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二五」的起因
與其說是四二五導致中共鎮壓法輪功，不如說是法輪功在此之前所遭到的不公正待遇導致了四二五，而其後法輪功學員對自己權利的維護則招致了中共更殘酷的鎮壓。
1，法輪功傳出的背景和傳播的過程
法輪功是1992年5月13日由創始人李洪志先生公開向社會傳出的。當時中國正好出現氣功熱，五花八門的氣功有兩千多種。固然有許多人從太極拳、五禽戲等傳統功法中獲得了身體的健康，但在有些氣功師那裏上當受騙，花了冤枉錢卻治不好病的也有很多。而法輪功之所以能夠脫穎而出，這還得益於其對健康的顯著改善和對道德的顯著提升。
1992年9月，法輪功被確定爲中國氣功科研會的直屬功派。同年12月，李洪志先生率領弟子出席了在北京國貿大廈舉辦的東方健康博覽會。博覽會總顧問姜學貴教授對法輪功的貢獻給予了如下評價──「李洪志先生可以說是92年東方健康博會的一顆明星。我看到李老師爲這次博覽創造了很多奇蹟：看到那些拄着柺棍，乘着輪椅和各種行動不便的病人，經李老師的調治，就能奇蹟般地站立行走了。我作爲博覽會總顧問，負責地向大家推薦法輪功，我認爲這個功法的確會給人們帶來健康的身體和新的精神風貌。」
法輪功確實在改善健康方面展示出顯著的效果，《中國經濟時報》在1998年7月10日刊登了一篇題爲「我站起來了！」的文章，介紹了一位叫謝秀芬的病人在癱瘓16年後修煉法輪功而重新站起來的故事。這樣的事情，在法輪功修煉者中，可以說比比皆是，限於篇幅我不再舉例。翻開法輪功學員在1999年前的心得體會文章，可以看到有許多人都是這樣從沉屙頑疾中恢復了健康，其中不乏被醫院判了死刑的人。
除了對人身體健康的改善外，法輪功還嚴格要求修煉者提高他們的道德，改掉不良的習慣和嗜好，處處事事爲別人着想。法輪功對於練功本身的強調遠遠不如對於「提高心性」的要求，也就是按照「真善忍」的原則不斷做得更好。
《大連日報》1997年3月17日登了一篇文章《無名老者默默奉獻》，報導一位古稀老人，利用一年時間，默默爲村民修了4條路，全長約1100米，當人問他是哪個單位、給多少錢時，老人說：「我是學法輪功的，爲大夥兒做點好事不要錢」。1998 年初夏，中國發生大洪水。在一個抗洪工地上，有十幾個人，從早幹到晚，好像不知道累一樣。去視察的幹部問他們是哪個單位的，他們說都是自願來的，細問之下才發現，才知道他們都是煉法輪功的。《大連晚報》1998年2月21日報導了大連海軍艦艇學院的一位法輪功學員，2月14日下午從大連自由河冰下3米，救出1名掉進冰窟窿的兒童。
北京工體附近有一個退休工人，兒子1993年開始吸毒，到了1998年生命垂危。98年11月初去魏公村買毒品時，被抓住送到了海淀分局，在那裏呆了15天后，又被送到順義戒毒所。他父親說：「在那裏人家不讓他碰任何東西，開門、掀門簾，別人幫他做，他打電話人家也得墊上新毛巾，電話打完了，新毛巾就扔了，因爲他渾身上下都流黃水，連一塊好地兒都沒有，有一位皮膚科專家說，他沒有活頭兒了，讓馬上直接送往醫院。」這位退休工人當時已經開始修煉法輪功，問兒子還想不想活下去。兒子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也開始修煉，兩個月後又變成了一個健康人，毒也徹底戒掉了。
這樣的事蹟，在法輪功中不勝枚舉。法輪功要求每一個真正修煉的學員，都要用「真善忍」的標準來衡量好壞，在哪裏都做一個好人，這無疑對淨化社會風氣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
李先生1999年在悉尼接受中文媒體的採訪時說：「在我們中國大陸，有許多人是高級知識份子，有許多是高級幹部，甚至於是搞政治工作的，他們經過了文化大革命，有過思想信仰，追求過，也有過盲目的信仰，也經歷了這樣、那樣的運動，這些人是傻子嗎？他絕不是，他能夠盲目地追求一個東西、盲目地信仰一個東西嗎？這些人是絕對不會。」
李先生還說：「我們在國內沒有經過什麼宣傳，這樣大張旗鼓地去搞，在國際上也沒有這樣去做。我認爲佛法是嚴肅的，通過媒體像做廣告一樣吹，這本身就是不嚴肅，所以我們就一直沒有借用媒體來做這件事情。基本上都是學員覺得好，學了之後，他就把自己心裏的感受，身體的好轉，整個狀態告訴他的親戚、朋友。關於這方面的問題，我們任何一個人都不會對自己的親屬撒謊，對自己的丈夫撒謊。那麼說出的話就是真實的，絕不會我受騙上當了，再叫我的妻子、兒女、親戚、朋友再去上當，絕沒有這種事情。那麼也就是說，基本上是這樣一種形式傳的，不是我叫他們這樣傳的，而是他們自己感受非常好了去告訴別人，然後這些學員通過自身的感受再告訴別人；然後別人覺得好了，再告訴他親戚、朋友，基本上就是這樣。」
2，1999年以前所遭遇的不公對待及法輪功學員的應對
在1995年年初的時候，李先生赴巴黎傳法，正式把法輪功傳到海外，至1999年時已經傳到世界上30多個國家和地區。
法輪功在1996年初退出了中國氣功科研會，其中一個原因是李先生不再在國內辦班，同時因爲法輪功的一切活動都是免費的，而在中國氣功科研會卻要付管理費。
同時，法輪功在中國的傳播越來越迅速，到1998年底的時候，官方調查顯示修煉者的人數已經超過了一億人。當時幾乎在全國所有公園、體育場、居民小區，都會在一大早聚集起很多法輪功學員集體晨煉。譬如北京南禮士路到復興門立交橋之間，每個週末早上都有超過3000人的集體練功活動。
一位獨立記者曾經寫道：「在中國，聚會是受到禁止的，因爲中國共產黨認爲這是對其政權的一種威脅。一些有經驗的旁觀者告誡他們的配偶以及孩子：」你們的好日子長不了，無論法輪功多好，共產黨遲早會禁止他的。『「事實上從1995年開始，法輪功就不斷遭到攻擊。在博大出版社出版的《江澤民其人》一書中列舉了以下事實：李洪志先生學員衆多，其中也難免有猶大。在傳法初期，有幾個長春的負責人一再違反法輪功的規定，貪污挪用當時十分緊張的資金，篡改法輪功的功法等，李大師一再給他們改過的機會，但遺憾的是這些人最終還是走上了與法輪功對立的路。從1994年開始，他們就向中共13個部委寫信誣告法輪功，寫了幾十萬字，三大本，羅列12條罪狀，卻沒有任何事實根據。這些材料就是中共1999年剛剛開始鎮壓法輪功時所羅列的那些誣衊之詞。
1995年2月9日，中國法輪功研究會向中國氣功科學研究會（並轉報有關部門）寫了三份詳細的彙報材料，其中有一份專門針對長春8個人的揭發材料逐條解釋了事實真相。當時很多領導得知真相後都非常驚訝，還說：「原來法輪功這麼好，那爲什麼你們不跟我們聯繫呀？我們一直不知道你們呀！希望今後多聯繫。」這樣，1994年底的誣告揭發材料事件就算解決了。
關於氣功，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曾經作過一個著名的批示。1980年2月，由《自然雜誌》編輯部主持，在上海召開了第一屆人體特異功能討論會，邀請一些特異功能人士進行現場測試，胡耀邦也派祕書到場參加鑑定。不久胡耀邦指示中宣部，對氣功和特異功能「不宣傳、不爭論、不批評」。同時，允許少數人進行研究。82年4月，中宣部下發了傳達這個精神的通知。這就是著名的「三不」政策。
1996年，中宣部副部長徐光春趁負責氣功的副部長出國一個多月之際，召集十個中央大報總編開會，要光明日報刊登批判法輪功的文章，並要其它各大報轉載。隨後，中宣部管轄的新聞出版署向全國各省市新聞出版局下發內部文件，以「宣揚迷信」爲由，禁止出版發行《轉法輪》、《中國法輪功》等法輪功書籍。徐光春的做法實際上違反了胡耀邦制定的「三不」政策，想通過打擊法輪功撈取政治資本，當時就想給法輪功扣一個「初級簡陋邪教」的帽子。
但是各大報都有許多人修煉法輪功，真正執行鎮壓的國家機器——公安部中練功的人就更多。原來公安部部長王芳是個氣功愛好者，夫人則是虔誠的佛教徒。後來王芳退休後到了中華見義勇爲基金會。受到王部長影響，公安部練氣功的人相當多。尤其到了司長、局長、處長這一級，還有很多外地公安局或公安廳的廳局長就是法輪功學員。法輪功研究會的成員葉浩和李昌原來都是公安部的副局長、處長。
1996年的鎮壓根本沒來得及開始就收到了幾十萬封羣衆來信，澄清法輪功的真相，後來不了了之。羅幹在1997、1998年兩次想把法輪功定爲「邪教」進行鎮壓，先是聲稱法輪功是「邪教」，然後讓各地公安去搜集證據，等於「先定罪，後調查」。當時陸續有公安、統戰部和特工到法輪功的練功點上學功，並和學員一起學習《轉法輪》，其實都是爲蒐集情報。但是法輪功並無情報可蒐集，因爲法輪功學員的一切活動都是公開的，而且來去自由，誰願意來煉都行，不願意了就走，既沒有人員登記，也沒有會費。很多情報人員倒因此機緣而對法輪功有了深刻了解，成爲堅定的學員。
但羅乾的兩次「調查」還是在一些地區造成了嚴重後果。如：遼寧省朝陽市公安局，向所屬公安部門發出了朝公發（1998）37號《關於禁止法輪功非法活動的通知》，有的輔導員被數次罰款，累計金額達4000多元。有的不給收據單，有的祇給白條。由此引起40餘人到公安部上訪；1000餘人聯名投訴朝陽公安局侵害公民合法權益的違法行爲。新疆、黑龍江、河北、福建等地還出現基層公安部門強行驅散練功羣衆，非法抄家，私闖民宅，沒收屬於個人的私有財產等違法亂紀問題。
羅幹蒐集不到資料也很着急。他發現公安部這些負責氣功的人都很懂氣功，很多人也煉。鎮壓命令下去之後，相關的負責人根本不予理睬。於是羅幹在1996年開始特意爲此改組公安部，不但把編制改了，原來管氣功和懂氣功的人一律調走。
朱鎔基知道這件事情後把羅幹叫去批評說「放着大案要案不抓，卻用最高級的特務手段對付老百姓」。但羅幹自恃與江澤民關係好，把朱鎔基對法輪功的一份正面批示扣在手裏，沒有下發。
1998年5月，何祚庥挑起了北京電視臺事件。事情的起因是何祚庥對北京電視臺《北京特快》節目的一個記者造謠，說中科院一個孫姓的研究生，因練法輪功導致精神病。實際上孫當時表現的不正常狀態和法輪功毫無關係。孫的室友和孫的同學都多次以詳細具體事實向何講清了。可何祚庥在十分清楚事實的情況下，在電臺竟仍用同一假證對輪功做不實指控。許多從法輪功中受益的人自發去北京電視臺澄清事實真相。北京電視臺的一個副臺長看到法輪功學員的祥和，在了解真相後立即決定製作節目挽回錯誤宣傳的影響。事情得以圓滿解決。
鑑於法輪功的傳播越來越快，影響越來越廣，國家體育總局也於1998年5月對法輪功進行了全面調查了解。9月由醫學專家組成的小組爲配合此次調查，對廣東12553名法輪功學員進行表格抽樣調查，結果表明祛病健身總有效率爲97.9%.10月20日，國家體總派到長春和哈爾濱的調研組組長髮表講話說：「我們認爲法輪功的功法功效都不錯，對於社會的穩定，對於精神文明建設，效果是很顯著的，這個要充份肯定的。」其間，大連、北京等地對法輪功功效的民間調查也得出了一致的結果。
1998年下半年，以喬石爲首的部份全國人大離退休老幹部，根據大量羣衆來信反映公安非法對待法輪功練功羣衆的問題，對法輪功進行了一段時間的詳細調查、研究，得出「法輪功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的結論，並於年底向江澤民爲首的政治局提交了調查報告。
1999 年2月，美國一家權威性雜誌《US News and World Report》發表文章談到了法輪功在健身方面的好處：「國家體育總局局長說：」法輪功和其他氣功可以使每人每年節省醫藥費1000元。如果練功人是一億，就可以節省一千億元。朱鎔基對此非常高興。國家可以更好地使用這筆錢。『「回顧以上史實，我們看到自1995年開始，法輪功就開始遭人詆譭；自1996年開始，宣傳部門與政法部門的介入步步升級，但都因爲法輪功學員耐心地講真相而予以化解。
3，四二五
何祚庥因爲無法繼續在北京刊登攻擊法輪功的文章，就跑到天津的一家小報——天津教育學院的雜誌上發表了《我不贊成青少年練氣功》一文，將明顯違背法輪功原則的表現歸罪在法輪功頭上，暗示讀者修煉法輪功會出大問題，甚至導致亡國。許多法輪功學員感到，如果不能澄清事實，不但學員們的合法練功權利會受到威脅，練功羣衆還可能被別有用心的政客硬拉入骯髒的政治鬥爭中去。於是數千名法輪功學員自發陸續前往編輯部澄清事實。在雙方和平理性的會談即將結束，出版社方面準備發聲明更正之際，天津市突然出動防暴警察，驅散請願人士，毆打併逮捕了45名法輪功學員。海外媒體直指羅幹是此次暴力行動的直接指揮。天津市政府也對去請願的法輪功學員說，鎮壓是北京的命令，並鼓勵他們去北京反映情況。
消息傳到北京，當時的北京法輪功研究會負責人李昌、王治文、紀烈武等商談後，決定於4月25日去北京上訪，得知這一行動的法輪功學員也相互聯絡，結果那天緊鄰中南海的國家信訪局外請願人羣達到一萬餘人，這就是震驚中外的「四。二五事件」。
這天早上，朱鎔基接見上訪人羣。當時他連保鏢和工作人員都沒有帶，就徑直出了中南海大門和法輪功學員對話。在朱鎔基穿過府右街走到法輪功學員前，中南海里面才跑步跟出來兩個工作人員。可見朱鎔基非常了解法輪功修煉者是一羣和平的人。
朱鎔基開場就說：「你們有宗教信仰自由嘛！你們有什麼問題，你們派代表來，我帶你們進去談。」朱停了一下，又接着說，「我也沒法和你們這麼多人一起談呀！」
由於法輪功學員都是自發前往的，彼此大多不認識，並沒有什麼代表，於是朱鎔基就點了最先主動舉手的三個人。朱鎔基一邊轉身帶着三位代表朝中南海西門走，一邊大聲問道：「你們反映的情況我不是做了批示嗎？」這幾個人都愕然回答：「我們沒有聽說呀！」朱鎔基可能意識到他的批示被壓下去了，馬上換了話題說：「我找信訪局局長跟你們談，找副祕書長跟你們談。」說着轉向工作人員，吩咐找人。
法輪功學員的要求很簡單，第一、天津放人；第二、練功自由；第三、合法出版法輪功書籍。朱鎔基立即指示天津方面放人。
實際會談進行得並不十分順利，政法委書記羅幹、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王剛、公安部部長賈春旺、國務院副祕書長崔佔福以及北京市常務副市長孟學農等與法輪功學員對話，但是因爲江未給出談話底線，羅幹又想找法輪功的麻煩，沒有答應任何要求。後來，前法輪功研究會的李昌（公安部官員）、王友羣（監察部官員）等五人也進了中南海進行對話。
在國務院工作人員和法輪功代表會談之際，上萬名學員一直在外靜靜等候。到下午3點多時，中南海周圍戒嚴，江澤民坐着深色玻璃的防彈車繞中南海一週，觀察上訪人員的情況。他既沒有下車，更沒有和法輪功學員交談。
到晚上8點多，前法輪功研究會的幾位成員與政府方面會談完畢，在得知天津方面已經釋放被捕的法輪功學員後，中南海前的法輪功學員也很快散去，臨行時，地上連一片碎紙都沒有留下。
海外媒體一片讚譽之聲，既讚賞法輪功學員的和平理性，也讚賞政府的開明，並稱這是中共建政後官民第一次和平理性的對話，開中共歷史之先河。
事情如果這樣落幕無疑是個皆大歡喜的局面，然而江澤民卻暴跳如雷。
4月25日當晚，江澤民第一次在沒有徵求任何人意見的情況下，模仿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的做法，給政治局常委和相關人員寫了一封信，其中問道：「（法輪功）究竟同海外、同西方有無聯繫，幕後有無『高手』在策劃指揮？這是一個新的信號，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敏感期已經來臨，必須儘快採取得力措施，嚴防類似事件的發生。」江還說：「對法輪功這種組織，不能低估其帶有宗教色彩的號召力，有關部門必須加強研究並制定防範措施；由於法輪功總部在國外，這次行動不排除該組織有境外背景的可能。」
這封信隨後被中辦作爲通知印發，並特別註明：「請注意中央辦公廳的通知要求的是：學習貫徹落實，不是徵求意見、或討論研究。」
七年後，這封信被收錄在《江澤民文選》第二卷公開出版發行，並加上標題《一個新的信號》，成爲江澤民以個人獨裁方式主導鎮壓法輪功的最有力證據之一。
4，從四二五到七二〇
四二五事件之後，江澤民已經決定鎮壓法輪功。1999年6月7日，江澤民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關於抓緊處理和解決"法輪功「問題的講話中提到對法輪功」必須認真對待，深入研究，採取有力對策，中央已同意李嵐清同志負責，將成立一個專門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李嵐清同志任組長，丁關根、羅幹同志任副組長，有關部門負責同志爲成員，統一研究解決『法輪功』問題的具體步驟、方法和措施。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要密切配合。「1999年6月10日，中共中央成立了"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由李嵐清、羅乾等人負責，其下設立了」610辦公室「，該辦公室成爲跨部門領導機構，具有超越一切法律和規則的特權，無論是公、檢、法、司、經濟、宣傳、外交、特務等所有機構，都聽命於該辦公室執行中共對法輪功的鎮壓命令。
儘管中共的組織準備已經在6月10日開始，江澤民卻通過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在6月14日發表談話，其中說「連日來，一些法輪功練習者紛紛傳言，什麼『公安機關就要對練功者進行鎮壓了』，『黨團員、幹部參加練功就要開除黨（團）籍和公職』，『中國準備拿出5 億美元的貿易順差把某某某引渡回國』等等。這完全是無中生有、蠱惑人心的謠言。……黨和政府對待正常練功健身活動的態度是十分明確的，今年4月25日，中南海周圍聚集時，我們就明確宣佈了對練功健身活動的態度，後來又印發了《宣傳教育提要》，進一步闡明了這一精神。我現在再次重申：對各種正常的練功健身活動，各級政府從未禁止過，人們既有相信並練習某一種功法的自由，也有不信某種功法的自由……」
此談話模仿毛澤東「引蛇出洞」的「陽謀」，隨後對在外面公開練功的法輪功學員進行調查，並炮製詆譭法輪功的電視片，爲鎮壓法輪功做好宣傳上的準備。待一切就緒後，江澤民在1999年7月19日晚下令行動，開始在全國範圍內抓捕中共所認定的法輪功負責人。由於整個大抓捕開始時已經是7月20日凌晨，故各界普遍將「七二〇」作爲迫害開始的日子。
其後的鎮壓十分殘酷，被酷刑折磨致死的在明慧網上就有3258人（截至2009年4月9日的統計數據），實際死亡的遠遠超過這個人數。聯合國反酷刑組織、大赦國際、美國年度人權報告等多次確認中共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關押在中國勞教所裏的法輪功學員至今仍至少有十萬人。
二、幾點分析和說明
1，修煉法輪功首先是一個權利問題
法輪功作爲一種佛家修煉方法，有自己的功理功法。我們不能指望世界上的每個人都百分之百地認同法輪功的教導，但是祇要法輪功修煉者不危害他人（事實上，正如喬石1998年的報告所指「法輪功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他們的信仰和練功自由別人無權干涉。政府連干涉本身都是極端錯誤的，更何況以全部國家機器，動用最殘忍的專政手段對付一羣和平的人們，這是國家犯罪行爲。
2，法輪功是否不能容忍不同的意見？
這實際上是一個假問題。每個人都有權利發表不同意見，法輪功修煉者也一樣。如果他們認爲法輪功所說的是對的，特別是他們中有許多人是因爲練功而重獲健康，那麼看到否定法輪功的說法自然就想去澄清。他們希望別人不要被誣衊性的宣傳所誤導，甚至也能從修煉法輪功中身心獲益，這也是出自善心的行爲。而且他們的方式是和平的，態度是善意的，目的是溝通誤解，這些都無可厚非。
所謂「不能容忍」，如果我們說中世紀時代的宗教裁判所「不能容忍」「異端」，或者中共「不能容忍」不受其控制的信仰和組織，這個我個人倒是可以認同。因爲這種「不能容忍」的背後是以暴力懲罰爲支持的。換句話說，「不能容忍」的背後，有着令一般人爲之恐懼的後果。而法輪功是非常和平的。即使某個人對法輪功有不同的看法，也大可不必擔心自己會因此遭到法輪功學員現在所遭遇的那些迫害。
3，中共爲什麼要鎮壓法輪功？
從江澤民在四二五當晚的信中，我們不難看出，江澤民最害怕的是煉法輪功的人太多了——「對這種已形成爲全國性組織，涉及相當多黨員、幹部、知識分子、軍人和工人、農民的社會羣體，卻遲遲沒有引起我們的警覺。」
法輪功是做什麼的並不重要，祇要是「全國性組織」，祇要是「涉及相當多黨員、幹部、知識分子、軍人和工人、農民的社會羣體」，江澤民言下之意，共產黨就應該警覺。究其原因，由於中共並非民選，所以就特別害怕民間出現任何自由結社。在中共看來，任何社團都可能演變成一種組織力量。儘管法輪功僅僅是一個鬆散的健身團體，但對失去權力懷有過度恐懼的中共，把一切社團都當作潛在的威脅。
其次，江澤民鎮壓法輪功也是出於妒嫉，他說：「必須堅持用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教育廣大幹部羣衆。難道我們共產黨人所具有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所信奉的唯物論、無神論，還戰勝不了『法輪功』所宣揚的那一套東西嗎？」
江澤民這裏所謂「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教育」無非就是共產黨的那一套，包括江本人自己的「三講」。在一個正常社會中，執政黨不負責解釋道德。中共憑什麼認爲它自己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就絕對正確，憑什麼就要強加於人呢？他所提出的「共產黨要戰勝法輪功」決不是出於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唯物論、無神論」的自信，而是對暴力的迷信。
如果江澤民真的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有自信的話，應該讓法輪功公開講話，並讓「眼睛是雪亮的」羣衆去評判才對。而江澤民在鎮壓法輪功未果後卻惱羞成怒，提出「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截斷、肉體上消滅」的方針。
法輪功對民衆的吸引並無官職、錢財等誘惑，更沒有懲罰的手段讓人畏懼而不敢離開。民衆完全是因爲對身心有益而自願參加，並自願傳播。法輪功學員展現出來的道德品質，更反襯出中共的墮落。這也是讓中共非常難堪的一件事。
結語
四二五事件已經過去10年了。在10年的風雨中，法輪功學員無論遭到了多麼嚴重的迫害，他們還和當年站在中南海門前一樣，保持了和平理性的風貌，並用「講真相」的方式揭露和制止迫害。10年過去，共產黨卻越來越民心喪盡了。大陸每年的羣體抗暴事件至少有十萬起以上。在迫害法輪功的過程中，中共採取了多種惡劣手段，進一步導致社會道德墮落，亂象叢生。
如果沒有中共的組織、經濟、宣傳、外交、特務以及暴力機構的保障，江澤民迫害法輪功的政策不可能得到貫徹實施；而反過來，如果中共的領導人當時不是江澤民而是朱鎔基的話，也許迫害就不會發生。可以說，江澤民發起了鎮壓，而中共這架鎮壓機器執行了命令。這裏我們既要看清楚江澤民的個人責任，也要看到中共整體的罪惡。
──轉自《北京之春》09年5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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