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克特教授目前任教於香港大學，他利用駐港期間的便利條件，對當年的這段中國歷史進行了深入研究。四年前中國大陸開始對部份三十年以上的檔案解密，對公衆開放，作爲歷史學家的他趁此時機開始了檔案調查，使他對此段歷史有了全新的認識，並撰寫了《毛時代的大饑荒》一書。此過程，他對文革時劉少奇的遭遇也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提起「毛時代的大饑荒」，人們就會想起 「大躍進」。當年，以毛爲了超英趕美，發動全中國民衆大鍊鋼鐵、放衛星……。迪克特教授指出，這個企圖大幅度增加中國工農業發展的誤導性政策「不慎」引發 「三年自然災害」，最後導致一場令人痛心的大饑荒，據人口統計學家統計，令三千多萬人死於非命。

他強調，這場對中國人民的災難是發生在和平年代，而非戰爭時代。

迪克特先從廣東省檔案局開始調查，在閱讀過程中，他看到有大量關於此期間的史料，包括公安部報告、屠殺調查、省級領導的坦白，如甘肅省長張中良、及普通老百姓給領導人的信函。他在研究中他對此段歷史有三個新的發現。

英國倫敦大學中國現代史教授迪克特的著作——《毛時代的大饑荒》。

使他吃驚的第一個發現是，大躍進時頻繁濫用酷刑，而受刑對像不光有成年人，也有兒童、婦女、更有孕婦。他說：「檔案局有非常詳細的報告，誰爲什麼原因被打死，使用哪些酷刑。例如，在廣東，孩子們被捆綁後推下水塘，一個12歲的小男孩被關進一個吊起的籠子。開始時我以爲這只是一個個例，但當我在其它檔案館 (調查時)，暴力(的記載)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地出現——異常程度的酷刑和政治高壓。」

這個意外的發現促使他在之後的4年，走遍全中國，查詢了廣東、甘肅、山東等數十個市、縣和北京的檔案局。他說，檔案史料中記載的大饑荒，許多地方更像波爾布特的柬埔寨死亡營，而不是張藝謀的電影《活着》。

迪克特表示，他至今還在用饑荒一詞來描述這段歷史，但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程度的災難﹔當人們提起波爾布特時，會想起羣體滅絕﹕柬埔寨有8百萬人，估計有170 萬~250萬人，在紅色高棉時期死亡，少數被殺，而多數是被勞動至死或餓死。在研究中，他發現安徽阜陽有8百萬人，與柬埔寨人口相同，當地的歷史學家，非常詳細地記錄了大饑荒時的情況，數據顯示有240萬人死於非命。而中國在1958至1962年期間，死亡人數是紅色高棉的20倍以上。

檔案館有很多具體數據，多數來自於公安部，也有來自於統計局與省、縣62-64年的調查報告，通過這些數據，迪克特估計「大饑荒」時代，中國至少有4仟5佰萬人死於非命。其中6-8%死於暴力，超過比波爾布特統治時的死亡總數。

在四年的研究中，迪克特花了6個月在檔案局閱讀史料。對於大躍進中濫用酷刑，迪克特表示﹕「一開始，我很難看到緣由，但慢慢明朗化」。因爲人民公社建立後，人們失去了一切﹕房子、生活、耕牛、工具、包括幾年前剛剛分到的土地，所以耕農沒有任何動力勞動。大饑荒開始後，種植的糧食，也不屬於耕者所有，要全部上交。爲了生存，在甘肅和廣東等地，出現了襲擊和搶燒糧庫的事件。他舉例，1961年1月底在廣東的一次糧庫襲擊後，農民將糧食燒掉並留下了憤怒的字跡﹕糧食不是我們的，所以不如燒掉它。因此執行黨的政策，就需要使用更多的暴力強迫飢餓的農夫勞動。

很多在饑荒中死去的人不是餓死 而是因被禁止給予食物

他的第二個意外發現，是在大饑荒中死去的人，很多是因被禁止給予食物，而非無食被餓死。

迪克特表示，因爲人們的住房被拆，財產被沒收、不能自己燒飯，所以人人都需要被公社「餵養」，不能勞動的病、弱者被視爲負擔，而爲了滿足黨組織不斷下達的更高上交指標，許多地方對病者、弱者、反對者、開會睡覺着、所謂的壞因素和右派，採取了禁食的懲罰，這樣的例子在檔案中並不少見。例如，四川許多縣，80% 的人死於無食懲罰。

但大饑荒所造成的後果遠遠超過了死人，迪克特表示，強硬的公社化手段導致了房屋、交通、土地和環境的破壞，也導致了人性的惡化與人們在道德上的妥協。

他舉例﹕「在湖南省的一個村莊裏，一個人被迫活埋自己的孩子，因爲這個孩子偷了一把糧食，這個父親三週後傷感而死。」從檔案史料中他發現，活埋在全國一次、一次地出現。

在大搞工農業的政策下，從1958年開始許多農村土房被拆後用於肥料，被誤導的農民認爲大躍進一定能實現，不久就會重造高樓大廈甚至是飛機場，也將土房拆毀，建造人民公社所用的磚頭也來自於個人房屋，而農民爲了生存私自藏糧被發現後，地方官員也用拆房的辦法使農民不能藏糧，最終導致大量房屋被毀。

一切災難是由一個可怕的執政系統發動 並導致人民的道德墮落

此外，1961年9月胡耀邦與一隊人同行，在淮河與黃河流域進行了3個月的調查，期間發現裸體死去的婦女和孩子，經調查發現她們爲了要口飯吃，把身上的衣服變賣了。胡耀邦的調查結果是，大躍進的水力工程破壞了當地環境，使土地喪失承水能力，最終導致了這場惡果。

在迪克特的書中，不僅記載了大饑荒時的災難，也記載了人們的生存方式。在對民衆的採訪檔案中，迪克特發現，「偷」是一個最決定性的生活策略，能否偷成爲了能否存活的問題﹕「銷售員在店裏偷東西、協助人員開假髮票、在賬本上做花樣……」

「一個名爲王字尤(音)的男子，此人被報到最高領導人，他的雙腿被鐵絲捆，有人用一塊十公斤的石頭砸他的背，他的一隻耳朵被剁，最後一個人用滾燙的工具烙他。爲什麼﹖因爲這個人偷了一個土豆」他說，

但爲了生活，偷竊一時成了社會風氣﹕工人偷工廠、農民偷吃未成熟的生糧食﹔有時在農村，農民用兩本賬本，一本給黨的官員看，一本給自己看﹔收糧後先給自己分一點﹔在運送過程中人們用竹子偷糧，再把沙子參進糧食中彌補重量﹔在廚房裏，廚師做飯也儘量偷一點﹔當飯擺在桌上時，有時一半已經沒有了。

他還說，據檔案記載，1961年1月甘肅省發生了500起農民成羣搶劫貨車的事例，在1月底的一次劫車中，4仟農民把貨車搶劫一光﹔有一次農民們從貨車上搶劫了軍服後，穿着軍服再搶劫了當地的糧庫。在湖南的一個縣，兩個月中30個糧庫被搶或被燒。

在強大的政治高壓下，人們失去了一切後開始墮落，社會也開始崩潰。迪克特表示，爲了生存，人們被迫只好被迫互相摧殘﹕鄰居之間互相盜竊，家庭中的弱者成爲了被欺負的對象﹔有的爲了孩子的未來，將孩子賣掉﹔被丈夫拋棄的女子，不知如何面對孩子的哭泣，在保全自己還是孩子的生命選擇中痛苦掙扎，被逼將孩子邦在背上跳河自殺。此時中國的自殺率急劇升高。

迪克特表示，「真正的不幸是普通的人民、尤其是農村的貧民，爲了生存必須在道德上做出多種妥協，所以大破壞與墮落同步進行」。而這一切都是一個可怕的執政系統中執行着。

劉少奇對大饑荒認識的改變

一直以來，劉少奇都堅決認爲大饑荒是其他人的錯誤，而毛是對的；直到1961年1月，他走訪了整個湖南省後，他的認識完全變了。他在給毛的一份密信中表示，與公安和省領導談話中，他得知全省估計有40%的房屋被毀。而迪克特在檔案中發現，四川部份地區，則有60%-70%的房屋被毀。

在《毛時代的大饑荒》中記載一段了劉少奇與毛的爭吵：劉少奇告誡毛﹕停止假裝這不是一場浩劫，停止假裝大躍進的過錯只是十分之一；過錯是十分之九。迪克特表示，這場在1962年劉與毛的爭辯，定下了劉在之後在文化大革命的命運。

(大紀元記者呂海斯坦福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