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記者辛菲採訪報導，這篇「萬里談話」直指中共執政非法、宣傳野蠻、沒有起碼的倫理，還批評說，過去那麼多年來，中共是中國動亂之源，自身的折騰殃及了國家和老百姓。中共不僅對老百姓沒有道歉，而且歪曲民意、挾持民意爲「人質」，來抵制對改革的正當要求和對錯誤決策的修正。談話在反思中共罪行、否定中共的同時，也主張通過重建政治倫理改變中國社會。
幾位中國問題專家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萬里談話」沒有采用內部上書、而是採用公開的方式歷數中共罪惡，是因爲這位老人看到中共不可能改良、無可救要的末世現狀。這本身也是對中共搖搖欲墜的現狀及必將滅亡的命運的直言。該談話超越中共底線， 極大衝擊中共。中共的緘默就是最大的反應，也是一種無可奈何的默認，這也說明中共統治已經很衰弱，到了末路的末路。
專家還認爲，「萬里談話」代表中共體制內一批良知尚存、本性還在的高官、黨員的反思，這是在退黨大潮不斷向前推進、更多人們反思中共邪惡、選擇未來新生的大背景下的現象，是精神覺醒、人性復甦、勇氣回升的必然過程。中共已成爲衆夫所指，甚至在體制內從中央到地方，沒有不罵中共的。「萬里談話」展現的是，公開唾棄中共已到了中共最高層、最要害部門。
圈內人士透露：談話者是萬里
據《動向》雜誌總編、新世紀網站主編張偉國向大紀元證實，這篇談話是北京有身份的人委託新世紀網站首發的，但委託人並未透露談話者的真實身份。該文在網上熱傳後，引發多方關注和猜測。張偉國表示，他接觸到的圈內人士的透露談話者是萬里，海內外知識界絕大多數人也都作如此判斷。
無論從文章的用詞語氣和涵蓋範圍，還是從不同的消息渠道和自己的經驗判斷，張偉國都認爲，這是萬里的談話。他說，萬里在中共高層元老裏一直是出手不尋常的、少有的敢於批評當局的人物。對於中共高層人物來說，選擇用網絡方式公開發表，這也是一種驚人之舉，以前只有趙紫陽如此做過。
張偉國說，他對中共內部運作機制非常清楚，對如何解決中共的問題，用什麼辦法才能影響高層決策，非常精通。此時他沒有按照內部運作上書，而是選擇了公開，這足見他已經清楚看到中共的末世現狀，用舊有的渠道和模式上書領導人，已經時過境遷、沒用了。中共不可能改良，已是無救了。
另一方面，張偉國也指出，重視這篇談話稿的內容、價值及其影響，應當比調查考證談話者的身份更爲重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這是一位中共最高層元老。
他說，中共把中國社會、國民、政府綁架了60年，毒化到社會每一個角落，每一個細胞，三代人靈魂深處深受其害。像這位做到中共高層頂尖權位的老人這樣沒有被中共專制機器徹底腐化、仍然保持清醒的頭腦、還能堅持自己的良知、並敢於公開發表出來的人，已是中共內的異類。
「這位老人認爲，需要社會大衆、各種社會力量反思。除了解決中共之外，還要解決整個國家、社會、文化、國民的倫理道德等問題。」
萬里談話：中共執政非法
這篇被各界認爲的「萬里談話」開始就指出，「這個黨至今還沒有在社團管理部門登記過，這個事實背後又是什麼呢？就是我們國家還沒有一部《政黨法》，六十年了，還是空白，沒有變，我們國家還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政黨制度。」「即便在黨內，六十年了，也沒有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競爭性選舉制度，更不用說在國家範圍內了。經常說到的協商，實際上還是戰爭時期的祕密運作傳統。」「在財政上，黨庫與國庫之間的那堵牆還沒有建立起來」。
文中還批評，辦公廳、中組部、中宣部、統戰部等中共中央機關至今沒有掛牌辦公，仍像非法地下機關那樣運作。仍是黨指揮槍，「黨軍沒有被國家對軍隊的領導來代替」。
張偉國認爲，這位老人一開始就提出中共至今還沒有在社團管理部門登記過的非法執政性，從這裏就可以看出，他講話的立意不是爲了延續中共的統治或者一黨專制，他已經完全跳出了這樣思考的領域。
時政評論家、中國過渡政府總統伍凡分析說，此處直指中共執政的非法性和獨裁性，以及中共非法附體國家的事實。中共其實是竊取了中國的政權，並凌駕於國家和人民之上，這於情於理於法都是錯誤的。這裏的潛臺詞就是說中共是非法的「黑幫」、「亂黨」，其實中共本來就是一個西來幽靈。
中共不等於中國
這篇談話中還說，「國家還是黨的國家」，而不是「黨是國家的黨」。六十年了，「黨和國家領導人」這個概念沒有變。在財政上，黨庫與國庫之間的那堵牆還沒有建立起來。再看看，數百萬軍隊還叫解放軍，沒有變，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國家武裝力量。軍隊的最高領導人還是黨的最高領導人。黨軍一體沒有被國家對軍隊的領導來代替。六十年了，這一點也沒有變。
伍凡認爲，這裏也區分了中國和中共不同的兩個概念，中共不等於中國。伍凡特別指出在「萬里談話」中有「他花了一個多小時向我說他對國家、對黨的現狀的種種擔憂」，「爲國家爲黨也工作了一輩子」等句子。伍凡表示，這種國家在前黨在後的措辭，在中共高層也屬首次，「萬里談話」用這樣的方式表達，其實是直接暴露了中共劫持中國、凌駕於中國和中國人民之上的事實。
野蠻的黨文化宣傳
「萬里談話」文中還說，「可我一直就不同意『輝煌五十年』、『輝煌六十年』的提法。這不符合事實的。大躍進困難時期那三、四年，「文革」動亂那十年，總不能說是輝煌的吧，宣傳用的詞，也要講究精準，要符合基本事實。你不把那幾年扣除，老百姓在心裏會扣掉的，歷史學家也會扣除的。普通黨員也會那麼做的。在90 年代的那幾年，我說過不止一次，政治宣傳離事實太遠，那叫什麼？那就是不文明的，是野蠻的宣傳。」
「六十年的政權建設、思想建設、文化建設，還能用『輝煌』兩個字來概括嗎？容忍不同看法的機制還沒有建立起來……」
伍凡指出，「萬里談話」此處直指中共塗脂抹粉、歌功頌德的黨文化輿論宣傳的虛假和野蠻。他還認爲，中共這種連基本事實都不符合的宣傳手段是根本無法欺騙老百姓。
中國的災難 「沒有不起因於中共折騰的」
「萬里談話」文中坦言，「六十年了，我們黨把國家的治亂要繫於一身，過去那麼多年的折騰，沒有不起因於我們黨自身的折騰的。這讓我痛心，我們黨的折騰殃及了國家，殃及了老百姓。這麼多年了，我們告訴老百姓說，這個國家沒有共產黨的話，就會大亂的，老百姓真是怕折騰怕到極點了，他們對穩定的盼望，就成了我們黨再單獨執政下去的『民意』，這一循環什麼時候能夠打破呢？ 」
伍凡指出，此處直接指出中共是中國亂象和災難的根源。其實現在老百姓早就把中共號稱的「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作爲恥笑的對象。現在的流行語是「沒有共產黨，才有新中國」，「沒有共產黨，中國才會好」。
中共無起碼的倫理
「萬里談話」文中說，「歷史責任就是一個政治倫理的問題」；「有誰站出來向老百姓解釋一下，爲什麼過去五十多年就沒有這樣做？沒有，連個簡單的交代都沒有。看來，要一下子找回政治倫理也難。你屬下幾千萬黨員，你治下十幾億國民，五十多年了，連個莊重的致敬儀式都沒有，是不是應該有個莊重的道歉呢。誰沒有做應該做的事情，誰做錯了事情，誰就要站出來擔責任的。這是起碼的倫理。 」
「我們黨有不少人總是習慣誇耀說現在做的一切都是正確的，同時，卻對過去爲什麼不 做正確的事情連個起碼的交代都沒有。人們常說浪子回頭金不換，這金不換要有前提，就是要有反思，要有承擔責任……，總這樣含混過去，成了什麼樣子！用人用錯了，舉薦的人不負責任，考察評價系統也不負責任，協商機制不負責任，紀律檢查委員會也只管查處，不管用人過程中的失察責任，把人關起來了或者槍斃了，就算了結了，還要說查處此人是偉大的成就。這樣，這個國家不就成了沒人負責任的國家了嗎？我們的黨不就成了沒有人負責任的黨了嗎？這麼下去，這政治倫理又從何談起呢？ 」
「讓我特別痛心的是，有許多人還把對民意的引導庸俗化、功利化。歪曲民意、挾持民意爲「人質」，來抵制對改革的正當要求，抵制對一些錯誤決策的修正。這造成很 嚴重的後果，更是違反政治倫理的。」
「沒有政治倫理爲基礎的執政能力，會變成什麼樣的能力，我想，大家會認真思考這個問題的。」
「六十年了，只要關心國家發展前途的人，都會想到怎麼樣推進政治民主的問題，我們的老百姓、社會團體對國家政治生活既表達不了獨立的看法，又參與不了實際政治過程，又監督不了執政黨，人微言輕，這種『三不』狀態總不能這樣延續下去吧，不能總是一成不變地講話如儀、視察如儀、批示如儀吧。要多想想執政黨對國家、對老百姓、對歷史應該承擔的歷史責任。」
張偉國認爲，這裏談到篇談話的主題，就是主張通過重建政治倫理改變中國社會。作爲一個人，政治團體，執政黨，講話要有信用，有誠信，遵守、兌現自己的承諾，這是一個基本的現代文明準則。中共從60年前用武裝暴動奪取政權，曾經給中國老百姓乃至於整個世界，都作了非常漂亮的承諾，但至今從未兌現過任何承諾，甚至也不承認自己曾有過承諾。這把中共和社會的關係徹底顛倒了。最近中共自己的喉舌所作的民意調查，那些官員和御用知識份子的社會信譽都不如妓女，這反應出中共統治中國社會整個信用破產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中共所有無賴流氓最黑暗的黑社會的手段，已經踐踏了人類文明的底線，這無論對於中國歷史、還是人類歷史來說，都是罕見的。
伍凡指出，一個人要重德，作爲一個政黨，不僅要有志向和抱負，更應重視倫理道德，有志有德方能成正事，否則什麼都無從談起。中共沒有道德倫理，它過去沒有，現在也沒有，將來也不可能有，所以中國人民也不會讓中共有未來。
無民意基礎 蘇共亡黨
「萬里談話」文中還說，「 建國六十年了，應該回到一個最基本的問題上去。這個國家國民的意願到底是什麼？應該通過什麼樣的辦法來表達真正的民意？這個問題，蘇聯沒有搞明白，六十九年就亡國亡黨了，我從來就不是一個民粹主義者，憑我幾十年的政治閱歷，我敢說，表達民意是一個國家政治制度的『基礎設施』，也是衡量一個國家進步、文明程度的主要標準。」
「等於一家政黨掌控了選舉機器，民意要真正表達，就是一件難事了。這是誰都看得見的。」「老百姓的看法，民主黨派人士的看法，專家學者的看法，政治上不得志的人的看法，這四類人的看法，尤其應該好好聽聽，封殺不得，六十年了，我還在這裏說一些一千多年前古人說過的那些道理，想起來讓人感到很不舒服。」
「現在老百姓老想發財致富嗎？他們想參與更多的社會政治事務，想要有更多的權利，更多的發展機會。這些爲什麼不讓公開講？這不讓講的責任，又由誰來負？六十年了，我們是不是應該說，在民意處理上的失誤，是我們共產黨最大的失誤，這是要寫進史書的。90年初那幾年，有不少簽名信、萬言書、公開信，我說過多少次，不要大驚小怪，不要亂查封殺，人家有話說，就讓他說出來，有什麼忍受不了的。我的話就是沒有人聽。」
「萬里談話」中還說，中共曾在三四十年代公開發表社論、評論、聲明，向全中國人民承諾，要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獨立的國家。可是後來都被修改掉了。「當時讓我心裏震動很大。現在，我能公開說出二十多年前我腦袋裏就產生的疑問，這麼個修改法，那幾千萬人不是白白犧牲了嗎？那是白紙黑字，確實推翻了當年我們黨的承諾。說輕了，這是不尊重歷史，本質上，這就是違反政治倫理……歷史總會把真相還給老百姓的……老百姓總要知道的。」
伍凡指出，「萬里談話」這裏間接的指出中共必然滅亡的命運，正像前蘇共一樣的下場。中國古人有很多類似的道理，「得民心者得天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水可載舟 亦可覆舟」等等。對於中共這樣根本就是欺壓和凌辱老百姓的政權來說，滅亡是必然的。大家都知道，中共現在的處境就是，中央四分五裂，完全失去控制，中層綁架高層一起走向死亡，中共用任何手段垂死掙扎的企圖都是無效的。
對歷史、良知的一個交待
這篇「萬里談話」中還引述一名病重的元老的擔憂，「你我都垂垂老矣，怕的是蓋棺難定論呀！我已經走到了晚年的晚年了，這樣的自責總擺脫不了。」「革命了一輩子，到頭來怎麼向老百姓、向歷史作個交代，還有那麼多疑點沒有搞清楚，怎麼交代才好呢？」文中還提到一名在八十年代初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的元老，曾對他表示有兩大遺憾，一是沒有能爲中共的歷史上一個重大冤案平反，另一是遺憾沒有推動中共對不同意見的容忍政策。還有一個是胡喬木，七十年代末在一次中共黨內講話時提到「政治倫理」。
「萬里談話」中說，「我們是過來人，有責任說清楚講明白，尤其是一些基本事實，一些基本道理，不能令已昏昏，也不能讓人昏昏」；「我別無選擇，只有說事實，基本的事實。基本事實搞明白了，有頭腦的人就會思考了」；
「我這麼老了，說了這麼多。有些年輕人會罵我，在位的時候怎麼不說，怎麼不做！這種責罵是有道理的，我不能用客觀環境、客觀因素來推卸自己應該承擔的那部份歷 史責任。」
張偉國還表示，「我猜測，像他這樣一位有強烈抱負理想的，60年都沒有被完全腐蝕掉的中共元老，當然不願意就這麼樣離開這個世界，可以把他的這篇談話理解爲他對歷史、後人，至少是自己良知的一個交待。」
張偉國：超越中共底線 極大衝擊中共
這篇全文有近萬字的談話目前在網上流傳，引起很大反響。張偉國認爲，這篇談話對中共進行的分析和評論振聾發聵，分析中肯、深入、直指要害，可以看出，這是對中共腐敗制度有着深刻的認識和研究的一個老人的反思。
他說，這位老人很了解中共內部政治運作機制，他的這篇尖銳的談話，表面上使用了中共那一套講話的方式、語言、行話、術語，用圈內人聽得懂的話表達，對中共內部的觸動會很大。他的談話，可能外面的人看上去覺得很保守，但實際上句句都很到位，沒有隔靴搔癢的感覺，大家都能看出他擊中了中共的要害和最怕。中共體制內不管哪個派系的，都知道每句話背後的潛臺詞。
「這篇文章足以給中共一個沉重的衝擊，對於中共內部不同的政治派別應該都會有很大的影響。對於中共體制內良知尚存的開明派，或者猶豫不決的人士來說，這篇談話是一個很難得的答疑解惑式的反思，以及具有鼓舞作用的思想精神支援。只要良知尚未完全泯滅，還有一點點獨立思考能力的人，都會有深刻的觸動。對於那些堅持中共一黨專制的死硬派們，這也是一個相當有殺傷力的動作。」
張偉國指出，「對於中共高層人物來說，這篇談話是一個非常大的突破。他已經看到，中共已無藥可救，中國社會也是濫透了，也正因爲這一點，他的講話不少地方越出了中共的限制，對中共性質的定位和批評，都大大地超出了、從根本上超出了中共所能容忍的範圍。」
張偉國：中共的不敢回應 就是最大的回應
張偉國指出，這位老人不會在乎中南海知道其談話，而且肯定會讓他們知道。而且他對形勢有一個準確的判斷，他知道，中共不敢對自己施加很大的壓力，更不敢軟禁他，如果沒有基本判斷，當年就會像趙紫陽一樣犧牲掉了。
這篇「萬里談話」已經在網上發表、熱傳了10天，中共當局沒有像當初孟偉哉退黨時那樣的闢「謠」，而是保持緘默。張偉國認爲，對於這篇談話，中共的不敢回應就是最大的回應，也是一種無可奈何的默認。中共不敢有任何反應，因爲一反應就是最好的公關宣傳，那就熱鬧了。中共對此避之尤恐不及，根本不敢挑釁、批評，甚至討論，不敢碰，只能儘量讓人不談、讓人淡忘。
「這也說明中共統治已經很衰弱，窮途末路，管不過來了。管外面都管不過來了，更不用說裏面了。中共越來越下三濫，完全違反人的倫理。對於一般的人，他可能會打壓，但是對於這樣樹大根深的元老級人物不敢輕易下手。」
伍凡：自責是基礎 退黨才是出路
伍凡指出，「萬里談話」中對中共罪行的反思、對中共的絕望、對中共搖搖欲墜的現狀及必將滅亡的命運的直言，同時也是一位良知尚存、人性沒有被黨性泯滅的老人嗚乎哀哉的自責愧疚懺悔和對公衆的一點交待。爲之「奮鬥終生」的「革命事業」到頭來發現是虛假的、錯誤的，那種悲哀、痛悔和自責是非常巨大的。
伍凡表示，他相信這位老人的自責是真實的。這也代表了中共黨內一部份早期受共產主義邪說迷惑、到晚年方認清一些事實的人士的心聲。他們尚未泯滅的良知促使他們說出這樣的一番感慨，這也是他們作爲曾經的最高領導層中的一員對於人民的一點交待。
他指出，但是，自責只是一個基礎，真正要對己、對民、對國有利的話，就要認清中共根本無法改變的事實，要放棄所有的幻想和曾經的錯誤情感寄託，勇於退出中共，真正走向新生。
伍凡說，他希望「萬里談話」對於萬里本人和與此相關的諸多高層內的元老們是一個邁出這一步的起點。
高大維：退黨大潮衝擊中共高層 要害部門
全球退黨服務中心負責人高大維表示，這篇談話表達的不是一個人的心聲，而是中共體制內一批良知尚存、本性還在、沒有完全迷失的高官、黨員的反思，是道德良知的自省。也是在「九評」、退黨大潮衝擊下的精神覺醒、人性復甦、勇氣回升的必然過程。
高大維表示，中共已成爲衆夫所指，甚至在體制內從中央到地方，沒有不罵中共的。退黨大潮觸動了中國社會各階層，中共高官也都在以各種方式尋找後路。中共黨政軍高層很多官員幹部，偶然間得到退黨傳真、聽到退黨廣播，相當一部份人主動通過熱線電話等方式跟我們退黨中心聯繫，了解更多情況，有的化名退黨，甚至用真名退黨。
「我們收到的電話包括一些中南海打出來的，很高級別的官員，還有中央高層主要領導人辦公室打過來的電話，中央政策研究室有部份人集體學「九評」並研究。國務院官員也有聲明退黨的。中直機關、總政、軍委、警察、公安、二炮、導彈部隊等這些中共要害部門也有很多打電話詢問情況或以化名甚至真名退黨的。他們在認清中共邪黨的邪惡本質後，出於爲自己和他人考慮、以及爲國家和民族的責任心，他們選擇了退出中共的道路，以求良心得到救贖、生命獲得新生。這已經越來越成爲主流了。」
高大維指出，這些體制內的人士，他們雖是既得利益階層，但了解真相後發自內心的自省，了解越深就越痛苦，良心每天受譴責。當他們退出中共後，便感到身心輕鬆，精神解脫。
伍凡：高層棄共公開化 勸黨員棄暗投明
伍凡也指出，「萬里談話」是在退黨大潮不斷向前推進、促使人們反思中共邪惡、選擇未來新生的大背景下的現象。這顯示了中共已到了末路的末路，它的不得人心、衆叛親離已到了高層棄共公開化的程度。
他說，中共的邪惡本性決定它根本不會棄惡從善，無論誰都無法改變它。因此勸告所有良知尚未完全泯滅的中共黨內人士儘早棄暗投明，剝掉黨皮，退出中共，從裏到外真正做一個乾淨的人，這樣才能真正對己、對民、對國有利，是拯救自己和拯救中國的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