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件事情究竟怎么发生的，现在情况仍然不是非常清楚。从各方面的报道来看的话，是在3月19日傍晚7点42分的时候，有一名蒙面枪手，袭击了位于石桥铺的解放军成都军区驻重庆物资站，在门口站哨的一个18岁的新兵韩俊亮身中两枪，抢救不治身亡。而韩的那支自动步枪和28发子弹被抢走。事情发生以后国内的媒体并没有进行大量的报道，就是连事件发生地的重庆，也只是重庆晨报转述了当地公安的说法，并没有很具体的现场情况，反而倒是香港和新加坡的媒体在这方面做了主要的报道。

从香港和新加坡媒体报道来看的话，他们明显的把目标指向藏人，据《明报》的报道是这么说的，说是重庆袭击事件是在西藏3-14事件一周年解除警报之后发生的，说是当局不排除是支持西藏独立或者是东突份子所为。但是当局在海外媒体采访的过程当中，并没有肯定这一说法。

另外，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就更有意思了，他的记者采访了出事的附近一家出售瓷砖的店老板，这位老板说晚上七点半左右，是有一部车开到，说是有哨兵过来检查，这个人就掏出枪来，朝哨兵开枪，哨兵当场死亡。他特别强调一点，就是作案的歹徒皮肤很黑。这个很黑在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当中，就把他指向藏人可能皮肤很黑。

另外，根据海外的报道，重庆的出租车公司向所有司机发布作案分子的相貌，这一点并没有经过出租公司的核实，只是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的，说是男性，身高一米七五，穿黑色风衣带黑色帽子，出租车公司特别提醒说是作案分子背了一把挎刀。

到了24日，官方在这之前，特别是公安系统并没有对此作详细报道，重庆市委市政府有出来讲话，但是只是市长表示，就是这件事情防范不够，说是有信心反恐。当局是把这件事情作为一个恐怖袭击来对待的，而且海外媒体把它称为是恐怖袭击第一案。24日，同样是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说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怖研究中心的主任李伟，分析这个事件不是一般的刑事犯罪，而是和恐怖组织有关。

今天我们就利用这个时间来分析一下这个事件。我想首先就分析一下，这个作案的动机，因为对于任何这种无头案，首先就是要看动机，从这个方面去下手，而不是普遍的在人群当中，象现在当局所做的，就是一万军警挨家挨户的搜索。这种搜索起的往往是一个表面作用，实质上是很难找到真正凶手。

根据刚才我说的国际关系学院反恐研究中心主任李伟的分析，作案者有两种可能性：第一是属于境外某个恐怖组织的成员，第二是境内接受恐怖组织思想的恐怖团伙。所以他这么说的，他认为是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的恐怖袭击事件。

我们看一下这个事件当中，他主要是两个动作，一个是杀人、一个是抢枪。这两个不大可能是同一个目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哪一个可能是他的目的。

如果是抢枪的话，那么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凶手是开枪杀人的，凶手自己手上有枪；另外一个就是社会上现在在中国大陆流传的枪枝并不少，即使是没有枪的话，他用多种方式可以得到。最简单的方式可以买枪，不论是在西北边境，西北省份还是在西南省份都可以买到枪。如果说像李伟这样说的“一个团伙需要枪枝并且利用枪枝来进行更多恐怖袭击”的话，他最不需要的就是在准备进行更多的恐怖袭击之前，把自己先曝露出来。所谓恐怖袭击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突然”。在这之前没有任何迹象，没有任何象征，多半也不发出这个警告，这才叫恐怖袭击，所以他们最不需要的就是在大城市的中心去抢军人的枪。如果说他们要为了以后更大的行动，那么在使用之前就不应该引人注意，所以李伟的分析是不太经得起推敲的。既然自己已经有了枪，自己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悄悄的得到枪枝，他是完全没有必要公开去抢枪的。所以为下一个恐怖行动准备枪枝的说法不太可靠。

至于说杀人，杀人有多种动机。其中最普遍的杀人是报复。一般来说中国人讲的是怨有头债有主，像杨佳袭警，杨佳是因为他受到了警察而且特别是上海市闸北区警察的不公正对待，所以他才去报复。而他的报复对像并没有离开他认为他受到不公平对待的那一部分，那个主使者就是上海市闸北区的公安局。

如果是恐怖行动杀人的话，它往往通过一个恐怖行动，向大众或者向当局来宣扬它的理念和它的目标。我们看到在中东的恐怖组织当中，一旦发生了有一个重大的恐怖行动，而且造成相当大的社会震动的话，至少有一个组织会出来宣称这件事情它要负责任。有的时候还有多个组织，以至于几个争先恐后的去抢这个作案者，也就是说事件出来以后，这些恐怖组织的倾向是去抢夺这个名声。就是它去宣称是他干的，尽管有的很可能不是它干的。所以去宣称是它干的可能性，比已经干了却不承认是他干的，这种可能性要大的多。而这案子到现在为止没有人宣布对此负责，如果说是某一个组织为了某个政治目标的话，那么最不可能的就是到现在为止还不宣布它的目的。

如果是一般民众对统治者的反抗，这种情况针对的更可能是地方的警察和地方的党政官员。因为作为普通民众来说的话，每天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鱼肉百姓、残害民众的是这些地方的党政官员和警察，而不是士兵。在目前中国大陆，和中国受压迫最深的民众发生冲突，在所有国家机器成员当中，军队和士兵是最少的。如果要排也是最后一个排到他们。即使是出动武装去镇压的话，最多的是武警而不是正规军。因为武警是有国内保卫安全的作用，而且它是受公安同级指挥的，尽管它也受中央军委的双重指挥，所以在绝大部分民间的群体事件和民众的抗暴事件当中，直接镇压的往往是武警，士兵是最少和民众冲突的。

当然上面所说的每一种可能性，你都不可能完全排除，因为所有的事件都有例外，但是如果是例外的话，你就不能说这是一个可以分析出来可能性最大的，就像李伟所说的恐怖组织的事件，因为如果是例外的话就不是这个组织。即使有可能是某个组织的成员的话，他也是单独行动，他只代表他自己。

再一个就是说李伟所说的这个“国际恐怖组织”可能性大不大？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是最小的，在奥运期间中共当局就有人表示，因为说是奥运反恐是很重要的一方面，那么他当时就是说中国和第三世界关系处理的比较好，所以受国际恐怖袭击的可能性很小。说和所谓第三世界关系处理比较好，就是当前所有支持恐怖份子的国家，所谓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些极端的国家，事实上中共和这些国家，也就是国际恐怖的支持者它是一贯关系比较好。如在伊拉克战争之前的伊拉克政府，现在的伊朗政府，现在的北韩政府，还有更早年的利比亚政府等等。那都是跟中共关系很好的，所以真正的国际恐怖组织到中国去袭击的可能性确实是很小的。其原因就是因为中共当局和他们勾结的很好。

在中国的一些“目击者”的证词通过海外的亲共媒体把矛头指向藏人。我认为作为藏人整体来说的话，达赖喇嘛是他们的精神领袖，所以他们在整体上是遵从达赖喇嘛的和平主义路线的，为此达赖喇嘛还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也就是说得到了世界上的公认。今年西藏人的大会在开会的过程当中，再次确认了用和平的方式、非暴力的方式来寻求自治，也就是仍然遵循着达赖喇嘛的和平主义路线。所以藏人做为一个团体，他们实施恐怖主义这没有可能性的。

这个事件我们把动机分析过以后，再来分析一下媒体的报道。根据中宣部和各地方政府的规定，对于突发事件的报道，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一定要遵照新华社的通稿，当然今年有了新的动向，说是新华社要对突发事件抢夺话语权，也就是说在网络广泛的传播之前，在海外媒体报道之前，新华社要主动的报道、积极的报道，而且要按照他自己想报道的方式报道，以免其他人报道了他们不想看到的东西，不想被人知道的东西。

但是这次不仅新华社没有控制，还允许海外媒体到现场去报道了，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记者，到了重庆事发的当地，而且竟然去采访到了所谓的目击者。要知道当时整个重庆已经几乎处于戒严状态，上万军警在挨家挨户搜索的时候，事发的当地难道还不是围得水泄不通，怎么可能让一个海外的媒体到那去采访呢？如果不是安排的话，几乎没有这个可能性。

我们可以同样比较一下，2001年在天安门自焚发生的时候，当时有CNN的记者在那里摄像，但是立刻就被抓住了，而且没收了录像带，以至于后来在中共当局说他们公布的录像带是来自CNN的时候，CNN马上就说他们的记者早就被抓了，而且录像带被没收了，他们不可能去拍摄后来的那部分。在去年拉萨事件发生之后，中共当局立刻把西方媒体全部驱逐出境，以至于当时拉萨事件就没有西方的媒体在那里进行第一手的报道。所以我们看到允许《联合早报》到现场去采访本身就十分可疑。

第二个就是瓷器店老板的目击证词也是非常可疑的。官方媒体发出过一个所谓监视录像截图，在这个截图上，说明这是一个蒙面歹徒，也就是说他的全身都蒙住了，包括他的脸都被蒙住了。只露出眼睛来。如果是一个蒙面歹徒的话，怎么可能认出他皮肤黑？除非是有人告诉他你就这么说，你说这人皮肤很黑。而且这个参加的人数，瓷器店老板说2人，后来又有一种说法是4个人，后来究竟是几个人这个报道的很混乱。

当然了这个事件是个突发事件，对于人数的报道混乱了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没有看到他皮肤黑怎么能说他皮肤黑。再一个就是当天这个人会不会穿短袖，不会的，根据这个录像截图看来，穿的是长袖衣服，况且当天，就是3月19日这天，重庆的气温是14-23度，没有必要穿短袖。

第三，19点42分这已经是黄昏了，天气基本上已经黑了，因为21日那一天，重庆的日落时间是19点03分就是傍晚7点03分，也就是说事发的时候是日落以后39分钟。一般日落以后40分钟街面已经非常黑了。这时候一个目击者可以看到某个人皮肤黑，这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最后一个就是说背一个跨刀，从这个报道本身所说的重庆出租汽车公司通知大家说，有个人是背着跨刀的，而且在公布的录像截图上面，也说他背着跨刀，但事实录像上并不能看出这个人是背着跨刀。

而且如果说是一个恐怖袭击，他最不喜欢发生的事情，就在他袭击之前就被人抓住。而在中国大陆，刀具的管理、刀具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如果街上有一个人背着一把刀在行走的话，很可能在路上一出门就被人截住了，就被保安截住了，这时候他要所做的那件事情就做不成了。所以出门为了去枪杀、抢枪却背一把刀，而自己手上还拿着枪，这种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他会不会是一个刑事暴力犯罪集团？因为这次杀人抢枪手法相当专业，而且他们逃跑的路线也似乎早就设计好了。大家知道在一般的暗杀行动当中，困难的是能够在暗杀行动结束以后逃跑，而且重庆市已经出动上万人挨家挨户的搜索，全城都已经封锁了，居然一点线索都没有，或者现在当局宣布有了一些线索，但事实上肯定是没有破案，因为如果破案他早就公布了。所以我们要把注意力集中在那种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身上，是不是可能暴力刑事犯罪集团，因为他们要去搜集武器，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任意杀人。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李伟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因为刑事犯罪集团，他的主要目标是为了钱财，杀人抢枪却没有涉及到钱财，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我也同意这种说法。以前曾经发生过张子强的案子，但是张子强集团主要是绑票勒索，他的最终目标是钱财，即使在过程当中有杀人行为，有抢枪行为，但是他不会离开最终钱财这个目标的。在这个案子当中我们看不出这个目标来。

在中国大陆，社会上有一个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系统，在中央有一个综治委，那么到下面各级都有综合治理委员会。这个综治委有一个叫社会治安一票否决权制，也就是说当某个地方社会治安出现重大问题的时候，比如说出现群体事件，群体上访，警民冲突的，法轮功学员上访，像这个情况当地的党政一把手就会被扣分，如果严重一点的话，会受到处分甚至降职，最严重的可能是撤职。

所以在中国大陆，以前以稳定为最主要目标的时候，就是稳定压倒一切，地方官员全都是想尽一切办法来保平安，来阻止民间上访，为了这个目标不惜大量的制造冤假错案，不惜甚至屠杀酷刑。大家知道《华尔街日报》有一个记者叫伊安-约翰逊(Ian Johnson)，他曾经因为连续报道法轮功的事件而获得“普立兹奖”。他报道的山东陈子秀被打死的案件是他的最重要的一个报道。当时山东法轮功学员在 1999年中共开始镇压以后，很多人到北京去上访，后来吴官正为了阻止山东的法轮功学员进北京上访，就一级一级的要各级政府保证自己属地没有人去上访。这些地方官员就把法轮功学员先抓起来毒打，陈子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打死的。

这是在全国各地都是这种情况，但是这只是一般的情况。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上看，就在中共的系统当中，特别是爬到最高层的这些人当中，往往是由于在处理危机的时候，就是当地发生危机，而他们在处理危机的时候，由于心狠手辣，而被最高当局被中共元老们发现，从而爬到权力顶端的。江泽民当年就是在上海出现《世界经济导报》事件以后，在六四之前，他由于非常果断的处理了导报事件，所以就在退休之年被调到北京，执掌中央最高权力。

而胡锦涛当年之所以被中央这些领导人看中，很大的因素就是在六四之前，在西藏的那次镇压。所以各地维稳的时候，当出现重大的事件，重大的安全事故的时候，并不一定就会对当地最主要的中共领导人造成危害，他如果利用这个机会的话，加紧镇压的话，很可能他就会重新爬上去，而且会突破他原来的框框。

在中国大陆统治的系统里面，我们看到有一类人，他和特定的事件建立了直接关系，这就是特定事件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它是由中共自己特定的政策而建立的，这个集团一旦建立以后，它的存在、它的发展、它的扩大和这个集团所有成员的个人的利益，就完全依赖于这个政策的延续。

在拉萨最近有一些报道，就说藏民们发现半夜三更出去张贴所谓藏独传单标语的，竟然是驻拉萨的公安国保人员，也就是公安系统人员。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查到了传单，查到了标语的话，就会有奖励，而他们自己的重要性也会通过西藏某些地区的不安定，所谓动乱来得到加强，他们的地位才会重要。所以他们就贴了，贴了以后他们自已再去揭下来，然后去揭发，他们就会得到一定的奖金和奖励，这个奖励就变成了他们的利益。而不停的有传单的出现，就表明他们在那里的重要性。

大家看到周永康在担任公安部部长这么多年当中，实际上中国社会治安情况越来越糟糕。按照社会治安一票否决权制，公安部部长早就应该被否决掉了。但是他不但没有被否决掉，他的地位反而越来越重要，而且公安部门越来越扩张，就是因为他们的重要性和社会的动乱程度是有直接关系的。社会越动乱，他们越重要；而偏偏不是社会越动乱越说明他们的工作做得越不好。他们会把这些社会动乱变成他们升迁扩大权力的一个机会。

在这之前，我们知道在西藏问题上，曾经有一个统战部西藏局局长毕华，因为她的电脑被骇客，有一些关于重要的西藏秘密文件被泄露出去而被撤职。这个机构，他们是属于和西藏有关的部门，在西藏问题上也形成了特定的利益集团。像统战部的西藏局，它们就是这个利益集团，包括西藏那些党、政、军里面的藏族干部，他们也是这些利益集团。它们今天的地位，它们这个机构的设置，它们的存在就和中共的西藏政策是有直接关系的。中共制定了那样的西藏政策，才能使他们这样的人能够生活下去，而他们要继续生活下去的话，继续想要享有特权的话，就必须保持现有西藏的政策。

这就是为什么尽管达赖喇嘛一再宣称他不寻求独立，他仍然是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下争取自治，而中共一口咬定他就是要独立，这就和别人宣称、和别人实际的行为相差太远，就是因为整个这一批西藏政策的官员，他们配合中共的政策，一定要让达赖喇嘛变成一个“藏独的头目”，一定要把整个流亡政府说成是西藏独立的。这样的话，才能使他们本身这个集团的权力能够维持下去。

在迫害法轮功的时候，也是一样的，设立了一个 “610办公室”。这个“610办公室”协调全国迫害法轮功的事宜，它的权力就不断的扩张，而对于法轮功所有的问题，它们既是收集情报的，又是执行政策的。按照西方人说的话，就是“利益冲突集团”，它们和这件事情是有利益冲突的。它们会越来越扩张，而且它们希望这个镇压政策继续下去，而且要扩展开来，包括对家庭教会的迫害和其他民主人士的迫害。它们希望这种“迫害”要继续下去。所以它们要不断的制造事端。不断的制造事端，才能使它们这个部门变得越来越有必要存在，变得越来越重要。它们和中共中央的政策是吻合的，它们又在不停的加强这个政策的持续和发展。所以在中共的机制当中，（对错误政策的）自我调节的机制是几乎不存在的。

我们再看一下，当前重庆的市委书记是薄熙来。薄熙来在中共的官员当中下一代，就是第五代的官员当中最早出道的。而今天却让李克强和习近平到了中央政治局，他不仅离开了辽宁东北的这样一部位，而且离开了中央的部一级，就是商业部，最后被放逐到西南的重庆。虽然也是直辖市，但是重要性也远远不如北京、上海这样的直辖市，所以他肯定是不甘心被放逐在重庆的。如果说在重庆有什么重大的事端，他能够借此立功的话，他是有可能试一试的。在这之前，3月18日的时候，明慧网发表了一篇文章，说重庆的法轮功学员正在遭到薄熙来大规模的镇压。

要知道在中国，突发事件往往被当权者用来做为镇压他真正要镇压人的借口。所以突发事件发生了以后，像这种“专业性”的谋杀事件发生以后，我们没有看到它们从专业的角度，却弄了上万的军警挨家挨户的搜索。它真正要查的是什么人？很可能真正要镇压的不是这个去枪杀哨兵的人，而是它想要镇压的法轮功学员、西藏的民众、西藏的喇嘛，还有一些维权人士，这是它们真正要镇压的人。

就像我们讲的公安部，它们自己已经变成了社会动乱的一个既得利益者。像周永康他自己的地位现在是受到了一定的威胁，因为他毕竟是属于前朝江泽民系统的人。虽然中共需要这个枪杆子来镇压别人，但是它们也不希望前朝的人在继续贯彻江泽民的路线。现在周永康原来在公安部的部长助理正在接受调查，周永康想维护自己的统治，想维护自己的地位的话，这类的事件也会对他有一定的帮助。我们看到公安部部长孟建柱立刻就赶到重庆市处理这个事情。而公安部又直接是受周永康的指挥。

所以我们讲，当一个大规模的事件出来以后，像这种突发事件出来以后，我们首先要分析的是它的动机，谁会从当中得益？哪些集团会从当中得益？而且这个集团会利用这个事件来做什么？这才是我们需要分析，需要我们重视的。