子，比如「兩會」、「六四」敏感日期間等，一些大城市就啓動「奧運安保模式」。各地往往還根據需要增加一些因地制宜、因時制宜的措施，如廣州亞運會出臺若干個亞運會臨時行政管理規章，包括購買刀具實行實名登記制，郵寄物品需要身份證，亞運會期間風箏信鴿禁止升空，地下停車要安檢，旅館訪客要登記，運輸車輛禁超載等等。這些措施都師法奧運與上海世博會的「安保」手段並集大成。但亞運會的擾民更甚於上海世博，比如一項《亞運安保通知》要求，靠近亞運中心的獵德村 37棟樓收到通知，要求該樓所有住戶在亞運開幕式當天下午6點到11點， 所有住戶及所屬人員都必須離開自己的住所，人去燈開。
一個國家的強盛與尊嚴，不是來自於GDP總量與政府擁有的龐大財力，而來自於民衆與政府之間基於互信的良好政治關係。無論是近現代西方還是中國古代，對人民與統治者的關係都有很好的闡釋。林肯那句「民治、民有、民享」道出了美國政治的精粹。中國的孟子曾將人民列爲統治者的「三寶」之一（其餘兩寶是土地、政事）。那句源自戰國的「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經過唐太宗李世民引用後更是流傳千古。多年來，中共當局使用各種國際公關手段，爭取到2008 年北京奧運，2010的上海世博與廣州亞運會的舉辦權，然後投入無數財力與人力裝點盛會，其本意都是爲了展示「國家的強盛」與國際地位的「提高」。但這種視民如寇讎、如臨大敵般的「安保模式」，卻向世界展示了中國政治醜陋黑暗的一面：中共當局與人民之間已經完全失去了政治信任。
（文章有更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