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非典疫情 　

2003年，一起恐怖的非典疫情（萨斯，SARS）席卷全球。

萨斯蔓延近30个国家，8000多人感染，8百多患者死亡，造成三百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中国的患者人数最多，香港和大陆的萨斯病例占全球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但外界质疑中共严重隐瞒了真实数字，而实际数字要比这高得多。

掩盖疫情为连任 　　

萨斯最初于2002年11月在中国南方爆发。

那时正值中共召开十六大，江泽民关注自己保留中央军委主席一事，中国媒体被要求为这次大会创造良好的政治气氛，并经常重复江的口号“稳定压倒一切”。中共的中央宣传部内部刊物上明确地提到过，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也就是非典，是被要求不予公开报导的事情之一。

全世界中文语系地区均称“SARS”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唯有中共定名为“非典”（非典型性肺炎），据说是为了减低民众的恐慌情绪。其实减低恐慌情绪要有具体措施，改个名字除了麻痹民众什么作用也不起。民众不了解真实讯息反而更易于听信谣言造成恐慌。这种自欺欺人的命名法说到底还是贯彻江泽民所谓“稳定压倒一切”方针的产物。

第一病例在广东被发现后，以江系人马李长春（政治局常委，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为首的宣传部门百般遮掩隐瞒，疫情逐渐蔓延至其它省。当李长春离开广东后，广东官员内部开始有不同意见。当有地方报纸报导萨斯疫情时，江泽民又急调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为广东省委书记，直接控制广东省委宣传部长钟阳胜，多次下令禁止媒体报导疫情。到二月底三月初时，广东省委宣传部索性对各大报进行人事改组。一场大换血下来，广东媒体落入中宣部江系人马手中，在疫情报导上突然偃旗息鼓。

掩盖疫情是典型的掩耳盗铃,虽然消息可以封锁,病毒却无法封锁,广东的萨斯迅速蔓延开来。自2003年2月全球爆发萨斯疫情后，世界各地区几乎每天都在报导新增及死亡病例。而在萨斯发源地的中国，官方媒介一片沉默。

2003 年3月初，全国人大、政协在北京开会时，有个爆炸性新闻，广东一位医生病情太重去香港治疗，很快死在那里。香港传媒才注意到萨斯已在身边，但为时已晚。从那时起，萨斯开始在香港蔓延。这下全世界都开始恐慌。因为香港是国际社会的经济和交通枢纽，也是人员和货物的集散地，每天不知有多少班飞机起飞和降落，不知有多少人出去又进来，要想追踪查访根本是不可能的，发病的还好跟踪，潜伏期的病人就不知有多少了。世界卫生组织（WHO）要求中共立即通报国内的萨斯发病情况和扩散范围。

3月26日，江泽民私人医生、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压力下在北京首度公开疫情。但他只说广东一省有 792人感染，31人死亡，对其他各省的疫情一概不提。胡锦涛要求地方政府与官员每天上报疫情，并不得缓报、漏报及瞒报。江的亲信张文康公然对抗胡锦涛说，中国没有法律规定必须每天上报疫情。许多观察家认为，这种有意地忽视造成疫情失去控制，从中国南方的广东省蔓延至20多个省市，包括首都北京及中南海。随着进、出国的人流，疫情很快扩散全球多国地区。

实际上，当时北美的独立华语电视台——新唐人电视台从2003年2月即开始发布警讯，报道和追踪SARS疫情，可惜由于大陆的新闻封锁，民众无法获知这一关系他们身家性命的重要信息。

相反，4月2日，官方媒体发表题为“非典型肺炎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的报导。第二天卫生部长张文康在中外记者会上说：“我负责任地说，在中国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

但这时全国已经一片恐慌，各大城市刮起抢购中药板蓝根冲剂、绿豆、白醋、盐等风潮。许多中药价格一飞冲天，同时许多人开始戴口罩上街。有人填了首《卜算子》调侃说：“风雨送春归，非典迎春到，已是春光烂漫时，却戴厚口罩；戴也不放心，疯狂喝中药，待到中药脱销时，奸商丛中笑。”

危机到来时更凸现民众对政府宣传的信任程度。尽管江系人马指天发誓的说已经控制了非典，大批在北京的民工、学生还是选择了逃回家乡，亦有外国公司的驻华工作人员撤离北京。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北京当地记者估计，自非典爆发，连日来已经有将近一百万人离开北京。报导说，近日北京的机场、火车站都是人头涌涌，挤满准备逃离北京的人潮。北京的大学校园愈来愈空，例如民族大学已有三分之二的学生离开。 这种逃离实际上更进一步地把北京的非典带到了全国各地。

就在中国官方一再重申非典已经在中国得到有效控制的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301医院退休外科医生蒋彦永向媒体发表书面声明，说中国卫生部门隐瞒真相。

蒋彦永说，到4月3号为止，单是被总后勤部指定为收治非典的309医院，已经接收了60个感染非典型肺炎的病人住院，其中至少有6人死亡。但是根据中国卫生部长张文康在4月3号公布的数字，北京只有12个有关的病例，其中三人死亡。这位现年71岁、被301医院返聘回来的外科医生在声明中说，他和许多一起工作的医生和护士对此感到非常愤怒。

两周后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即被免职，舆论一片哗然。

尽管江系人马一直对萨斯遮遮掩掩，但瘟疫无情。4月中旬萨斯闯进了中南海，撂倒了两个政治局常委：罗干和吴官正。吴官正最后一次露面是4月1日，罗干在4月12日以后几个月内都没再露面。该绝密消息被知情人透露出来后，江泽民非常紧张，官方媒体隔三差五说他们去了什么什么地方考察，实际上俩人都在萨斯病毒中苦苦挣扎。

在国际社会上，因为中共官方实行新闻封锁，隐瞒疫情，延误了防御病毒扩散的时机，造成疫情蔓延全球。90多个国家对中国停止签证。

中共对萨斯病最初的沉默和对相关资讯的封锁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使全世界赔上沉重的经济及生命代价，令各国震惊。

杀人灭口称“稳定” 　

在国际组织和舆论不断对中国政府处理“非典”疫情的方式提出批评之后，国家主席胡锦涛警告卫生部门官员不要隐瞒“非典型肺炎病例”。随后，胡锦涛和温家宝都开始在中国的电视上频频出现，走上防治萨斯的前线。

江泽民则在罗干、吴官正倒下后立即带领全家老小躲到上海。这时江氏人马都退到第二线，让胡锦涛、温家宝在北京第一火线上与萨斯交战，实际上就是借此机会要胡温的命。江一到上海就命令要用生命保卫上海。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叫苦不迭。萨斯摸不着看不见，杀人于无形，人怎么可能用生命与萨斯搏斗？

江泽民坚持所谓“稳定压倒一切”，所以无论上海有多少人因萨斯住进医院，官方公布的人数一直保持四个。有人说，“简直是开玩笑，我住的楼里就有五个人得非典。”后来，人数拔高到七人的原因是新患者中多了三个外国人，不报不行。直到最后疫情解除，上海公布的患者人数稳定保持在七人。这充份体现“三个代表”在稳定上海方面起到了作用。

在胡锦涛南下广东视察疫情半个月后，逃往上海躲避疫情的江泽民4月26日第一次在上海露面声称“中国控制非典取得了明显成效”。在抗萨前沿由于江系人马隐瞒撒谎及在疫情面前退缩，江泽民遭到人们的蔑视和憎恨。北大的学生在互联网上毫不留情地指责他：“跑到上海去避难了！怕死！”
　　
但江泽民走哪儿哪儿萨斯疫情就加重。上海虽然层层下令要“用生命保卫上海”，但效果并不好。江看上海情况不妙，又跑到了辽宁、山东。5月底等萨斯情况稍好，江才偷偷溜回北京，但仍不敢回中南海，而是住在了玉泉山。有人笑说，面对萨斯，怕死的江泽民只有四处流窜，因为哪儿他都不会觉得安全。

从整个萨斯爆发的过程看，江泽民及其亲信自始至终采取的欺骗政策是导致这场灾难的直接原因，他们口口声声为维持“稳定”，实际上是维持自己权力的稳定，至于老百姓死多少人，他们是根本就不在乎的。

即使在萨斯疫情被公开之后，江仍然继续隐瞒萨斯疫情的真相。据美国《时代》周刊披露，4月22日，就在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抵达北京解放军309医院几个小时之前，309医院把40多名已经确诊的非典病人转移到一家旅馆；另外，在中日友好医院也发生了藏匿病人的情况——31名非典病人被匆匆塞进几辆救护车转移。打电话给《时代》周刊提供这一消息的女士说，中日友好医院的护士对此非常气愤，因为她们也和携带传染病毒的病人一起被关在救护车里。

中共内部传达了江泽民的命令，任何一个地方爆发萨斯，当地官员就地免职。于是地方各级政府官员都不敢将萨斯瘟疫上报，各自谋划策略，千方百计地“歼灭”和隐瞒萨斯，最普遍的手法是医院更改萨斯病人死亡通知单的死因。据知情者透露，为防止萨斯蔓延，院方还用药物给患者注射“安乐死”。一时间，各地区萨斯疫情成为当地政府的绝密情报。

广东省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医生说：“萨斯病人没有具体的数据，北京给各地下达了指标，每个地方都有配额，大家根据中央的配额来上报数据，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公布的数据很整齐。”深圳公安一位专门处理萨斯死人的警察说：“因萨斯死者有巨大传染病毒，各地公安专责萨斯尸体的焚毁。”这位公安说：“北京允许深圳公布的死亡人数不能超过三十人，其实，深圳因萨斯死亡者远不止公布的人数。”

在广东、四川和东北三省等地，军队用“封村”的办法，封锁了很多萨斯瘟疫暴发的村落。其办法是：首先切断电话线、禁止所有人员离开、封锁消息。有一个村落被封村后，有人偷偷跑出来，结果被军队开枪打死。

大多被封村的地区，基本上是等待里面的人全部死光，然后大面积地消毒处理。中国深圳公安局一位警察说：“医院已不负责处理萨斯病人的尸体，这部份工作，由军队和公安系统接管，死者由部队统一销毁。”

据悉，截至六月底，仅东北地区就有一万人死亡。中共严密封锁消息，杜绝大陆媒体透露丝毫马迹。中国宣传部门有文件，要求关于萨斯等消息，须由新华社统一发稿，其他地区不能擅自刊登有关萨斯瘟疫的任何消息。在此之前，中宣部在全国整肃报刊，取缔报纸，防止“不听话的媒体”将消息泄漏出去。

自从 2002年11月16日在广东发现首例萨斯后，在对待萨斯报导上中共高层就有两派意见，一派意见认为应该向民众公布，否则蔓延起来后果不堪设想。而江泽民扬言道：“以稳定求繁荣，不惜死200万。”江系人马直接掌管的中央电视台如何报导萨斯都由江泽民决定。被外界称为敢说真话的抗萨英雄蒋彦永很快被禁声，并受到军纪处分。

更荒唐的是面对萨斯疫情，江泽民和中共没有查找自己的原因，却把责任推给了无助的百姓，威胁要将“故意”传播萨斯病的人处以极刑。在政府的失职中，在惶恐的逃命中，又怎么能有“故意”传非典一说？在这个时候，江泽民也不放过一切可以用来诽谤法轮功的机会。6月9日，新华社竟然报导说法轮功学员要染上“非典”到全国传播，这话新华社自己也不会相信。外界估计，此举其实是在为江下令封锁疫情区并进行灭口提供保障，同时借此来严打法轮功讲真相的活动，而不是为解决萨斯的问题。

在萨斯事件中，江泽民再次表现了他胆小如鼠的性格和视百姓性命为草芥的冷漠本性。

2.香港23条立法 　

2003年7月1号，中共庆祝香港回归6周年。出乎中共预料的是，就在当天，爆发了继89年“六四”事件百万港人走上街头之后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超过50万香港市民上街游行反对“基本法”第23条立法，并且要求普选行政长官和立法会。

几个小时前，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还对记者说：“你刚才说有上万人（会参加游行），但这一事件还没有发生吧？组织者宣称要在下午3点游行。所以很难说有多少人参加。”

然而，真正参与游行的，远不止上万人，而是至少50万人。中共对香港民情的掌握完全失控。

“魔鬼在细节中”　

1989 年中国“六四”期间，香港百万市民走上街头支持学生民主运动，令北京恐惧香港成为所谓“颠覆基地”。中方在当时起草的香港基本法（即香港宪法）草案中加进一条规定，特区政府在必要时可以立法反颠覆（即第23条）。当时就有一些法律界人士提出异议，认为23条法律（亦称“国安条例”）与香港民主自由精神不相符合。

1997年前夕，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就政权交接谈判期间，北京试图就23条叛国罪和颠覆罪进行立法，遭到香港各界和英国强烈反对。为保证政权顺利交接，北京公开表示，暂搁置基本法23条立法。

1990年4月颁布最后定稿的香港基本法第23条其实质内容有如下特征：

　　1）条文规定在大陆内任何以国家安全为由被取缔的团体，其分组织在香港随时可以被取缔，港府无须任何独立调查。

　　2）条文中有意偷换概念，混淆国家与政府的关系。在民主自由的国家，公民有监视、弹劾政府的权利，而在23条立法中规定反对政府就是反对国家。

　　3）23条立法中授予警方的权力过大：如警方不需要有法庭手令可随时进入民宅搜索、拘捕，无需证据，警方的怀疑就构成证据。

　　4）任何港府认为是煽动性的言论都可入罪，无论此言论是口头的、书面的、还是电子形式的；发表此言论的人有罪、听到的人有罪、知情不报者还有罪。
　　5）如是香港永久居民，不管身在何方，都受此法律限制，如违反23条可被引渡回港；在香港境内的人，无论国籍如何（包括过境者和来访者），都受23条立法的限制。轻者一般入狱7年，重者终生监禁。

香港大律师公会认为：23条将使写日记甚至只是把个人想法写在纸上都成为犯罪行为；而所谓“隐匿叛国”罪，会“变相制造一个要普通人去报告叛国行为的责任”，结果是将许多无知、天真、及信任他人的人或是基于专业操守而不得披露秘密的人入罪。这样的立法草案，极容易制造冤假错案。香港著名律师胡红玉说，萨斯刚过，如果事关重大的公共卫生资讯被作为“国家机密”掩盖住，就牵扯到每个人的生死问题。

意在禁止法轮功 　

99年7月江泽民开始镇压法轮功。尽管江在国内竭尽迫害，而董对香港法轮功有所限制，可是毕竟面上在搞一国两制，无法采用与大陆同样专制镇压的手法。

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也是国内人旅游的热门地。每天大量的游客光顾香港，时常能看到法轮功学员散发的真相资料，甚至在旅游点可以看到法轮功学员播放的戳穿“自焚”伪案的录像，这是江根本就不能忍受的。第23条立法被江认为是最能用来在香港根除法轮功的方法。

由于此立法涉及许许多多人的权利，打击面很大，而且在国际上也会成为焦点，直接影响香港的经济发展和特区政府形象。但是江已经顾及不了那么多，因为99年7月以后，江心心念念的事情就是镇压法轮功，在国内江可以杀人，在香港江只有靠强行立法。

人事启动 　

香港特首董建华是当年香港船王董浩云之子。董浩云曾拥有世上最大的运油船队，但董建华接手他父亲的生意，十年内就经营破产。1997年，董建华家族公司“东方海外”濒临倒闭，因为得到中共资助才渡过难关。因此董对中共极为顺从。

董先生成为行政长官，不是港人的选择，而是北京的选择。大部份港人更不希望董建华连任行政长官。

确实，董的命运不在他自己手里，而是看他对江有什么用处而定。董在职的几年，江没有捞到实质性的好处，相反由于金融危机，江在董身上投入不少。董此时岂能一拍屁股就走人？江早就盘算过这笔帐了，此时急需董为他办件大事。

2001年末董建华进京述职时，外界报导称“江对他和特区政府表达了毫无保留的支持，这些都为董连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2年初，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多次表示无意连任，但二月下旬梁爱诗被召到北京，由主管港澳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兼副总理钱其琛接见，面授机宜。其后梁再没有表示退意。据了解，梁爱诗出身于中共地下党员的“爱党世家”，江安排组织要她留任，她当然要服从组织需要。

2002年7月1日在江泽民力挺之下，表现一塌糊涂的董建华继任特首职务。

果然，董建华的新班子刚刚建立，9月24日就以律政司主导匆匆发布港府决定，要求根据23条立法，而且第23条有关叛国及反颠覆等罪行的立法给予公众咨询只有短短的三个月，最迟于次年初公布一个更具体的方案，送交立法会讨论并立法。梁爱诗声称已经就此事同北京“沟通”。

逼陈方安生辞职　

自镇压法轮功后，第23条立法就被江泽民提上议事日程，并不断给香港政府施压，要求港府尽快立法。但当时以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为首的香港高官以还不必要和维护香港形象为由将事情搁置下来。

陈方安生向来作风敢言，被称为香港的良心。1997年回归时，陈方安生是香港最受欢迎的官员。不少港人相信，如果香港第一任特首由全民投票产生的话，陈方安生无疑是笑在最后的人。作为一个长期在民主制度下生活和工作的人，陈方安生深知信仰自由是一个最基本的权利问题，因此在镇压开始后，作为香港第二把手的她给了法轮功团体一个法制社会最基本的自由。但江泽民对此非常不满。江无法撤换陈方安生，就逼她辞了职。

如今董继任特首，律政司司长梁爱诗留任，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立功心切，上蹿下跳，形成铁三角，时机已经成熟。江要在香港大干了。

江希望采用的手法和其镇压法轮功初期很相似，就是一下子以铺天盖地之势速战速决。对于香港，为了日后不给国际社会留下说辞，江还是留了点象征性的3个月咨询，而对澳门这个不太被国际社会注意的地方，根本没有什么咨询期，直接立法。

江急于给香港念这个紧箍咒，完全忘记了一个事实。第23条条款恰恰是在“六四”时期，香港人民百万人两次自发地走上街头声援民主运动和谴责中共开枪杀人后，被塞进基本法的。现在江不仅仅是要镇压法轮功，而是在挑战整个香港七百万人的民主底线——江就是这样，要干什么坏事时，根本不计后果。

各界反对 　

23 条问题引起各国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以及宗教界、新闻界、海外香港人、法律界、学生、商界、台湾各界等公众极大关注。香港各界以及世界各地华人的反对声浪一直居高不下，且有愈演愈烈之势。香港民主人士和社会各界纷纷动员起来，向民众阐述23条的危害，向西方社会寻求支持。

2002年 12月15日星期天下午，香港四十多个团体举行了自从97香港主权回归中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和平示威游行，反对当局根据香港基本法第23条制定“反颠覆法”。游行总人数从香港警方估计的1万2千人到民间团体估计的高达6万人不等。但是不可否认，这是自从97香港主权回归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示威游行。越来越多的港人开始意识到第23条立法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及人权等多方面的影响，开始走向街头，表达心声。 　　

在海外各地的华人社区，各香港社团都举办了反对23条的活动，打出“守住香港就是守住良心”、“反对23条，还政于民”的标语口号，全球性抗议活动拉开了序幕。

“全球反对23条立法大联盟”于2002年12月4日在美国华盛顿DC成立，宗旨是：维护香港人权和法制。“大联盟”呼吁海外华人行动起来，共同为捍卫香港的民主和自由尽一份力，使香港这颗东方之珠继续放射光彩。该联盟网站几天就征集到9000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签名反对23条立法。大联盟于华盛顿、洛杉矶两地举行集会，同步声援香港的大游行。“全侨民主和平联盟”各地的分盟、加拿大温哥华华人团体亦在当地举办活动，呼吁公众反对23条立法。

50万港人走上街头，震惊世界 　

7月1日，即在香港主权移交中国6周年之际，一般保守估计有50万香港市民在烈日下走上街头。人们抗议港府执意推动基本法第23条立法，声势远超预期，不仅震动香港，也震撼全球。

这次游行由40多个组织组成的团体“民间人权阵线”发起。游行自下午3时开始，到晚上9时30分才结束，历时6个半小时。据主办团体估计，游行人数超过50 万人次，远远超过预期，部份媒体估计实际游行人数多达120万，香港警方则承认至少35万。广为接受的保守估计是50万，而香港人口只有680万。

几乎所有西方各大媒体和通讯社都不停地图文并茂报导此一大游行，香港多家媒体更以头版头条报导这一历史性事件。美联社形容示威人士是“愤怒和忧虑的香港人”。“美国之音”称上街游行抗议人士来自各行各业。《华尔街日报》批评港府无视民意，显示“香港式微”。《纽约时报》称数十万香港居民走上街头，以 1989年天安门惨案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行动，哀悼“香港即将丧失的市民自由”。

与此相对照的是，中国大陆多数民众当时几乎根本不知道这则震惊世界的新闻。中共封锁了几乎所有有关消息。听命于中共的凤凰卫视在7月1日当天只报导了6万人的“庆祝回归活动”，却未报导50万人的大游行，大陆所有媒体也对此只字不提。

香港大游行不仅震动国际社会，北京也为之震惊。香港各派政治力量因强大的民意开始分化。7月6日晚，自由党主席田北俊突然宣布辞去行政会议成员。同时，自由党发表声明，表态支持延后二读二十三条草案。

董建华原本打算立法会六十席中亲中共议席占了二十八、九席，自由党主席田北俊手里握有八席，做为行政人员，田北俊有义务服从董建华的命令，因此董自认为手里的铁票就已经超过三十六、七张，早已过半，因此根本不理民间的强大反对声浪，欲强行通过立法。然而田北俊的反戈一击，令董一下子丢掉了自由党八票，通过 23条已经毫无可能，原二读程序不得不无限期延后。

对中共亦步亦趋的保安局长叶刘淑仪由于强力推动23条立法而民望甚低，而财政司长梁锦松私用公款买车被香港廉署报请律政司处理。7月16日晚，港府发表声明表示接受叶刘淑仪和梁锦松双双辞职。

此时，江泽民已是无力回天。

同年9月5日，看到强行通过第23条立法无望，香港特首董建华不得不假惺惺地表示，为消除社会对第23条立法的疑虑，决定撤回“国家安全 （立法条文）条例草案”。

江泽民企图用香港23条控制法轮功、压迫港人的计谋彻底失败。但是，江却倒打一耙，赶紧推卸责任。江以胡锦涛掌管香港事务却未能向中央提供准确的香港真实民情而造成决策失误为由，把胡从香港事务的实权上拿下来，让心腹曾庆红全面处理香港事务。

港首董建华因为听命于江泽民而做出很多损害香港人民利益的事情，在香港声名狼藉。中共认为他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决定换新面孔来治港、迷惑港人。2005年3月10日，失去大后台江泽民的董建华被迫宣布辞去特首一职。

3.苟延残喘胡江斗 　

2003年，是胡江斗非常激烈的一年。

2002年11月的十六大四中全会上，江泽民不得不交出国家主席和总书记的职位。但江泽民不甘心丢掉权力，指使张万年搞了个突然动议，挟枪杆子继续掌控军队大权。

江泽民给九个常委定下几个规矩，其中最重要的是九个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委会为集体领导，没有核心，因为江不能容忍胡锦涛取代自己成为新核心。江的另一个重要指示是，小事情、一般事务，大家商量着办，而关键问题要江泽民拍板。这样即使江下台，胡锦涛也掌握不了权力。江对权力的欲望、对失去权力的害怕、对他人掌握权力的妒忌，非一般人可以理解。

排名之争 　

但这种领导方式被称为“不三不四”，因为既不是第三代，也不是第四代。更可笑的是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是军委副主席，而普通党员江泽民是军委主席，党领导一切就成了笑话。对于中共高层的混乱状态，一家海外媒体比喻道：江泽民继续执掌军权给中国带来不同寻常的权力分配，就好比克林顿已把总统大权交给了布什后，他还临时地呆在美军总指挥的位置上。

中共内部对于十六大之后的媒体公开排名到底应该江前胡后还是胡前江后争吵激烈。这样的两个权力中心，让江泽民心里感到极度不安，因此一直想方设法采取各种办法争夺权力。

江死命提拔将军，明着挑衅，公开江前胡后。十六大之后的一段时间，无论任何时候都是江前胡后。这倒不是高层把他抬到这个位置，而是心里发虚的江要做给国际社会看：我还是中国真正的实权者；做给美国政府看：有事还得通过我才办得了。

但胡有元老的支持，也在暗中使劲，江哪壶不开他就想法去拎哪壶。2002年底，胡锦涛亲自主持新一届政治局成员的第一次集体学习，邀请专家讲解宪法就是一例。胡用宪法来为自己的权力地位提供支持，也暗示江泽民不遵守宪法。胡锦涛不明着说，但在座的人都心知肚明。

2003 年元旦前夕，在江泽民的提议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组织生活会，憋着火没地方撒的上届政治局委员也出席了会议。江泽民想通过这次会议讨好卖乖，平息人们普遍对江继续死抓军权的不满。会上江称：又是一个五年了，大家解开“结”，互通一下，还是好的。没想到结果会议炮声隆隆，火力集中轰向江泽民。李瑞环等指江五年来从不听不同意见和反对意见。会上各位对江提出了六个方面近四十条意见，其中包括：专权、搞独裁、个人崇拜，为自己树碑立传，到处作秀，严重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和民族尊严等等。会上还质疑江泽民已经是普通党员，为何有关党、政方面的重大决策，都要送江办（即江泽民办公室）审阅，为何在党内文件、通报及中央、地方党政机关报把普通党员江泽民列在总书记和其他政治局常委名字之前。最后一致决定，以后江胡排名要改为胡前江后。

自2003年1月1日起，中共党内文件、通报上，都改由胡锦涛放首位，江泽民居次位。江泽民对此非常恼火，自1月1日到1月20日江就没和胡一起出来过。1月21日江和胡一起出来参加中央军委举行的慰问演出，江泽民硬是借此机会走在胡前面。

穷途末路无人理 　

江泽民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继续抬出“三个代表”。

2003年2月12日至18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给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以及中央、国务院的部委领导举办“三个代表思想”集训班。

但令江泽民生气的是，集训班的有些高官不但没有盛赞“三个代表”，反而指责说：不解决、处理好党的监督机制和党的建设，而空谈体现三个代表、贯彻三个代表要求，都是在消耗时间，根本不能解决党内什么实质问题。还有的学员直指江泽民说，三个代表思想是2001年才提出的，却宣传为1949年建国以来、十三届四中全会十三年以来，党“始终贯彻三个代表要求”，这是当着六千万党员、十三亿人民在讲假话。这些学员都是中共新班子的高级干部，他们对“三个代表”的态度，其实就是对江泽民的态度。

3月15日，在“橡皮图章”人大的等额选举中，留任国家军委主席的江竟有98票反对、122票弃权。可想而知，如果是“差额”选举，他注定选不上。江泽民对此感到非常沮丧。

2003年3月18日，江泽民还能够控制的新华网在江的授意下，特意公布了几封外国元首祝贺江续任军委主席的名单，其中包括刚果（布）总统萨苏、纳米比亚总统努乔马、沙特国王法赫德、乌拉圭总统巴特列，以此来为江壮声势。

但有意思的是，过去和江有来往的美、加、英、法、俄等西方大国的元首，没有一个给江留任军委主席发贺信。江泽民常说要带胡一程，送胡一程，炫耀自己对处理外交事务有独特手法，意思就是中国缺了他不行。但江权力稍微一失，就已经没有人把他当回事。这使江泽民感到颜面扫地，愤恨不已。

潜艇事件搞安插 　

2003年5月2日，中国海军一艘常规动力潜艇在内长山以东中国领海进行例行性训练时失事，艇上70名官兵全部遇难。

关于海难原因各种报导都有。中共公开报导先说是机械故障，后又说指挥操纵不当造成。然而潜艇拖回港口后发现艇身完好无恙，而且70人是在极短时间全部突然窒息死亡。海外军事专家认为，每艘潜艇都设有逃生舱让艇内成员避难，但今次灾难中竟无一人可以成功逃离潜艇，令人感到惊讶。另有军事评论员分析指出，辽东半岛出海域水深约一、两百公尺，对潜艇来说只属浅水域，即使出现机械故障，潜艇也能维持一段时间，不至于会造成70名官兵死亡。因此，此次事故显得颇为蹊跷。

后来据中共海军知情人士透露，潜艇事故是一个即将退役的海军军官以同归于尽的自杀方式来报复江泽民削减军队的措施。江要清洗掉老军头在各级的影响力，安插进自己人，所以要给军队换血。这引起众多退伍者的不满，最终致使北海舰队出了这么大的事。

那天潜艇原本官兵配制为五十七人，出事前北海舰队刚好派了一位大校副支队长上艇巡视，多带了十二人上艇，那位即将退伍的海军军官认为这是报复最好的机会。等潜艇驰离青岛海军基地后，他突然关死进气阀，导致全艇缺气，与那69人同归于尽。

但出事后，江不但一句自责的话也没有，反而把海军司令员石云生、政委杨怀庆、北海舰队司令员及政委四人全开了，都换上对自己表忠心的人。现在的海军司令张定发就是江泽民借此机会安插上的，并送进中央军委会去监视胡锦涛。

江泽民控制的新华网北京6月13日配合发布消息，海军361潜艇失事原因已查明，是由于“指挥操纵不当”造成的。但为什么会指挥操纵不当却没敢说出来。

在要对难属进行慰问的时候，江泽民不忘打击胡锦涛。江专门叮嘱手下人一定要请到胡锦涛，因为胡是中央军委副主席——江泽民的重点在“副”字上。

于是人们看到了这样的报导，“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中央军委副主席胡锦涛、郭伯雄、曹刚川，5日在大连接见了海军361号潜艇遇难官兵亲属代表和所在部队代表。江泽民代表中央军委……”江俨然又得到了民心、军心，排名挤到了胡锦涛前面。但这一招也显得很愚蠢，因为这样江更加无法逃脱事故的责任。

借“神五”为儿子抢功

2003年10月15日9时整，耗资190亿的“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

没发射前，江泽民说要由吴邦国和曾庆红陪同亲去发射基地，要第一个和宇航员热线对话，不让胡锦涛出风头。但计划不如变化快，临去前江又病倒了，结果还是成全了胡锦涛。胡不但到现场观看，而且在发射升空后发表了讲话。而江泽民却延迟到第二天才有力气给总指挥李继耐打电话表示祝贺。

但是，“神舟五号”爆出了一个最大冷门，江泽民的大儿子江绵恒居然成了“神舟五号副总指挥”，在两个功臣榜上出现，分别排行第二和第四。党的喉舌之一《光明日报》在10月17日更是利用“神舟五号”大树特树江绵恒，让各界震惊不已。

江绵恒1991年6月在美国费城Drexel大学获得电机工程学博士学位，后在美国惠普公司工作。1993年1月江绵恒回到中科院上海冶金所，1997年7 月就被提升为上海冶金所所长，两年之后于1999年11月乘火箭飞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江绵恒短短六年就从一个普通的科技人员跃升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这一切都是江泽民特意安排的。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指挥部是负责“神舟五号”发射的最高机构，由中央军委委员、总装备部部长李继耐上将担任总指挥。其他四名副总指挥除了江绵恒是外行之外，皆为资深专家，包括总装备部副部长胡世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张庆伟、国家航天局局长栾恩杰。

江绵恒则既没有载人航天工程的专业知识，更没有实践经验。江绵恒无心科研，整天琢磨的是如何能够利用江泽民的权力把国库的钱转移到海外，如何能够搞到最先进的网络屏蔽技术对国内百姓封锁真实资讯，如何能够再往上爬，以及如何延续江家王朝的寿命。

江泽民极贪权，也极其害怕失去权力，没有自己完全信得过的人掌权，江是放不下心的。现在面临全面交权，江的担心更重了，也更希望稳住权力，而权力在儿子手里江才感到最靠得住。因此，尽管怎么也轮不到江绵恒当航天工程副总指挥，江泽民却厚着脸皮把儿子硬塞进去，以图一旦时机成熟，让江绵恒掌控军队大权。

事实上，江长期以来一直把自己的儿子亲戚都往核心部门安插。大儿子江绵恒控制科学院技术部门，监控中国电信、国际网络，技术、金钱一把抓；小儿子江绵康坐火箭跑到南京军区当少将副政委。在党内外、国内外要求江交出军权的强大压力下，为了控制军队，江一心想的就是如何把大儿子江绵恒也往军队里塞。所以，“神五”一上天，江家父子就迫不及待地要伸出长手摘桃子了。

与此一脉相承，2003年，江泽民为了进一步抓权，还提议死党和情妇陈至立参加国家军委、国防科技、教育有关工作。但军队的高级将领都很看不起陈至立，背后给她起的绰号是“婊子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时，江的提议因分歧大而被搁置。

在面临下台之时，江泽民动作不断。但无可奈何花落去，江泽民的权力没有能够保多久就在更不光彩的反对声中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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